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把谎言当“真理”是中共宣传部长的职能也是技能》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了在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前一年，一个叫徐迅雷的内地作者在他的《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一文中介绍“文革”时期毛泽东和江夫人的的意识形态总管姚文元在接到人民日报呈送的“请戈培尔编辑收”的“反革命匿名信”后不但没有下令追查，反而是悄悄锁进了自己家抽屉。足见这位姚文元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他及他掌管的整架党国宣传机器的所做所为与当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殊无二致。
而当时向姚文元呈报这封“反革命匿名信”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本意是要把这个把他称之为“戈培尔编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追查出来，“一定要让他人头落地”的。
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一直都是鲁瑛。他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调到北京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因为他文化低，水平差，不断闹笑话。后来被华国峰称作＂草包总编。＂鲁瑛闹得最多的笑话，是念白字。
有一次，鲁瑛在报社做报告，把墨西哥说成“黑西哥”，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把赤裸裸读作“赤果果”，使台下笑声不绝于耳。鲁瑛急了，生气地说：“‘墨’也是黑的，有什么可笑？你们这是‘吹毛求屁’。”
另有一次，他见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竟称：“夏鼎同志你好！”事后，有人仿夏鼐的口气写了一首打油诗：“夏鼎同志你好吗？我说惶恐不敢当。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和我攀交情。”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里有不少关于鲁瑛念白字的打油诗。这些打油诗中的一部分后来被收集到批判四人帮的内部学习材料里，流传了下来。
第一首起因是鲁瑛念报纸念到＂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戈。＂有诗作曰：
台湾海峡起风波，导弹不足刀枪多。可叹母舰万吨重，肩抗大刀去游戈。
鲁瑛讲志愿军事迹的时候，讲到志愿军去炸坦克＂覆带。＂又有诗云：
此公足智又多谋，设计武器好处多。坦克履带换覆带，如此爬坡不怕磨。
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时候，中国大肆声讨，人民日报自然是声讨的主力。鲁瑛大讲东巴巴西战争，吓人一跳。有诗云：
东巴巴西才开战，大洋难设运兵站。交手最是无情处，万里相隔用导弹。
海外保钓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鲁瑛每天都要说＂钩鱼岛＂如何如何。有诗云：
忽听有个钩鱼岛，打开地图仔细找。找来找去找不着，想是潮大淹没了。
鲁瑛把＂洛杉矶＂叫＂洛彬矶＂，，也是人民日报社里经典的笑话。有诗云：洛杉矶与洛彬矶，两只矶儿差不离，多根木头没关系，你要扛去也可以。
还搞笑的是，当时的斯里兰卡的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被鲁瑛叫成了＂班禅夫人。＂有人写了打油诗：喇嘛从来不配偶，班禅夫人从何有？乱点鸳鸯今胜昔，鲁瑛赛过乔太守。
这首打油诗的原作者有才是没得说，但他当时哪里想得到，班禅喇嘛真的是被邓小平批准娶了个小他二十岁的夫人，鲁瑛乱点鸳鸯还被他蒙上了。这位班禅夫人姓李名洁，是著名国民党降将董其武的外孙女。班禅夫人为了班禅生了一个女儿后，班禅带着这个婴儿专程前去探望了他“在共产党里最好的朋友”习仲勋。网络上有照片为证。
《历史要永远当心“戈培尔第二”》一文特别的感慨的就是中共政权里的“戈培尔之一”姚文元于文革结束二十九年之后去世的消息被人民日报抵调通报之后，许多网友跟帖发布评论，有的问“姚文元是谁”，有的说“这是一位老人的逝世”....
这些不知道“文革”、不晓得“四人帮”的年少者能够问出“姚文元是谁”，就足以证明姚文元之后的“戈培尔”们，从王任重往下，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刘奇葆，哪个都在把谎言当真理宣传的同时，还成功地令整个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从不知道共产党政权居然曾经是那样的丑恶。尤其是到了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出身的中共政权的“现任戈培尔”刘奇葆这一任上，不但把“文革反思”当成政治禁区，甚至竟敢为“文革”涂脂抹粉。
据报道：今年7月1日，知青博物馆鸟巢展开业典礼上，毛泽东纪念馆馆长杨勇赠送知青题材剪纸作品。
北京知青博物馆，展览面积1600平方米，耗资逾400万元人民币，所展图片和物品大部分来自黑河市知青博物馆。展区开始是习、李的雕像，最后则以习的话作结：”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据消息人士称，从所展高层内容之多就可以看出，该馆与官方关系非常密切，亦可能得到上层首肯。展览内容大纲经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亲审，王还捐赠了照片和手稿等展品。
对此，自由派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公开表示，王伟光参与策划，“无怪乎展览（有）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
博物馆负责人回应称，展览是为了弘扬知青不畏艰辛精神，未考虑加入反思内容。他又认为知青不等同于文革，纪念知青精神不是文革回潮。习、李均曾公开表示知青经历给自己带来磨练。据悉，大陆知青博物馆已逾百家，但建立“文革”博物馆却未有进展。
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登基之前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境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都曾大肆渲染过习近平的“知青”背景，本意是想证明无论是习仲勋当年的监狱生活还是习近平的知青生活，都是吃了共产党的苦，受了毛泽东的罪。没成想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快就洞察到外界舆论都在用他和他全家的“文革中的不幸遭遇”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共产党。所以专门对刘奇葆发出指示，要求对他个人的知青经历“一定要从积极的一面宣传”，“多宣传我们知青一代曾经经受的不是苦难而是意志和精神的磨练”。
刘奇葆本人也是习近平一样是知青出身，而且也和习近平一样曾经是农村生产队里的党员干部，而且也和习近平一样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且更和习一样，日后都通过“在职学习”得到了学位。习近平简历里说他是博士，据说刘奇葆是主动要求让自己的学历“只是硕士”。
笔者在本专栏过去刊出的《“工农兵学员”赢在了政治起跑线上》一文中已经介绍过，习近平登基的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有中共官媒的分析文章统计说，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知青一代，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分析认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全面进入决策层，无疑将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向。
中共政权会什么会在如今的习近平时代里出现了满朝文武尽是工农兵学员的现象，是因为所有跻身中共政坛的工农兵学员们相比于恢复高考之后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的同龄人们，又赢在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的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迫下放乡村。全部八十二万名“工农兵大学生”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本是农村青年出身，所以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中有幸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只有不足八十万，占全部1600万下乡知青的百分之五不到。
如此说来，虽然包括习近平、刘奇葆等人在内的全部工农兵学员和其他所有“知青”都是“文革”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只是从被迫“上山下乡”的一个角度而言。再若从“工农兵上大学”的角度而言，所有的“工农兵学员”无疑又是整场“文革”运动，或者说“文革”荒唐制度的最大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受益群体。当时说到底还是靠“拼爹”才获取被“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所有“工农兵大学生”，相比于绝大多数普通“知青”而言，绝对是“文革”运动中产生出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当时能够凭被”推荐“上大学的形式赶在”文革“结束之前即早早返城进而成为国家干部，是以剥夺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知青人口的平等竞争机会为前提的。
读罢笔者本文，应该就不再奇怪为什么习近平十八大“组阁”时相中了刘奇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