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从今年1月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期限为21个月。在新规定实施的第一天，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林洸耀即造访目前仍被公安软禁的鲍彤。现年七十四岁、曾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央委员的鲍彤在受访时说：“我和你们可以见面，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新规定将于2008年10月17日废止，但鲍彤表示，这仍然是好事，但希望这些暂行措施以后能够成为长期措施。据路透社透露，该社记者到访鲍家前，曾接受公安检查护照以及登记。

鲍彤在1989年被捕入狱，1992年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是在1989年后被捕判监的最高级官员，而赵紫阳先生已于2005年1月17去世。1996年5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被软禁，不准与外国传媒见面。

路透社另一位记者白宾当天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巿访问内蒙古政治犯哈达的妻子新娜，期间没有受到严密监视。哈达因为被指从事民族分离活动，在1996被重判入狱十五年。

不过，路透社申请访问曾代表拆迁户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则被当局拒绝，理由是郑虽然已出狱，但目前仍被剥夺政治权利。

在新规定颁布后，一些外国记者已动身前往广东、山东、内蒙古等地直接采访新闻。

在国内媒体没有基本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仅仅有限开放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而且很明确地规定了21月的时限，过期自然无效。显然，这是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秀”，而且是有期限的“临时秀”。

我的观点是，做秀比不做秀好。正如刘晓波博士所说，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清末慈禧太后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洋人，不予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它起码说明：胡温政权还有点儿羞耻之心，还在乎国内外的人权压力及自身形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胡温上台之初的“新政”迅速泡沫化，进而变成备受谴责的“恶政”，如果再不做出某些政策调整，就将为北京奥运蒙上越来越厚的阴影，中共现政权显然不愿看到北京奥运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声中开幕。

胡温政府的做秀来源于奥运会——这个世界大盛会的压力。事实上，既然在体育运动世界中，人类有共同的体育准则和价值观，那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和谐，也同样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经济交往中，中国已经加入WTO，承认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一体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面前，胡温政权也不得作作秀了。

去年11月17日，中共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大型人权展，12月1日颁布开放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的国务院令，前不久中共多家喉舌发表了胡锦涛的智囊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秀”、“新闻自由秀”、“民主秀”接踵而来。尽管做秀毕竟是做秀，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还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管怎样，外国人看中国感觉那是大有“进步”。正如鲍彤先生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如果没有胡温政府做秀，鲍彤哪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鲍彤对记者说，能够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中国的一项进步。他认为，即使是北京为了奥运会而采取的短暂改善也应该算是好事，并希望将来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进行自由采访。

这周新闻聚焦正是聚焦在从1月1日开始的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世界各大通讯社、各大报纸、各大网站跟随着在祖国境内采访记者的脚步，揭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幕。21个月的“采访自由”将对中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 专业人士和学者的评价

▲鲍彤先生1月1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中国官方的这一新规定是一个进步。他说：“从1998年开始，没有一位记者可以当面采访我。2004年3月份以后，没有一位记者可能在电话上采访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有记者给我打电话，就立即切断。有的时候没有记者打电话也会切断。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记者来采访中国公民，我想这毕竟是一个进步。至于这个进步到底是一时的、还是长远的，这就要看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将来能否打通电话。如果从此以后都可以打通电话，那就说明这个进步是牢靠的、稳定的。”

鲍彤认为，这次他被允许接受外国记者的当面采访还是因为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关。他说：“如果办奥运而不和国际接轨将非常困难，因为奥运会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交流。奥运会是一种文明，就如同新闻是一种文明一样。文明是要靠交流的，如果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电讯和电脑，能够有文明吗？所以，我认为，记者是在传播文明，社众是在接受文明。所以，中国领导人在新闻自由这方面允许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公民，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异议学者刘晓波博士在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文章中指出，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的示范、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自从2004年人权被写进中国宪法后，人权概念已经变成中国公共话语的关键词之一，甚至在深圳警方肆意践踏妓女嫖客的人权之时，民间能够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救济。

刘晓波在谈到路透社记者在北京和内蒙采访顺利成行的同时，在上海采访律师郑恩宠时却被当局拒绝，这种反差刘晓波形容为：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新华社在1月2日不失时机地发表文章进行自我表扬，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蔡武在4日也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国务院新闻办的另一位官员王国庆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另外，在此前的2006年12月28日，中共政权首次对外公开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络方式，包括中央级党务系统6个部委的7位发言人、政务系统62个部委的75位发言人，全国31个省市政府52位发言人。

