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根据维基百科，秘密警察也称为政治警察。他们通常以秘密方式执勤，目的不是维持法律秩序，而是维持当政政府免受攻击，并经常被用作政治迫害的工具。

 

在集权国家，秘密警察常作为国家级恐怖主义的行使人，监控人民思想、未经审判秘密处刑，犯下许多反人性罪行。有显著秘密警察活动的国家，常常被称为“警察国家”。而对于对冷战时期的东欧人来说，反对政府是件危险的事。一旦被打上“异见人士”的标签，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就会对你严密监视，将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并对你采取恐吓、威胁、迫害等手段。1989年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的秘密警察系统也随之寿终正寝，一些国家也通过法律对秘密警察进行惩罚，而这一切都在告诫那些仍在行恶的共产国家的秘密警察们，做了什么迟早是要还的。本系列将按国别阐述几个东欧国家秘密警察的罪恶以及它们的结局。

 

系列一：波兰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二：捷克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三：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四：东德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一：波兰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波兰有一部名为《三位好友》的记录片，讲述的是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具有共同反共理念的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在大学时代结为好友。然而，梅勒斯卡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不时地将两位好友的言行上报给秘密警察，这导致皮雅斯被警方逼供、殴打。当皮雅斯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时，为了保护后者，秘密警察将皮雅斯暗杀。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

 

这个真实故事揭开了波兰秘密警察黑幕的一角。波兰秘密警察机关称为波兰国家安全部，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拥有极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通讯设备。大量的史料表明，波兰共产党正是依靠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对整个国家进行恐怖统治的。在1945年到1948年期间，有8,700名反波兰政府成员被杀死，绝大多数都是由秘密警察干的。在1947年举行的所谓选举中，秘密警察秘密逮捕了反对派著名人士，并雇用11,500名线人渗透到各个地点，以监视民众。据悉选举的前一周，国安部军警和内政部军队总共逮捕了5万到6万名的农民党党员，因为农民党在竞选时势力比较强大。

 

波兰共产党通过所谓虚假选举上台后，除了取缔一切政党，实行一党专政外，波兰还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取缔教会，并继续利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

 

秘密警察监控的主要对像有军人、抵抗战士、共产党干部以及二战以前的政府官员等。1953年1月，秘密警察将全国520万人列入了黑名单，而这占整个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随时受到国安部的严密监控，在必要时还被搜查、逮捕，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与共产党合作或反对共产党。资料显示，仅在1948年就有上万名共产党干部被处死；至1954年，被送入劳改营的富农达84,200人；到1951年全国共有2千名的神职人员被逮捕。

 

国安部除了通过秘密警察监控社会，还征募线人。截至到1949年夏天，波兰已有7万4千名线人，另外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600多个小型安全组织，每个组织下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依靠这些线人，秘密警察将迫害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如果工厂发生停工或者发生爆炸，就会被推定为是反革命所为，导致不少无辜工人被逮捕。二战期间曾拥有独立司法和媒体的波兰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司法黑暗，酷刑普遍已是常态。

 

1953年后，随着非斯大林化，波兰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才开始逐渐减轻。从1956年到1981年，秘密警察的监控对像集中在法律界、地下反抗运动、天主教会和知识界，并继续对他们采取恐吓、威胁、逮捕等手段。

 

波兰工人不懈的抗争

 

但即便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下，波兰工人仍分别在1956年、1970年、1976年和1980年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罢工。虽然每次罢工都被残酷镇压，都有人遇害和被逮捕，但波兰工人的勇气从没有失去。在1980年的大罢工中，诞生了团结工会，电工瓦文萨成为领导者。团结工会提出了要有自己的报刊、有自由出版权，要“自下而上夺权”。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很快得到了波兰知识份子的支持，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想再次动用秘密警察和军队暴力镇压的共产党高层暂时妥协，承认团结工会合法。不过1981年，时任总书记的雅鲁泽尔斯基迫于苏联的压力，将其取缔，瓦文萨被拘禁。团结工会转入地下。

 

波兰走向民主

 

1988年，罢工再度爆发。1989年2至4月，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同意团结工会合法，并通过了改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等重要协议。6月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9月，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任期6年。1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

 

1990年11月，波兰举行大选，瓦文萨当选总统，他提出了“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的口号。他决心带领波兰走上一条新的民主转型之路。

 

妥协协议的危害

 

不过，1989年团结工会在和波兰共产党谈判时，因担心政权交替发生流血冲突而签署了一项协议，即“同意放弃开放秘密警察档案的要求”。在这一协议的约束下，原共产党秘密警察档案里大量特工、线人和他们迫害民众的罪行没有被公布，而他们遍布全波兰的各阶层各领域，包括社会名流。新政府允许他们继续留任。而这些原共产党人，大多数并非洗心革面，只是改头换面而已。

 

由于大量原共产党人的存在，他们限制了一些媒体的透明度，即不能公开揭露一些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共产流毒的深层原因，从而减弱了媒体对政府和社会生活的有效监督作用。一些曾在波兰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知识份子也以“和解”之名，反对追究和清除前共产党高官和线民。

 

追究秘密警察和线人罪责

 

