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斗小民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上）
近年来，媒体时常报导农民在同地方当局的利益冲突中被打、被杀、被关的事，比如保定绳油村事件、番禺太石村事件、汕尾东洲事件等等，政府的强势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也存在一些例外，农民的抗争有时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在农村，我们也时常能听到有些农民在与当地政府的抗争中取得一些成果的事。
河北某地一个居住人口大约5,000人的村子，书记叫苏小东。此人为人奸猾，缺德少义，曾因打架斗殴、伤人过重被判入狱二年。2001年苏小东刚出狱时被当时在任书记王元看中，认作干儿，用村里集体所有财产为其建房娶妻。苏小东为王元忙前跑后，打人、收税，没少立功，更为王元器重。二年之后，换届选举，苏小东忘恩负义，拿出村委账目，揭发王元贪污。由于人证、物证俱在，镇里也只得让步，王元被迫下台，苏小东就此当了村支部书记。
2003年国家所收农业税超额，退税58%，到2004年农业税又多收25%，其他村用03年的退税做农业税上交，不但没有征收新税款，还将04年节余税款都退给了村民。唯独苏小东，不但2003年多余税款不退，还继续征收2004年的。村民找他评理，他说多余的税款都盖了大队了。村民又问村北头的树卖的钱哪去了，他也说盖大队了。当时，村里有人因没房，也没有房基地而在村外废弃地建简易屋居住。村民激愤地问：“大队建了，没房住的能住这儿吗？”苏小东一直避而不答。
此事一直拖到05年春，村民要求罢免书记，苏小东又露流氓本像，打伤村民马贵，其他村民已忍无可忍，他们自发为马贵打了棺材抬到村委院子里，对村干部说：“打死他吧，打死了就装棺材里，打不死他，从今天起地租一分都不交”。还有人花重金从北京请来记者宣传造势，记者来了三次，赚的钵满盆溢，还印了宣传册。苏小东看众怒难犯，躲起来不见村民。直到现在棺材还在村委院子里，且从那时起，村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无人管理，水电费、地租都没人敢收。
2005年，国家取消农业税，村里给农民每人六分好地，七分坏地共一亩三分口粮地，若还想种更多，就要花高价到村书记那里去租。苏小东想重新分地，收回土地后高价租给村民，遭到反对。村里电线杆上、墙上到处贴着号召村民起来罢免苏小东的传单。另有一批人租车到镇政府反映问题，拿出土地30年的承包合同，让镇里主持公道。出租车司机公开表示：“只要是去镇里反映情况的，白送，不要车费。”大概不到一个月，苏小东迫于压力，召集全村人重新分地，并作了一些让步。有土地租赁合同的继续按合同租地，没有合同，又想多种地的农户就只能高价另租了。至此，苏小东终于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但是以往的骄横气焰有所收敛。
村民通过上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得了一定的成效，细想起来，其实也是各种原因促成的。首先，苏小东用闹事的方法搞倒了王元，在镇里得不到支持，关系网还不够发达，找不出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其次，05年春的一场“大闹村衙门”已经使他明白，这帮子农民决不是好惹的。第三，闹事的并非全部村民，苏小东只要割舍很小的一点利益作一下调整，安抚一部分人，就能顺利保住更大的利益，他做着并不难。第四，这次是在村子内部闹，并没有牵扯到更多官员的利益，上边也就没有人出头来弹压村民。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所以农民暂时“胜了”。
另一个故事，也是在河北──在“西气东输”工程中，国家铺设管道要经过的一个小村子。
村民在承包地里种植了许多杨树，因铺设管道，须挖除沿线一部分。村长告知村民，每棵树木政府赔偿20元，村民不答应，说要到石家庄请律师打官司。并说已经打电话谈好，官司赢了，给律师提6%做代理费。村民你一声我一声地喊着：“不长价就打官司！”村长见势不妙，马上满脸堆笑，对村民连哄带吓：“你们都当着打官司那么易呀，一拖就好几年，律师赚钱了，你们吃西北风呀！别老瞎能耐了，听我的吧，官司别打了，我给你们多要点不就得了，每棵补50行不行？”。又有村民说：“我的树棵大，年头多，50不行，我还得请律师”。村长连忙说“别请了，请什么呀，那么大老远的，麻烦人家干什么呀，我给你多算几棵得了。”
事过不久，村民又来找村长，“你是给我多算了20棵，也不能少算我八分地呀，这不行，我还得找律师。”村长这个气呀：“爷爷爷，你是爷，啊，我给你补上，行了吧？”