这一切，似乎让世人看到胡温政权进行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然而，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遽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居然敢于无视中央权威、公然对抗国务院令，摆明了是给胡温中央添堵，让其信誉严重受损。或许，郑恩宠冤案本身就牵涉到上海高层的腐败，在陈良宇案的事实部分还未公之于众之前，胡温中央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才宁可信誉受损，也要默许上海当局对抗国务院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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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访问鲍彤只是一场骚》，文章说，中南海大员愈来愈会做骚，新年伊始就让路透社採访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从现在到○八年奥运结束前，外国与香港记者假如要採访某人士，理论上不必再预先取得单位的同意；到各省市採访，也不必先获得当地“外办”的准许。同时，更多党政单位，包括解放军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惜这些花架子不代表中共严控传媒的“基本国策”有丝毫改变。

林和立评论说，最基本的是外国以至港台新闻工作者，在大陆工作时的“人身自由”与基本人权没有保障。笔者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当过近三年的特派员，当时从“行家”与国内消息渠道获知，驻北京记者一抵达中国，国家安全部就为他设立一专门档案；国安人员会根据此记者的“表现”，对他进行局部或二十四小时的跟踪与窃听。这“行之有效”的规矩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第二是大陆迟迟没有订立新闻法，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来诠释何谓“国家机密”。这就注定境外记者毫无法律保障。举例说，外国主要媒体在北京或上海都设有规模颇大的办事处，但他们招聘的国内秘书、繙译或司机，往往都是“有背景”人士。好几次，国安人员都是以在外国记者办公室或行李中找到“内部文件”为藉口，骚扰和恫吓这些北京认为是在挖中国疮疤或说三道四的“反华分子”。

不要忘记，这次所谓向境外传媒解禁的同时，中宣部与其他“打棍子”衙门，并没有对国内电子媒体或报刊出版业作任何放宽举措。自一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之后，中宣部与其他管意识形态的部门比以前更严苛，而且理由非常可笑。

自从胡总推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后，文化与宣传单位都密密举行传话会，强调文艺、出版与新闻界要努力炮制“和谐”的作品与报道。换句话说，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新闻，一定要“增进和谐团结与爱国精神”，绝不能给胡温新政添乱。新华社等党喉舌素来不发放有关处理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以至“不听话”记者的新闻，例如程翔案就从来没有在国内媒体曝光。凡此种种说明，大陆新闻的春天只会姗姗来迟，严冬还长得很呢！

▲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蔡咏梅说，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新华社元旦刊发的有关中国对外国记者开放采访自由的报导也写得非常奇怪，不符合国际上普通的新闻写作规范，例如，新华社在报导中讲述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在开放采访的第一天自由地在北京采访了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这件事，但是报导中却不提具有典型新闻价值的鲍彤的名字。

蔡咏梅说，新华社的这种不符合起码的一般新闻专业规范的写法，显示出中国官方严密控制下的新闻媒介依然是官方的宣传工具，因为只有作为宣传工具，才可以如此无视最基本的新闻专业规范。

蔡咏梅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官方定位里是一种宣传工具，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起舆论导向的作用，也就是要引导舆论。既然是宣传工具，在报导新闻的时候就自然就不会按照普世的新闻要素进行报导。”

蔡咏梅表示，这种局面对中国大陆本地的记者来说是一种侮辱。蔡咏梅认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现在应当发挥一点民族主义、民族尊严：“应该用一用民族主义、民族尊严的方式去争取一下新闻自由。在我们国内采访，外国人都可以自由，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自由？我想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出这样的抗议。”

▲《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以《中国媒体开放的承受力》为题进行评论，他说，媒体开放几天以来，有两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二是路透社记者在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蒙族囚犯的妻子，而这名囚犯的罪行是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这两件事之所以引起笔者的特别注意，原因是两个被采访者的身份都极为敏感。过去，外国记者一直想接触他们而不能，而中国官方对这类人物也是讳莫如深。如今，连这样的人物及其涉及的话题都可以公开接触和报道，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对境外媒体的开放承诺，确实是算数的。