1997年，波兰议会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首次颁布了一项类似捷克《除垢法》的法案，但调查范围只局限在政府和社会高层，涉及人数不超过三万。因此，大部份前秘密警察的情报人员未被公开。

 

2006年，在法律与正义党的卡钦斯基孪生兄弟分任波兰总统和总理后，对共产党时代的波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明化调查呼声再起。卡钦斯基兄弟认为，迄今为止，前共产党员、腐败的经济界人士以及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情报的人共同组成的“灰色网络”，还在掌控着波兰这个国家，从而导致了波兰社会的混乱，因此，清查是必要的。

 

2007年1月波兰政府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内向议会提交法案，立法惩处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秘密警察成员。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开始生效。补条例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包括议员、国家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士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

 

二是委托波兰国家回忆研究所（IPN）将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所有前波兰秘密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线人和受害人名单整理成册，供今后的历史研究与查证所用。而根据这项法案，波兰70万精英人士要交代清楚自己那段做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法案言明：如果有人拒绝填报声明表格，或隐瞒事实，将被革职，十年内不得担任原职或从事原工作。

 

这部肃清共产主义余毒的法案生效实施，标志着波兰在去共化的道路上大大前行了一步。尽管在实施中，因触及到前共产党官员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抵制，但民众要求曝光、清算的呼声甚高。

 

2008年，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的退休金的法律在议会被通过。支持这项法律的人士认为，前秘密警察享受优惠退休金违反了波兰宪法规定的社会公正原则。但这项法律遭到波兰左翼政治势力的激烈抨击，左翼上诉宪法法院要求取消这项法律，不过最终失败。

 

2010年1月，波兰开始实施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实施后，前秘密警察的退休金会减少1倍，一些当年参预镇压反对派运动的共产党官员和秘密警察将领的退休金甚至会减少两倍。前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比如雅鲁泽尔斯基的每月的退休金会从过去的2千8百美元左右减少到1千6百美元左右。据悉，这项法律涉及的人数达到了4万人。

 

显而易见，实施这项法律不仅能提醒人们不应忘记过去历史，更对那些至今迫害异议人士的共产党政权官员敲响警钟，那就是做了什么迟早要还的。

 

 

系列二：捷克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这是一组摄于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照片，照片上的布拉格街道空旷，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没有商店和餐馆，而那些镜头中的焦点人们，形形色色，男女老少皆有。他们有在路上和熟人聊天的，有推车去超市购物的，有在上班途中的，有在公园游玩的……而那些匆匆走过的背景人物，基本上是脸色忧郁，没有半点笑容。照片传递出的氛围压抑、凝重。

 

秘密警察的监视行径

 

是谁为捷克人留下了如此清晰的历史影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摄影者们乃是捷克的秘密警察们，当年的他们像空气和影子一样，将所监视的对象——异议者、宗教人士、外国人等，在看不见的瞬间一个个拍下、存档。而他们的“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垮台十几年后的2009年，在莫斯科展出，摄影展的名称就叫“秘密警察镜头中的布拉格”（Pragu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ecret Police）。

 

根据展览介绍，1968年捷克发生“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后，秘密警察们加大了监视范围。一直到1989年共产党倒台前夕，捷克活跃着众多秘密警察和众多的线人。秘密警察们重点监视对像除了各界知识份子、宗教界人士外，还有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通常采用的手段是在外国人经常居住的酒店部署、伪装或买通工作人员在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监视外国人行动；而到过西方国家大使馆的所有捷克普通人也都被秘密警察拍照，每个人的身份都被秘密警察调查过。

 

而对于异议人士的监视则是重中之重，即由拥有专门的行动代号和至少两组特工大概6-10人轮流执勤。秘密警察们一般都配备了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照相机隐藏在大衣、香烟盒、文件箱里。与苏联东欧其他国家秘密警察一样，秘密警察的职能包括：记录人们所言，向上级汇报；恐吓民众，让民众害怕；制造假象，强迫人们与之合作，从而扩大告密者队伍。

 

捷克共产党垮台

 

1989年下半年，受波兰、东德、匈牙利等国民主化运动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民众在全民公决中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捷共被迫答应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捷共惨败，被迫交出政权，并在选举半年后停止一切活动，宣布解散。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走向了民主、自由。1992年12月，联邦解体，次年1月1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

 

最早通过“除垢法”

 

共产政权倒台后，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和异议人士。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线民。1991年，捷克又通过了“除垢法”。lustration（除垢）是源自拉丁文的捷克词汇，意思是光线，指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该法旨在对前共产党的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捷克是最早通过“除垢法”的国家之一。

 

根据“除垢法”，曾在共产党政府任职情报系统或特务机构的人员、线人，前共产党高层，5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据统计，此后的5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1万5千多名前共产党线人和帮凶被判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当然，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老百姓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这说明即使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不少人选择坚守道德底线。

 

追究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人罪恶

 

1993年，捷克又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对于共产党政权的罪恶，捷克也是追究的最为彻底的东欧国家。捷克议会颁布法律，命令当局退还1948年2月25日没收的私人财产，恢复所有被不公定罪者的名誉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

 

