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朱鎔基，一九九一年，我在中國公共關係協會所屬的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會擔任秘書長，為提高精品的知名度，我通過各種渠道，請全國人大、政協、中顧委和各部委四十多位負責人題字。不久朱鎔基調來北京任副總理，我向他寫了請求題字的信。他的秘書顧某打來電話說：「你的信收到了，他從來不題字，請你理解。」
一年後的「三?一五」國際消費日，央視報道上海霞飛化妝品廠「偽劣產品曝光」與事實不符，使這個殘疾人的名牌工廠瀕臨倒閉，商家紛紛要求退貨。出於對民族工業的保護，我打電話給顧秘書反映情況，他立即叫我寫個報告送到中南海，三天後朱老兄作了批示，使「曝光問題」圓滿解決。
一九九二年十月，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會「猴年杯」在瀋陽舉行，我有機會和右派市長武迪生結識（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武去以色列考察，飛機失事身亡）。在這之前的一九八九年，武迪生回到母校東北工業學院（現東北大學），有學生問到他：「你有沒有外快？」武說：「沒有」。學生又問：「你家有幾大件？」武說：「只有黑白電視機，還沒有彩電。」這令人難以置信。
當時，武的助理馬向東負責接待我們（在武死後，此人很快從市長助理升為副市長、市長，玩權貪污，常去澳門葡京賭場豪賭，一夜竟輸去近五千萬元，被判處死刑）。瀋陽人好酒，一餐飯吃幾個小時，除正式場合，武從不參加。在我們十多天的交往中，有兩件事的印象很深。一是，國產精品會的抽獎活動，他抽到一台二十二英寸的長虹彩電，立刻捐給機關幼兒園；再一次是我們為答謝支持者的宴請，無論怎樣請他也不到，他向我攤牌說：「我們都是右派，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才重新工作。我是市長，要以身作則，所以任何吃請都不參加，你應該理解。」為表歉意，他請我和太太任蘅芳去他家中一敘。他說：「我的家誰也不知道，從不請任何人來，你是例外。」我和太太準時步行而去，他住在普通居民樓，很一般，四居室，客廳只有十四平方米。家裡的擺設很簡單，沙發和茶几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他對這樣的生活條件並不覺得「掉價」，也從未感到寒酸。相反，他倒覺得自己很充實，很自在。他的夫人是教師，穿戴極為一般。閒談中他說：「我任市長只管三件事，一是把經濟搞好，人民生活提高；二是狠抓教育；三是抓衛生和環境，吃的東西一定要乾淨。在城市建設上盡可能少拆遷或不拆、不遷，保持古城原貌。」他說，有的人會當官不會做人，有的人會做人不會當官，有的人會當官又會做人。我問：你屬於哪種？他說：「你說呢？」我不知該怎麼說。老百姓對他的評價是「清貧市長，一塵不染。」
一九九四年老右派范敬宜在人民日報社做總編，因當時中國公共關係協會歸人民日報社主管，而中華國產精品推展會又是它的下屬機構。兩家發生矛盾，因此去找范敬宜。他聽完我的陳述說：「我只管辦報，不管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