当然，路透社故意选择这类敏感人物作为采访对象，目的就是要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进行测试。不受监视和干预的采访，没有太多限制的活动空间，事后也没有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追究，这便是外国驻华记者所一直需要的工作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问题都一直是个困扰，现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然消失，不仅使外国记者增加了自由，而且也让中国官方有所解脱。

▲在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认为，近些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使得北京新的领导人形象大为受损，无论是海外还是在中国内部都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失望。他认为，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北京可能希望改善自身的形象。

“不能说完全跟奥运会有关，但是也不能说说跟奥运会无关。但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十七大，在十七大这两年做了许多坏事，非常不得人心、形象在国际上非常差、名声非常臭。所以为了十七大，争取一点民心，就有一些姿态性的步骤。对记者的开放当然是一件好事，问题就是能不能制度化？”

刘晓竹认为，对外发言是公民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是宪法的规定，包括服刑的犯人。他表示，中国如果不能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不能让信息真正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增长再快，中国的形象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改善。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理事刘青表示，北京允许鲍彤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应该是一个进步，但这种作法可以持续。“中国在新闻信息方面控制是很严的，目前放松当然应该欢迎。但是这种放松程度的真实性如何，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的。现在允许采访他，本身是件好事，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真正做到社会信息、言论和思想能够流通和公开。”

刘青认为，其实限制外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本身就不合道理。“因为奥运会的缘故，中国政府对境外的采访做了某种程度的放松，这是一件好事，但中国政府能不能够真正做到？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说，中国的法律，包括宪法都没有得到尊重和实行。胡佳说，中国当局发了太多空头支票，所以他对此并不乐观。他说：“譬如说，明的不阻止但是暗的就阻止。譬如说，你来采访我，他就在我家楼下布置一个公安现场的，这个好像发生了凶杀案这类的现场，阻止外地的人进入。这个是他们表演的一场好戏，曾经表演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后面他们会不会又出台新的条例，而对这个条例加以限制。”

▲《中国事务》总编伍凡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对媒体控制朝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对境外，为了迎合奥运会，制造一个宽松的假相，但是放松是有条件的。很明显郑恩宠就不能采访，北京的几个人可以有目地的让你采访，可以放一点消息。而鲍彤已经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圈，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六四已经成为历史，让鲍彤出来是想让他成为领头羊，看我把他关了那么多年了，现在都让他讲话了，但郑恩宠不让讲话就是目前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伍凡认为，像目前郑恩宠和高智晟的妻女就不能接见记者，中共这种有选择性的开放只是想让奥运会顺利召开----

伍凡说北京这次采取的措施是一场阴谋，对内、对外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对内加强、加紧了新闻控制，完完全全是180度不同的措施，所有网络都是封锁的，高智晟被判三年的依据就是在网络上写文章。判决书到现在不公开，莫少平律师收不到任何文件，就因为发表文章就判三年刑，就说明中国的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对内绝对是专制的。

现在除了骗那些外国人，骗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骗中国老百姓是骗不通的，真正的老百姓不会相信它的，一句话，北京这次采取的措施是一场阴谋，对内、对外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让人们去对比。

▲流亡异见人士袁红兵说，我们注意到，中共当局公布了《北京奥运会极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这个规定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放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呼吁有机会进入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加入到《关注中国苦难，展现真实中国》活动中，以中共当局放宽限制为契机，通过深入调查和采访，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相信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毫无疑问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通过“国际大赦”、“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性组织，以及采取其它有效方式，同外国的主要传媒和记者建立直接、密切、广泛的联系，为记者采访报道前述中国十四项社会问题，提供直接的采访线索，以及可能接受采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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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官员及学者对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的解说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明文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外国记者只须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便可到中国各地采访，无须再取得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的批准。

但在宣布放宽措施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规定，需要一个“磨合期”。新规定在执行之初，难免因理解不同而出现个别偏差，但会逐渐好转。

刘建超还指出，《规定》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四大便利：一、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三、外国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四、简化了器材入关手续。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

但蔡武同时指出，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正面的或者客观准确的比重比较小，甚至有些媒体发表的文章是来自于一些没有到过中国进行采访或了解情况的人，根据不明所以的材料，发表的各种调查报告或言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接受官方报章《中国日报》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这配合了中国在今年元旦开始，因应2008年奥运而开放的境外传媒采访政策。