1994年，捷克地方法院恢复了220，000人的名誉。捷克还对1948年至1989年期间共产党政权的罪恶予以全部追究。1997年调查了98人，20起案件业已生效，5起法院已受理，一名前国安局官员被判五年徒刑。

 

在捷克民众的要求下，2010年11月30日，法院裁定，“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2011年1月7日，捷克司法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近千名法官和检察官有前捷共党员身份的名单。其中法官618名，约占在职法官3076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检察官359名，约占在职检察官1272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布拉格高等法院的领导层都有捷共历史背景，院长伏拉基米尔•斯迪博甚克( Vladimir Stibořik )和三个副院长全在名单中。

 

上述信息的公开，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卫星电视台还做了24小时(ČT24 )的全天播放，并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这场对道德观念的讨论评价。电视台还鼓励大胆而勇敢的法官站出来“认账”反省。有评论认为，公开这些信息，有利于社会监督法官、检察官在办案中是否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

 

捷克现况

 

在新的民主政体下，捷克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被誉为“波西米亚虎”。据捷克《捷通社》报导，2010年第三季度统计，捷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2.8%，超过欧盟平均增长速度2.2%的水平。而2014年10月捷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票面价值计算，捷克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89年至2014年期间增长了500％以上。1990年捷克人的平均工资为3,170克朗，2014的平均工资为25,800克朗。扣除通胀的影响，平均工资增长了8倍还多。这样的捷克怎能不让中国人羡慕？

 

系列三：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2013年2月，美联社曾报导说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因嘉奖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鲁利安‧弗拉德，而引发了众怒。罗马尼亚政治评论人士斯塔莲‧塔纳斯说，这一授奖“如同过去的幽灵重现”。据报，弗拉德于1987至1989年期间担任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曾因为镇压1989年的民众抗议而被判刑25年，但入狱4年后获释。他目前担任一个中罗双边友好团体的副主席。

 

秘密警察力量和统治

 

臭名昭著的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为罗共的秘密警察机关，1948年8月成立。成立之初，得到了不少来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其任务是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清除共产党政权的对立面。最初安全局有4641人，1951年，人数即增加了4倍。

 

1956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该部门工作的人数达到了25468人。据说，除了庞大的工作人员外，其估计有约76万名线人和11000个相关监视机构。还有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每30个罗马尼亚人中就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显然，以罗马尼亚的人口按比例计算，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在东方共产党集团中可以算是最大的秘密警察力量之一。

 

在齐奥塞斯库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几乎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它与东欧其它国家如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相比，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公开的反抗运动，也没有出现过大量的异见者，而这除了东正教国家特殊的政治传统外，显然与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系统有关。秘密警察是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最忠实的执行者。

 

一个反抗者的故事

 

罗马尼亚当局正是通过强大的秘密监控系统，将那些潜在的异见者挑选出来，除了通过解决他们的生活等问题将其收编外，还采取高压政策，进行胁迫、迫害，使他们选择在忍耐中服从。一些被迫害致死。美籍罗马尼亚女诗人卡门•布甘曾搜集了秘密警察监控其父亲的1500页档案，“拼凑”出了自己“不太平”的童年。

 

根据她的描述，其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初，年仅20多岁的布甘先生和几个朋友在抱怨后，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但他们没有想到，当天参与讨论的人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结果他们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

 

1964年，布甘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后，秘密警察一直如影相随。不堪忍受这样生活的他选择了逃离罗马尼亚，但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布甘再次入狱。1969年，布甘重获自由，并结了婚。他的妻子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二人为了生计，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经济危机，食品短缺日益严重。买不到食物的罗马尼亚人将怒气撒到了布甘身上。终于有一天，他对妻子说他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于是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开始打印反政府传单。当警察上门时，他们就将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除此而外，布甘甚至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抛撒传单。他因此被判处10年监禁。

 

因为布甘在狱中表现不好，他的家人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而且秘密警察配了一把他们家的钥匙，且不准他们拉上厨房的窗帘。诗人后来还知道，她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她对父亲的感情。

 

1985年，诗人的母亲被迫与父亲离婚。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布甘出狱，但仍处于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骚扰中。最终，他们一家成功进入美国大使馆，并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1989年年底，布甘一家人来到了美国。同年底，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安全局的罪行可从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记录中找到。

 

其它的抗争

 

布甘一家的遭遇无疑具有代表性。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罗马尼亚的少数异见者发出了更为大胆的声音。如当时在雅西市的大学中心，有一份为大学生办的《对话》杂志，其中的文章常常发出与当局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声音。1983年5月，杂志发表一位编辑的通信，对当局宣称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色雷斯血统进行了嘲笑，结果所有编辑都遭到开除。信的作者佩特雷斯库在出国旅游时与巴黎一家媒体建立了联系，接着又在1987年布拉索夫市的罢工中主动接受这家媒体的采访，并提到罗马尼亚无所不在的罪行，势在必行的道德重生，工人与知识份子建立联盟的必要性等。

 

其后，佩特雷斯库还撰写了一篇题为《论恶的结构》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了罪恶的制度。

 

秘密警察寿终正寝

 