临村有许多村民，得了消息的都找大树枝插在地上冒充树苗，以此多要些赔偿。施工的工人拔树时见有些树太好拔，有人就说：“这树怎么直晃悠，这倒好，我们拔着一点也不累，个个都成了鲁智深了。”这些还都是好的，要比起五里外的郞村，那是小巫见大巫。
郞村，有一老农见工程的规划线已经划好，下午回家找了一车大树枝拉着准备插到地里，正好被铺设管道的施工队看到，一个小头目上去跟老农说：“大爷，您就别插了，您今天插好走了，明天我们还得给您拔，全卸这吧，数数多少棵，我们直接赔您就得了”。
一个妇女在划的线上沿着线插山芋秧苗，还插了许多枣树枝，最后多得了1,000多元赔偿。
铺设管道时刨土压到了一个村民的十棵小白菜，他找不到头儿，就跟开挖土机的司机纠缠，司机只得绕开了那一段。第二天，这人见地上已经平了，知道管道已经铺完了，可施工队还没走远，他追上工程队，一下子跳上挖土车，抢走了司机车钥匙，并留下话：“要拿钥匙去找马明（这个村子的村长）。”然后迅速下车跑了。
到马明处，马明对这个村民说：“别闹了，别影响了人家的工期。”
村民说：“我不管，我的白菜谁赔？”
“不就是压了十来棵小白菜嘛！”村长说，“没完没了的，你这种人呀，怎么说你好呀，你这不是讹人吗？赔你100块钱行了吧？”
这村民拿了赔偿还了钥匙，高高兴兴的走了。这100元在当时当地可以买1,000多斤白菜。
村民看似在政府手里争到了一些利益，其实在事件背后，村书记早已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村官们不会替上头下来的施工单位补钱来满足村民的要求，他所做的就在施工方与村民之间吃些好处，当村民要找律师时他又怕事情闹大，自己的事情就很容易败露，所以分出些好处来稳定人心。要不，村长怎么当时就能拍板决定给多少补偿呢？
第三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个农村小企业主的。春立开了个自行车组装厂，现在的生意很不好做，客户总是要他们的货又不给现款，当地的各个部门也对他们不断敲诈勒索。这一天，收税的税务员又找上门来了，春立开始还是好声好语的请求：“现在生意不好做，外边欠账一时又收不回来，拿什么交呀？你们就算行行好、积积德，缓一段儿时间行吗？”税务员说：“我哪有那个权利呀，上面说让收我们不就得收吗？要是我能说了算，一句话，把你们的税都免了。你大老板当着，这么大的厂子开着，这点税还交不起吗？”春立见跟个小税务员磨牙也没什么用，假意接了个电话说有事，开车跑了。以后凡说税务所的人，他一律都不见。
后来税务所来了电话，说再不交税，所里要采取强制措施。当时春节也快到了，各要钱单位都催钱催得很紧。春立给所长打电话，开口就说：“我是春立。”对方说：“啊，春立呀，你好你好！”“我好个屁，这个年我就要过不去了。”对方一听，就知道要磨税，于是说：“兄弟，这话你别和我说呀，你过得去过不去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春立说：“不和你说和谁说？连过年的钱都没有，还追着屁股要税，让人活吗？”所长说：“兄弟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干买卖是你自己要干的，不是谁拿枪逼着你干的。要是不好干，总赔钱，不会不干了吗？你要是不干了，谁还能找你要税？都说不好干，怎么一个停业的也没有哇？”一句话把春立逗得火冒三丈，对着电话吼道：“我操你妈妈！”“哎，兄弟，你怎么骂人哪？”“骂你？骂你是好的！”春立对着电话说：“今年年三十，我就让你擦去（“擦去”是当地土话，死的意思，有强烈的贬意。），我活不了你也别想活。”这下局长害怕了：“你看你急脾气怪脸的，有话就不会好好说？。”春立还没完：“你们逼的，你们天天办公室一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知道别人活着多难吗？一天到晚国税、地税、管理费、检测费……八百六十样儿，还让不让人活了？”所长说：“这样吧兄弟，不就是为了那点税吗？我作主了，你比别人少交1,000，晚交三个月。三个月你年过去了吧？你不易，我们也不易，这年头谁活得也不容易。”春立也不是非要跟他拼命不可，见所长做了让步，他也笑笑，“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三个月后，我亲自给你送去。”
交易就这样谈成了，其实无论国税还是地税，交多交少机动空间很大，都是主管人自己定，地方往往会把这个政策当成抢劫私营小企业的合法的借口。近年来私营中小企业数量锐减，据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个体工商户自1999年以来的六年时间，从3,160万户下降到2,350万户，总共减少了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根源即在于此。
地方官员大都是本地人，不出意外情况的话，都是要在当地终老的，他们都会想到自己有权利不保的一天，一般都是软欺硬怕，不会轻易得罪横茬的。而春立，不断以连哄带吓的方式处理着各种部门的骚扰，比起其他懦弱的私企要少拿很多种税，但由于地方政府只知道收钱，不会依法管理，他的厂子又没有权力背景，还是一天天衰败，艰难的支撑着一个空壳。