由于不少城市刚刚开始实行新闻发表和发言人制度，王国庆承认部分非主要城市的官员可能会因为习惯了旧的管制规矩而给境外记者的工作带来困难。

王国庆指出中国在这些年来不断开放信息，同时准备在全国范围组建由国务院发言人、中央政府部门发言人和省政府发言人组成的三层架构发言人制度。

他指出发言人制度下，官员会定时接受传媒采访，这样可以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是王国庆提出外国传媒对中国持有政治偏见，对中国的情况往往没有准确报道。

他表示新闻办在2006年中调查分析了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三个主要报纸的中国报道，并说243篇文章中只有26%报道客观，另外40%属于平衡报道，但是34%则有偏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说：“给予外国记者采访更多便利，不但是中国政府对申奥承诺的兑现，也是政府在媒体、信息管理方面的一次实验；同时，这也给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日报》记者张永恒说，以前在许多新闻场合，基本上都是中国记者在同台竞争，现在，要面对外国记者的挑战了。“思维方式、工作作风都不同，我感到了压力和冲击。”

▲新华网1月2日发布新闻，开头就说，2007年1月1日，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新华社4名记者在这里守候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像是外国记者的身影。

人们猜测，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因为一条新规定的实施，而被吸引到别的地方“挖”新闻去了。国务院不久前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2007年1月1日生效。这天，路透社以“北京－呼和浩特”电头发出一条稿件。这条由两名外国记者分别在北京与呼和浩特采访完成的稿件（实际是指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鲍彤和在内蒙采访异议人士哈达的家人——编者注），开创了新规定实施以来，外国媒体未向中国外事部门申请，就成功实现对所在地以外省市进行采访的先河。

中国政府为迎接2008北京奥运，从今年1月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期限为21个月。在新规定实施的第一天，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林洸耀即造访目前仍被公安软禁的鲍彤。现年七十四岁、曾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央委员的鲍彤在受访时说：“我和你们可以见面，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新规定将于2008年10月17日废止，但鲍彤表示，这仍然是好事，但希望这些暂行措施以后能够成为长期措施。据路透社透露，该社记者到访鲍家前，曾接受公安检查护照以及登记。

鲍彤在1989年被捕入狱，1992年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是在1989年后被捕判监的最高级官员，而赵紫阳先生已于2005年1月17去世。1996年5月刑满出狱之后，一直被软禁，不准与外国传媒见面。

路透社另一位记者白宾当天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巿访问内蒙古政治犯哈达的妻子新娜，期间没有受到严密监视。哈达因为被指从事民族分离活动，在1996被重判入狱十五年。

不过，路透社申请访问曾代表拆迁户控告“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则被当局拒绝，理由是郑虽然已出狱，但目前仍被剥夺政治权利。

在新规定颁布后，一些外国记者已动身前往广东、山东、内蒙古等地直接采访新闻。

在国内媒体没有基本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仅仅有限开放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而且很明确地规定了21月的时限，过期自然无效。显然，这是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秀”，而且是有期限的“临时秀”。

我的观点是，做秀比不做秀好。正如刘晓波博士所说，尽管，这项破例开恩的“新闻自由秀”的时限仅仅为21个月，而且具有明显的歧视性，新闻自由的大门可以对外国媒体开缝，却对本国媒体和香港媒体紧闭，有违平等对待的人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不能不让人想起清末慈禧太后最为恶劣的奴才外交——“宁与洋人，不予家奴”。但是，相对于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中共执政史而言，无论如何，这项行政令也是一种进步。它起码说明：胡温政权还有点儿羞耻之心，还在乎国内外的人权压力及自身形象。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胡温上台之初的“新政”迅速泡沫化，进而变成备受谴责的“恶政”，如果再不做出某些政策调整，就将为北京奥运蒙上越来越厚的阴影，中共现政权显然不愿看到北京奥运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声中开幕。

胡温政府的做秀来源于奥运会——这个世界大盛会的压力。事实上，既然在体育运动世界中，人类有共同的体育准则和价值观，那么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和谐，也同样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经济交往中，中国已经加入WTO，承认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一体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是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面前，胡温政权也不得作作秀了。