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国家安全局运作到1991年。之后，罗马尼亚国会批准了一项法案，改组国家安全局，将其分为不同的部门。安全局试图与过去的镇压分割。前安全局局长弗拉德被判入狱25年，一些工作人员虽然平安退休，但秘密警察工作的背景业已成为他们的污点，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无法从政。而罗马尼亚法院也开始着手处理与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但迄今为止惩处的不多。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正式解密。摆满档案文件的货架长达35公里，其中25公里是关于受害者的档案；此外，还有线人的档案。这些档案库被称为“邪恶库”，国家调查委员会首席调查员那格特表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有关人性的罪恶、人性的弱点乃至勇气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始作俑者——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终于寿终正寝了。

 

系列四：东德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平均买2.3双鞋，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布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算在自然死亡里面。如果你打电话去问安全局的人，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往来而自杀，他们一定会沉默，然后会仔细记录你的姓名。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或者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

 

这是德国2006年拍摄的并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窃听风暴》中的一段对白。该影片讲述了了1984年东德东柏林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一名秘密警察因负责监听一名男剧作家及其女友（知名演员），而逐渐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以至最后暗中对他们施以援手的故事。影片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影片表现出的恐怖、压抑的气氛正是当时笼罩在史塔西的高压统治之下的东德的真实写照，东德秘密警察不为人知的窃听行为以及对异议人士和民众的迫害亦由此窥见。

 

令人叹息的是，以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扮演秘密警察的乌尔里希•穆埃，在现实生活中，也曾是史塔西的受害者，因为他所挚爱的妻子就是秘密警察的线人。

 

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同事彼此监视……沉痛的真相在东德垮台后成为东德人难以承受之重。据悉，当年东德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学者约翰•科勒在其《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东德线人（非正式合作者）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史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而线人不仅包括被监视者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也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无处不在的史塔西

 

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史塔西，总部设在东柏林，其主要功能是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镇压反抗人士等，而“党的剑与盾”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口号则“我们无处不在”。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可以说，在东德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其监听设备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史塔西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而自其创建以来，正式雇员就不断在增加。1974年，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依靠这些庞大的秘密警察和线人，直至其1989年底解散前，史塔西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东德人。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8人被史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史塔西的秘密档案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正是当地史塔西的办公大楼。显然，这个庞大的秘密机构已经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因此急于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火光引起了途径此处的一位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赶来的市民们赤手空拳的冲进了史塔西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史塔西档案的行动由此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柏林史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史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同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其中共有170万人的东德人申请，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

 

首个阅读秘密档案的东德人

 

1992年，迈克尔•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原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其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而报告者有他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

 

当年的贝雷特斯是个温和的环保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激进的反对派，因为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的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而他也懂得如何自我约束，并小心翼翼的不越雷池一步。然而，他仍然被史塔西秘密监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的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响应，他还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而幕后的操纵者正是史塔西。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则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无疑，上述人的经历是600万被监视的东德人的代表，而当他们从秘密档案中知晓出卖自己的包括自己的家人、朋友时，那份锥心之痛外人无法感受。

 

清算秘密警察和共产党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即德国的除垢法。根据该法案，德国不仅投入了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还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在前东德1700万人，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7万8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

 

调查后，18万教师中有2万人被解聘；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万2千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多个东德共党最高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和判罪。如被称为“隐面人”的史塔西沃尔夫1993年因叛国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刑6年，2006年在柏林家中死去。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2000年被判入狱6年半。

 

如今，史塔西早已死去，但矗立在柏林的史塔西博物馆却时时在提醒人们，往事并不如烟。

前言：根据维基百科，秘密警察也称为政治警察。他们通常以秘密方式执勤，目的不是维持法律秩序，而是维持当政政府免受攻击，并经常被用作政治迫害的工具。

 

在集权国家，秘密警察常作为国家级恐怖主义的行使人，监控人民思想、未经审判秘密处刑，犯下许多反人性罪行。有显著秘密警察活动的国家，常常被称为“警察国家”。而对于对冷战时期的东欧人来说，反对政府是件危险的事。一旦被打上“异见人士”的标签，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就会对你严密监视，将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并对你采取恐吓、威胁、迫害等手段。1989年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的秘密警察系统也随之寿终正寝，一些国家也通过法律对秘密警察进行惩罚，而这一切都在告诫那些仍在行恶的共产国家的秘密警察们，做了什么迟早是要还的。本系列将按国别阐述几个东欧国家秘密警察的罪恶以及它们的结局。

 

系列一：波兰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二：捷克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三：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四：东德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系列一：波兰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波兰有一部名为《三位好友》的记录片，讲述的是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一个真实故事：具有共同反共理念的瓦兹坦、皮雅斯、梅勒斯卡，在大学时代结为好友。然而，梅勒斯卡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秘密警察的线人，他不时地将两位好友的言行上报给秘密警察，这导致皮雅斯被警方逼供、殴打。当皮雅斯开始怀疑梅勒斯卡是奸细时，为了保护后者，秘密警察将皮雅斯暗杀。

 

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

 