从上面的事件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这样想法：国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只是手里有权的人可以方便的拿、经常的拿，百姓只可以有机会时拿，少量的拿。国家的财产说到底都是普通百姓创造的，国家领导即不生产也不劳动，甚至没有治理好国家，他们没有产值，百姓抢自己的东西，贪官也抢百姓的东西。这是一种全民瓜分国家财产的狂热症。而最终要承受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代价的却只有普通的底层百姓。
升斗小民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下）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是因为反抗当地野蛮计生制度而被地方当局扣了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遭受到严重迫害。而我这里介绍的却是一些完全没有法律常识的普通百姓反抗计生制度的故事。
在农村，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几乎就没有人执行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在这里，一胎化的政策形同虚设，地方上的干部知道制止不住，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到孩子生下来了，罚点款了事，既惩戒了当事人，地方上也多了些收入。可是有些农民，既要生孩子，也不交罚款，对地方当局软磨硬抗。
河北永明村，一家王姓农户，是因为超生，地方政府不断到他家追收罚款。一天，计生办的六、七个人一起来到他家里，让他交罚款，王姓农户理也不理，自己埋头在院子里磨刀。计生办的人来了一院子，对他说：“你看，我们来了这么多趟了，把钱交了吧，交了钱你不就踏实过日子了嘛。”姓王的农户白他一眼，又自顾磨起刀来：“你们看有什么值钱的就拿吧，我没钱。”来人抬头望了望，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屋子里有一点没人要的破家俱。转过头对他说：“你先跟街坊借点，以后慢慢再还呀。”王农户这次头都没抬，也不说话，狠狠地磨着刀。计生办的人听着沙沙的磨刀声，心里一阵阵感到渗得慌，一个个偷偷往外溜。不一会都走净了，以后也再没来过。
河北渔头镇，有一家农户姓张，超生一个孩子，按政策罚款4,000元，镇计生办轮番派了几次人到他家要钱都没要上来，于是镇计生办决定要采取强制措施。一行十几个人来到张家，开走了张家的农用柴油三轮车，让他们拿4,000块钱到镇里来赎车。那知道张家跟本没人去赎车，计生办留着农用车也没用，于是，十几个人又来到张家。这次他们同样没要到钱，见到院子里有一口刚打好的棺材，是给这家主人的母亲用的。就雇人把棺材抬回计生办，几天过去了，东西还是没人来赎。他们就再次来要钱，这次他们请了当地派出所警察协助办案。
两辆汽车装了十几个警察浩浩荡荡来到张家，车子刚进胡同，三十几个村民，手里分别拿着铁锹、镐、叉子、棍棒扑向警车，没头没脑地打，警察们个个只顾抱着自己的头，车子的玻璃全部被敲碎，车上没下来一个人，直接开回去了，第二天计生办将农用三轮车和棺材全部送了回来。从此再没有人来张家要过罚款。
这两例事件都与计生有关，第一例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他只是一直在磨刀，用磨刀暗示计生人员：你别惹火了我。把罚款的人吓跑了。这当然是我们乐于看见的，但是像王这么幸运的人能有几个，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第二例事件中，村民有准备，直接武力对抗。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事吃亏的是农民。警方可以以暴力抗法抓他们，但这次他们没有。看似偶然，其实细想也正常。计生罚款数额不大，没有油水，官方没有必要花太大成本。我们说民不敢告官，怕官报复，其实官也怕民的报复，百姓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大家一起死。这个时候，往往是官员们先怕起死来了，他们觉得这样为公殉职不值。所谓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个时候一般百姓会赢。