去年11月17日，中共办了掌权五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大型人权展，12月1日颁布开放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的国务院令，前不久中共多家喉舌发表了胡锦涛的智囊俞可平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人权秀”、“新闻自由秀”、“民主秀”接踵而来。尽管做秀毕竟是做秀，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还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管怎样，外国人看中国感觉那是大有“进步”。正如鲍彤先生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这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如果没有胡温政府做秀，鲍彤哪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鲍彤对记者说，能够直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中国的一项进步。他认为，即使是北京为了奥运会而采取的短暂改善也应该算是好事，并希望将来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进行自由采访。

这周新闻聚焦正是聚焦在从1月1日开始的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世界各大通讯社、各大报纸、各大网站跟随着在祖国境内采访记者的脚步，揭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幕。21个月的“采访自由”将对中国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 专业人士和学者的评价

▲鲍彤先生1月1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中国官方的这一新规定是一个进步。他说：“从1998年开始，没有一位记者可以当面采访我。2004年3月份以后，没有一位记者可能在电话上采访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有记者给我打电话，就立即切断。有的时候没有记者打电话也会切断。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外国记者来采访中国公民，我想这毕竟是一个进步。至于这个进步到底是一时的、还是长远的，这就要看今天如果能打通电话，将来能否打通电话。如果从此以后都可以打通电话，那就说明这个进步是牢靠的、稳定的。”

鲍彤认为，这次他被允许接受外国记者的当面采访还是因为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关。他说：“如果办奥运而不和国际接轨将非常困难，因为奥运会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交流。奥运会是一种文明，就如同新闻是一种文明一样。文明是要靠交流的，如果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电讯和电脑，能够有文明吗？所以，我认为，记者是在传播文明，社众是在接受文明。所以，中国领导人在新闻自由这方面允许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公民，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异议学者刘晓波博士在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文章中指出，从短期行为的角度看，两大人权秀是“一切为奥运”的组成部分，为了把国际社会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批评声降至最低，借此显示胡温政权的开明；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全球民主化大潮的示范、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和国内民间政治改革呼声不断高涨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共政权不得不承认人权的普世性。自从2004年人权被写进中国宪法后，人权概念已经变成中国公共话语的关键词之一，甚至在深圳警方肆意践踏妓女嫖客的人权之时，民间能够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救济。

刘晓波在谈到路透社记者在北京和内蒙采访顺利成行的同时，在上海采访律师郑恩宠时却被当局拒绝，这种反差刘晓波形容为：北京绿灯和上海红灯的交相闪烁，让世人再次感到中国政治的诡秘。绿灯表达着中共政权的信守承诺，新华社在1月2日不失时机地发表文章进行自我表扬，中共国务院新闻办的官员蔡武在4日也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国务院新闻办的另一位官员王国庆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另外，在此前的2006年12月28日，中共政权首次对外公开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络方式，包括中央级党务系统6个部委的7位发言人、政务系统62个部委的75位发言人，全国31个省市政府52位发言人。

这一切，似乎让世人看到胡温政权进行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心。然而，上海红灯却又让新闻改革之光遽然暗淡下来。即便胡锦涛以反腐之名搬倒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也无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荒诞现实。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居然敢于无视中央权威、公然对抗国务院令，摆明了是给胡温中央添堵，让其信誉严重受损。或许，郑恩宠冤案本身就牵涉到上海高层的腐败，在陈良宇案的事实部分还未公之于众之前，胡温中央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才宁可信誉受损，也要默许上海当局对抗国务院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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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访问鲍彤只是一场骚》，文章说，中南海大员愈来愈会做骚，新年伊始就让路透社採访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从现在到○八年奥运结束前，外国与香港记者假如要採访某人士，理论上不必再预先取得单位的同意；到各省市採访，也不必先获得当地“外办”的准许。同时，更多党政单位，包括解放军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惜这些花架子不代表中共严控传媒的“基本国策”有丝毫改变。

林和立评论说，最基本的是外国以至港台新闻工作者，在大陆工作时的“人身自由”与基本人权没有保障。笔者曾在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当过近三年的特派员，当时从“行家”与国内消息渠道获知，驻北京记者一抵达中国，国家安全部就为他设立一专门档案；国安人员会根据此记者的“表现”，对他进行局部或二十四小时的跟踪与窃听。这“行之有效”的规矩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第二是大陆迟迟没有订立新闻法，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来诠释何谓“国家机密”。这就注定境外记者毫无法律保障。举例说，外国主要媒体在北京或上海都设有规模颇大的办事处，但他们招聘的国内秘书、繙译或司机，往往都是“有背景”人士。好几次，国安人员都是以在外国记者办公室或行李中找到“内部文件”为藉口，骚扰和恫吓这些北京认为是在挖中国疮疤或说三道四的“反华分子”。