这个真实故事揭开了波兰秘密警察黑幕的一角。波兰秘密警察机关称为波兰国家安全部，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拥有极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通讯设备。大量的史料表明，波兰共产党正是依靠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对整个国家进行恐怖统治的。在1945年到1948年期间，有8,700名反波兰政府成员被杀死，绝大多数都是由秘密警察干的。在1947年举行的所谓选举中，秘密警察秘密逮捕了反对派著名人士，并雇用11,500名线人渗透到各个地点，以监视民众。据悉选举的前一周，国安部军警和内政部军队总共逮捕了5万到6万名的农民党党员，因为农民党在竞选时势力比较强大。

 

波兰共产党通过所谓虚假选举上台后，除了取缔一切政党，实行一党专政外，波兰还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强行取缔教会，并继续利用秘密警察进行恐怖统治。

 

秘密警察监控的主要对像有军人、抵抗战士、共产党干部以及二战以前的政府官员等。1953年1月，秘密警察将全国520万人列入了黑名单，而这占整个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随时受到国安部的严密监控，在必要时还被搜查、逮捕，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与共产党合作或反对共产党。资料显示，仅在1948年就有上万名共产党干部被处死；至1954年，被送入劳改营的富农达84,200人；到1951年全国共有2千名的神职人员被逮捕。

 

国安部除了通过秘密警察监控社会，还征募线人。截至到1949年夏天，波兰已有7万4千名线人，另外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600多个小型安全组织，每个组织下有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依靠这些线人，秘密警察将迫害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比如，如果工厂发生停工或者发生爆炸，就会被推定为是反革命所为，导致不少无辜工人被逮捕。二战期间曾拥有独立司法和媒体的波兰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司法黑暗，酷刑普遍已是常态。

 

1953年后，随着非斯大林化，波兰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才开始逐渐减轻。从1956年到1981年，秘密警察的监控对像集中在法律界、地下反抗运动、天主教会和知识界，并继续对他们采取恐吓、威胁、逮捕等手段。

 

波兰工人不懈的抗争

 

但即便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下，波兰工人仍分别在1956年、1970年、1976年和1980年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罢工。虽然每次罢工都被残酷镇压，都有人遇害和被逮捕，但波兰工人的勇气从没有失去。在1980年的大罢工中，诞生了团结工会，电工瓦文萨成为领导者。团结工会提出了要有自己的报刊、有自由出版权，要“自下而上夺权”。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很快得到了波兰知识份子的支持，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最初想再次动用秘密警察和军队暴力镇压的共产党高层暂时妥协，承认团结工会合法。不过1981年，时任总书记的雅鲁泽尔斯基迫于苏联的压力，将其取缔，瓦文萨被拘禁。团结工会转入地下。

 

波兰走向民主

 

1988年，罢工再度爆发。1989年2至4月，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同意团结工会合法，并通过了改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等重要协议。6月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雅鲁泽尔斯基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9月，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任期6年。12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

 

1990年11月，波兰举行大选，瓦文萨当选总统，他提出了“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的口号。他决心带领波兰走上一条新的民主转型之路。

 

妥协协议的危害

 

不过，1989年团结工会在和波兰共产党谈判时，因担心政权交替发生流血冲突而签署了一项协议，即“同意放弃开放秘密警察档案的要求”。在这一协议的约束下，原共产党秘密警察档案里大量特工、线人和他们迫害民众的罪行没有被公布，而他们遍布全波兰的各阶层各领域，包括社会名流。新政府允许他们继续留任。而这些原共产党人，大多数并非洗心革面，只是改头换面而已。

 

由于大量原共产党人的存在，他们限制了一些媒体的透明度，即不能公开揭露一些事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共产流毒的深层原因，从而减弱了媒体对政府和社会生活的有效监督作用。一些曾在波兰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知识份子也以“和解”之名，反对追究和清除前共产党高官和线民。

 

追究秘密警察和线人罪责

 

1997年，波兰议会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首次颁布了一项类似捷克《除垢法》的法案，但调查范围只局限在政府和社会高层，涉及人数不超过三万。因此，大部份前秘密警察的情报人员未被公开。

 

2006年，在法律与正义党的卡钦斯基孪生兄弟分任波兰总统和总理后，对共产党时代的波兰进行一次彻底的透明化调查呼声再起。卡钦斯基兄弟认为，迄今为止，前共产党员、腐败的经济界人士以及曾经为秘密警察提供情报的人共同组成的“灰色网络”，还在掌控着波兰这个国家，从而导致了波兰社会的混乱，因此，清查是必要的。

 

2007年1月波兰政府宣布将在未来数周内向议会提交法案，立法惩处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秘密警察成员。3月15日“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开始生效。补条例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包括议员、国家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士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

 

二是委托波兰国家回忆研究所（IPN）将秘密档案中记载的所有前波兰秘密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线人和受害人名单整理成册，供今后的历史研究与查证所用。而根据这项法案，波兰70万精英人士要交代清楚自己那段做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法案言明：如果有人拒绝填报声明表格，或隐瞒事实，将被革职，十年内不得担任原职或从事原工作。

 

这部肃清共产主义余毒的法案生效实施，标志着波兰在去共化的道路上大大前行了一步。尽管在实施中，因触及到前共产党官员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抵制，但民众要求曝光、清算的呼声甚高。

 