在河北与北京交界处，有一处收费站，农民梁名达经常从这过，他开自家农用三轮从河北到北京卖菜。有一次，车子开到收费站，前边横栏已经挡住了去路，收费小姐说：“15元！”梁名达不想交钱，他觉得每天来回交两次钱太多了，再把烧油的钱加在一起一车菜就要去多一半的钱了，如果赶上菜不好卖，就白给他们干了。他硬着头皮跟收费站顶：“我没钱”。“你没钱怎么还出来？”收费小姐有些不耐烦了，“你快点，别耍赖，后面都还等着呢”。“我真没钱，要不我回来给你”，梁名达还想磨蹭，一个值班员过来，不由分说，就让他把车开到收费站的大院去了。
到了大院，站长问他怎么不交钱，梁名达耍赖说：“我交了，她不给我开票，你们要是不让我走，我就给交通队打电话举报你们”。说着他拿起手机就拨交通队电话，站长怎么劝也劝不住。20分钟后交通队来人了，一进屋就问：“谁说收费站收钱不开票”，梁名达马上站起来说：“我，我说的，我交钱了，他们不给我开票，我就是问问，你们是这样规定的吗？”，交通队的人说：“哪有这个规定呀？行了，你走吧，我们查查”。梁名达问：“你们要是查不出来呢？”，“不可能”，交通队来人说：“要是查不明白，收费站从站长开始，这个月奖金都没了”。梁名达窃喜，心想这次终于出了多少年受的气。
收费站的人是不是从上到下都被罚了奖金梁名达无从知晓，但他知道，从那时起，只要是他的车子经过，收费站就跟本不拦他，也不收他的钱。
又一次，他经过另一个收费站，车上装的东西太多，超宽了，收费站通道太窄，过不去。他要走收费站旁的宽车道，但这里放了一排活动铁栏，需要有人搬开才行。这应该是值班员的工作，梁名达按了几次喇叭，那值班员一直没动。梁名达只得下车，朝栏杆跑过去，他也不搬铁栏，却对着收费站柱子上的牌子按电话。值班员起初以为他是要自己搬栏杆了，没想到他是要打举报电话，吓的他三步两步跑到梁名达面前问：“你要干什么呀？”梁名达慢慢说：“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这栏杆归谁管。”值班员连忙回答：“我管，我管，我这不是给你搬来了嘛。”这一次梁名达不但顺利通过的收费站，而且超载也没被罚款。
梁名达自己说他用这样的方法一连扳倒了几个收费站，现在，只要是他经常过的收费站都认识他的车，知道他是刺头，一路畅通无阻，到好象他是什么国家干部了。
设在国道上的收费站对过往车辆收费很高已经是怨声载道了，梁名达可以长期不交过路费，他一个既没钱又没权的普通百姓，单靠打几个举报电话就能让收费站这么怕他吗？可能是因为收费站本身管理就很混乱，怕见光的事很多，再有中国没有法制而是完全采取人治的方法，一些不涉及中共根本利益的捣乱行为，官方有时也会作些让步，以免把一些小事闹大。他们对“违法”者都是采取机会主义的处理方法，梁名达只是碰巧成功钻了这个空子。
以上一些基层民众在同当局的利益争夺中，采取的都是一些自发的胡乱想起来的方法。这些升斗小民的抗争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有和平的，也有一些准暴力的，有些甚至象是无赖。他们用这些方法不断地争夺着自己的利益。中国自古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为什么还是有人敢出来抗争，即使是单打独斗都不退缩？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只要你到农村看看，看看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只能靠拉人力车为生的人；看看因为超生被罚的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的人；看看被交警扣了车索要高额罚款而急的蹲在地上抓自己头发的人，你就会明白，他们反抗，只是因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还要活着。
由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出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没有法制的社会不会管理得很好，地方上的政策法规伸缩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谁厉害，谁能争，谁就能占到一些便宜，奉公守法反而倒是吃亏的。这是制度教人往坏路上走。其次，看似平和的社会，其实矛盾已经累积得很深了，人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把平时积压的怨恨在一些具体事上表现出来。第三，在最基层的农村，中共已经开始渐渐失去他的统治权威。农民在向我讲述他们的抗争故事的时候都会很兴奋，他们觉得这是很值得炫耀一番的“经典战役”。百姓已经开始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挑战权力。总之，社会的不和谐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很强烈了。
注：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