2008年，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的退休金的法律在议会被通过。支持这项法律的人士认为，前秘密警察享受优惠退休金违反了波兰宪法规定的社会公正原则。但这项法律遭到波兰左翼政治势力的激烈抨击，左翼上诉宪法法院要求取消这项法律，不过最终失败。

 

2010年1月，波兰开始实施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实施后，前秘密警察的退休金会减少1倍，一些当年参预镇压反对派运动的共产党官员和秘密警察将领的退休金甚至会减少两倍。前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比如雅鲁泽尔斯基的每月的退休金会从过去的2千8百美元左右减少到1千6百美元左右。据悉，这项法律涉及的人数达到了4万人。

 

显而易见，实施这项法律不仅能提醒人们不应忘记过去历史，更对那些至今迫害异议人士的共产党政权官员敲响警钟，那就是做了什么迟早要还的。

 

 

系列二：捷克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这是一组摄于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照片，照片上的布拉格街道空旷，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没有商店和餐馆，而那些镜头中的焦点人们，形形色色，男女老少皆有。他们有在路上和熟人聊天的，有推车去超市购物的，有在上班途中的，有在公园游玩的……而那些匆匆走过的背景人物，基本上是脸色忧郁，没有半点笑容。照片传递出的氛围压抑、凝重。

 

秘密警察的监视行径

 

是谁为捷克人留下了如此清晰的历史影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摄影者们乃是捷克的秘密警察们，当年的他们像空气和影子一样，将所监视的对象——异议者、宗教人士、外国人等，在看不见的瞬间一个个拍下、存档。而他们的“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垮台十几年后的2009年，在莫斯科展出，摄影展的名称就叫“秘密警察镜头中的布拉格”（Pragu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ecret Police）。

 

根据展览介绍，1968年捷克发生“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后，秘密警察们加大了监视范围。一直到1989年共产党倒台前夕，捷克活跃着众多秘密警察和众多的线人。秘密警察们重点监视对像除了各界知识份子、宗教界人士外，还有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员。他们通常采用的手段是在外国人经常居住的酒店部署、伪装或买通工作人员在房间里安装窃听器，监视外国人行动；而到过西方国家大使馆的所有捷克普通人也都被秘密警察拍照，每个人的身份都被秘密警察调查过。

 

而对于异议人士的监视则是重中之重，即由拥有专门的行动代号和至少两组特工大概6-10人轮流执勤。秘密警察们一般都配备了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照相机隐藏在大衣、香烟盒、文件箱里。与苏联东欧其他国家秘密警察一样，秘密警察的职能包括：记录人们所言，向上级汇报；恐吓民众，让民众害怕；制造假象，强迫人们与之合作，从而扩大告密者队伍。

 

捷克共产党垮台

 

1989年下半年，受波兰、东德、匈牙利等国民主化运动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民众在全民公决中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要求。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捷共被迫答应举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捷共惨败，被迫交出政权，并在选举半年后停止一切活动，宣布解散。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走向了民主、自由。1992年12月，联邦解体，次年1月1日，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

 

最早通过“除垢法”

 

共产政权倒台后，捷克公布了曾给秘密警察做线民的名单，他们中有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和异议人士。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线民。1991年，捷克又通过了“除垢法”。lustration（除垢）是源自拉丁文的捷克词汇，意思是光线，指以光明照亮黑暗角落，清除“藏污纳垢”。该法旨在对前共产党的线民、秘密警察、告发者等迫害者，进行法律追究和清理。捷克是最早通过“除垢法”的国家之一。

 

根据“除垢法”，曾在共产党政府任职情报系统或特务机构的人员、线人，前共产党高层，5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据统计，此后的5年中，有4万多人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电台等机构的高级职务上被撤换，1万5千多名前共产党线人和帮凶被判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当然，也有数百人提出上诉，强调他们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但是其中一半人的上诉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在那些被当局认为可做线民候选者的老百姓中，有三分之一完全拒绝充当告密者。这说明即使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仍有不少人选择坚守道德底线。

 

追究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人罪恶

 

1993年，捷克又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对于共产党政权的罪恶，捷克也是追究的最为彻底的东欧国家。捷克议会颁布法律，命令当局退还1948年2月25日没收的私人财产，恢复所有被不公定罪者的名誉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

 

1994年，捷克地方法院恢复了220，000人的名誉。捷克还对1948年至1989年期间共产党政权的罪恶予以全部追究。1997年调查了98人，20起案件业已生效，5起法院已受理，一名前国安局官员被判五年徒刑。

 

在捷克民众的要求下，2010年11月30日，法院裁定，“法官在前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不应保密”。2011年1月7日，捷克司法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近千名法官和检察官有前捷共党员身份的名单。其中法官618名，约占在职法官3076人总数的五分之一；检察官359名，约占在职检察官1272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布拉格高等法院的领导层都有捷共历史背景，院长伏拉基米尔•斯迪博甚克( Vladimir Stibořik )和三个副院长全在名单中。

 

上述信息的公开，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卫星电视台还做了24小时(ČT24 )的全天播放，并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这场对道德观念的讨论评价。电视台还鼓励大胆而勇敢的法官站出来“认账”反省。有评论认为，公开这些信息，有利于社会监督法官、检察官在办案中是否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

 

捷克现况

 

在新的民主政体下，捷克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被誉为“波西米亚虎”。据捷克《捷通社》报导，2010年第三季度统计，捷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2.8%，超过欧盟平均增长速度2.2%的水平。而2014年10月捷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票面价值计算，捷克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89年至2014年期间增长了500％以上。1990年捷克人的平均工资为3,170克朗，2014的平均工资为25,800克朗。扣除通胀的影响，平均工资增长了8倍还多。这样的捷克怎能不让中国人羡慕？

 

系列三：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2013年2月，美联社曾报导说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因嘉奖罗马尼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鲁利安‧弗拉德，而引发了众怒。罗马尼亚政治评论人士斯塔莲‧塔纳斯说，这一授奖“如同过去的幽灵重现”。据报，弗拉德于1987至1989年期间担任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曾因为镇压1989年的民众抗议而被判刑25年，但入狱4年后获释。他目前担任一个中罗双边友好团体的副主席。

 

秘密警察力量和统治

 

臭名昭著的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为罗共的秘密警察机关，1948年8月成立。成立之初，得到了不少来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其任务是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清除共产党政权的对立面。最初安全局有4641人，1951年，人数即增加了4倍。

 

1956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该部门工作的人数达到了25468人。据说，除了庞大的工作人员外，其估计有约76万名线人和11000个相关监视机构。还有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每30个罗马尼亚人中就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显然，以罗马尼亚的人口按比例计算，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在东方共产党集团中可以算是最大的秘密警察力量之一。

 

在齐奥塞斯库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罗马尼亚几乎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它与东欧其它国家如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相比，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公开的反抗运动，也没有出现过大量的异见者，而这除了东正教国家特殊的政治传统外，显然与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系统有关。秘密警察是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最忠实的执行者。

 

一个反抗者的故事

 

罗马尼亚当局正是通过强大的秘密监控系统，将那些潜在的异见者挑选出来，除了通过解决他们的生活等问题将其收编外，还采取高压政策，进行胁迫、迫害，使他们选择在忍耐中服从。一些被迫害致死。美籍罗马尼亚女诗人卡门•布甘曾搜集了秘密警察监控其父亲的1500页档案，“拼凑”出了自己“不太平”的童年。

 

根据她的描述，其父亲是秘密警察的“老熟人”。1961年初，年仅20多岁的布甘先生和几个朋友在抱怨后，想出了一个惊天计划：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阿拉德劫持一架国内航班飞往国外。但他们没有想到，当天参与讨论的人中，有秘密警察的线人。结果他们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和“试图非法越境”等罪名判处8年监禁。

 

1964年，布甘和朋友们因大赦出狱后，秘密警察一直如影相随。不堪忍受这样生活的他选择了逃离罗马尼亚，但在距离土耳其边境400米时，被保加利亚巡逻队逮捕。布甘再次入狱。1969年，布甘重获自由，并结了婚。他的妻子米瓦拉因为嫁给“政治煽动者”而被禁止教书。二人为了生计，开了个食品店。

 

1981年，罗马尼亚经济危机，食品短缺日益严重。买不到食物的罗马尼亚人将怒气撒到了布甘身上。终于有一天，他对妻子说他不想再这样虚度人生了，于是他们买来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没有向警方登记，开始打印反政府传单。当警察上门时，他们就将那台“非法”打字机埋在地下，拿出那台登了记的打字机让警察检查。除此而外，布甘甚至还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抛撒传单。他因此被判处10年监禁。

 

因为布甘在狱中表现不好，他的家人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而且秘密警察配了一把他们家的钥匙，且不准他们拉上厨房的窗帘。诗人后来还知道，她的一个同学为秘密警察记录她对父亲的感情。

 

1985年，诗人的母亲被迫与父亲离婚。1988年，齐奥塞斯库实施大赦，布甘出狱，但仍处于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骚扰中。最终，他们一家成功进入美国大使馆，并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1989年年底，布甘一家人来到了美国。同年底，罗马尼亚发生革命，齐奥塞斯库和妻子被枪毙。安全局的罪行可从对齐奥塞斯库的审判记录中找到。

 

其它的抗争

 

布甘一家的遭遇无疑具有代表性。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后，罗马尼亚的少数异见者发出了更为大胆的声音。如当时在雅西市的大学中心，有一份为大学生办的《对话》杂志，其中的文章常常发出与当局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声音。1983年5月，杂志发表一位编辑的通信，对当局宣称发现了罗马尼亚人的色雷斯血统进行了嘲笑，结果所有编辑都遭到开除。信的作者佩特雷斯库在出国旅游时与巴黎一家媒体建立了联系，接着又在1987年布拉索夫市的罢工中主动接受这家媒体的采访，并提到罗马尼亚无所不在的罪行，势在必行的道德重生，工人与知识份子建立联盟的必要性等。

 

其后，佩特雷斯库还撰写了一篇题为《论恶的结构》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了罪恶的制度。

 

秘密警察寿终正寝

 

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巨变后，国家安全局运作到1991年。之后，罗马尼亚国会批准了一项法案，改组国家安全局，将其分为不同的部门。安全局试图与过去的镇压分割。前安全局局长弗拉德被判入狱25年，一些工作人员虽然平安退休，但秘密警察工作的背景业已成为他们的污点，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无法从政。而罗马尼亚法院也开始着手处理与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但迄今为止惩处的不多。

 

1999年，罗马尼亚将1989年之前秘密警察监视人民的档案正式解密。摆满档案文件的货架长达35公里，其中25公里是关于受害者的档案；此外，还有线人的档案。这些档案库被称为“邪恶库”，国家调查委员会首席调查员那格特表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有关人性的罪恶、人性的弱点乃至勇气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始作俑者——罗马尼亚秘密警察，终于寿终正寝了。

 

系列四：东德秘密警察的罪恶与结局

 

“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平均买2.3双鞋，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布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算在自然死亡里面。如果你打电话去问安全局的人，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往来而自杀，他们一定会沉默，然后会仔细记录你的姓名。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或者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

 

这是德国2006年拍摄的并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的电影《窃听风暴》中的一段对白。该影片讲述了了1984年东德东柏林史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的一名秘密警察因负责监听一名男剧作家及其女友（知名演员），而逐渐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转而同情他们的遭遇，以至最后暗中对他们施以援手的故事。影片关乎国家罪行，也关乎残酷的大时代下个人的选择。影片表现出的恐怖、压抑的气氛正是当时笼罩在史塔西的高压统治之下的东德的真实写照，东德秘密警察不为人知的窃听行为以及对异议人士和民众的迫害亦由此窥见。

 

令人叹息的是，以克制、冷静、内敛却极其细腻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扮演秘密警察的乌尔里希•穆埃，在现实生活中，也曾是史塔西的受害者，因为他所挚爱的妻子就是秘密警察的线人。

 

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同事彼此监视……沉痛的真相在东德垮台后成为东德人难以承受之重。据悉，当年东德秘密警察曾把1800万人口中的600万纳入了秘密监视之列。学者约翰•科勒在其《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一书中认为，东德线人（非正式合作者）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而另据一位匿名的前史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而线人不仅包括被监视者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也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无处不在的史塔西

 

成立于1950年2月8日的史塔西，总部设在东柏林，其主要功能是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镇压反抗人士等，而“党的剑与盾”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口号则“我们无处不在”。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可以说，在东德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其监听设备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史塔西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而自其创建以来，正式雇员就不断在增加。1974年，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依靠这些庞大的秘密警察和线人，直至其1989年底解散前，史塔西监视监控超过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东德人。在80年代，平均每天就有8人被史塔西秘密逮捕，很多人从此下落不明。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执行效率，在历史上从无出其右者。

 

史塔西的秘密档案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这栋大楼正是当地史塔西的办公大楼。显然，这个庞大的秘密机构已经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因此急于销毁总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档案。火光引起了途径此处的一位女医生的注意，她立刻意识到这异样的情形意味着什么，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赶来的市民们赤手空拳的冲进了史塔西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

 

抢救史塔西档案的行动由此蔓延至首都柏林与全国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了柏林史塔西总部大楼，他们看见的是推挤如山的碎纸——这些来不及焚烧或者投入粉碎机的海量档案仅凭人手被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16000个大麻袋，甚至于大楼内所有的碎纸机都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统统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排起来可达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收。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宣告了“前东德国安档案联邦管理局”的成立，开始了对浩如烟海的史塔西档案的复原与整理。同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范了对这批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多方事项，并规定民众有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的权利。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其中共有170万人的东德人申请，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

 

首个阅读秘密档案的东德人

 

1992年，迈克尔•贝雷特斯“有幸”成为了原东德地区第一个阅读自己绝密卷宗的人。在其档案中，他的任何私下的不良言行都被记录下来，而报告者有他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

 

当年的贝雷特斯是个温和的环保主义者，并不属于任何激进的反对派，因为他从未尝试挑战党与政府的权威，只是积极的提出自己对于社会与自然的看法，而他也懂得如何自我约束，并小心翼翼的不越雷池一步。然而，他仍然被史塔西秘密监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学业被无缘无故的中断，在学术上的努力从来无法得到任何响应，他还不能出国旅行，也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晋升机会，而幕后的操纵者正是史塔西。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则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无疑，上述人的经历是600万被监视的东德人的代表，而当他们从秘密档案中知晓出卖自己的包括自己的家人、朋友时，那份锥心之痛外人无法感受。

 

清算秘密警察和共产党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即德国的除垢法。根据该法案，德国不仅投入了巨大财力复原了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碎片，还对曾为东德政府服务的各类人员进行了大范围清查。在前东德1700万人，被调查的人数达310万。调查结果十分惊人：东德除了有9万秘密警察，还有18万线民；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7万8千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

 

调查后，18万教师中有2万人被解聘；法官和检察官近一半被免职；4万2千名前东德政府官员被革职。多个东德共党最高官员和秘密警察头子被起诉和判罪。如被称为“隐面人”的史塔西沃尔夫1993年因叛国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刑6年，2006年在柏林家中死去。东德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2000年被判入狱6年半。

 

如今，史塔西早已死去，但矗立在柏林的史塔西博物馆却时时在提醒人们，往事并不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