不要忘记，这次所谓向境外传媒解禁的同时，中宣部与其他“打棍子”衙门，并没有对国内电子媒体或报刊出版业作任何放宽举措。自一年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之后，中宣部与其他管意识形态的部门比以前更严苛，而且理由非常可笑。

自从胡总推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后，文化与宣传单位都密密举行传话会，强调文艺、出版与新闻界要努力炮制“和谐”的作品与报道。换句话说，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新闻，一定要“增进和谐团结与爱国精神”，绝不能给胡温新政添乱。新华社等党喉舌素来不发放有关处理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以至“不听话”记者的新闻，例如程翔案就从来没有在国内媒体曝光。凡此种种说明，大陆新闻的春天只会姗姗来迟，严冬还长得很呢！

▲香港开放杂志的编辑蔡咏梅说，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新华社元旦刊发的有关中国对外国记者开放采访自由的报导也写得非常奇怪，不符合国际上普通的新闻写作规范，例如，新华社在报导中讲述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在开放采访的第一天自由地在北京采访了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这件事，但是报导中却不提具有典型新闻价值的鲍彤的名字。

蔡咏梅说，新华社的这种不符合起码的一般新闻专业规范的写法，显示出中国官方严密控制下的新闻媒介依然是官方的宣传工具，因为只有作为宣传工具，才可以如此无视最基本的新闻专业规范。

蔡咏梅说：“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官方定位里是一种宣传工具，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起舆论导向的作用，也就是要引导舆论。既然是宣传工具，在报导新闻的时候就自然就不会按照普世的新闻要素进行报导。”

蔡咏梅表示，这种局面对中国大陆本地的记者来说是一种侮辱。蔡咏梅认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现在应当发挥一点民族主义、民族尊严：“应该用一用民族主义、民族尊严的方式去争取一下新闻自由。在我们国内采访，外国人都可以自由，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自由？我想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出这样的抗议。”

▲《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以《中国媒体开放的承受力》为题进行评论，他说，媒体开放几天以来，有两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二是路透社记者在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蒙族囚犯的妻子，而这名囚犯的罪行是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这两件事之所以引起笔者的特别注意，原因是两个被采访者的身份都极为敏感。过去，外国记者一直想接触他们而不能，而中国官方对这类人物也是讳莫如深。如今，连这样的人物及其涉及的话题都可以公开接触和报道，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对境外媒体的开放承诺，确实是算数的。

当然，路透社故意选择这类敏感人物作为采访对象，目的就是要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进行测试。不受监视和干预的采访，没有太多限制的活动空间，事后也没有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追究，这便是外国驻华记者所一直需要的工作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问题都一直是个困扰，现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然消失，不仅使外国记者增加了自由，而且也让中国官方有所解脱。

▲在美国的社会学者刘晓竹认为，近些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使得北京新的领导人形象大为受损，无论是海外还是在中国内部都对中国领导人非常失望。他认为，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北京可能希望改善自身的形象。

“不能说完全跟奥运会有关，但是也不能说说跟奥运会无关。但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十七大，在十七大这两年做了许多坏事，非常不得人心、形象在国际上非常差、名声非常臭。所以为了十七大，争取一点民心，就有一些姿态性的步骤。对记者的开放当然是一件好事，问题就是能不能制度化？”

刘晓竹认为，对外发言是公民权利而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是宪法的规定，包括服刑的犯人。他表示，中国如果不能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舆论自由，不能让信息真正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增长再快，中国的形象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改善。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理事刘青表示，北京允许鲍彤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应该是一个进步，但这种作法可以持续。“中国在新闻信息方面控制是很严的，目前放松当然应该欢迎。但是这种放松程度的真实性如何，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的。现在允许采访他，本身是件好事，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真正做到社会信息、言论和思想能够流通和公开。”

刘青认为，其实限制外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本身就不合道理。“因为奥运会的缘故，中国政府对境外的采访做了某种程度的放松，这是一件好事，但中国政府能不能够真正做到？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说，中国的法律，包括宪法都没有得到尊重和实行。胡佳说，中国当局发了太多空头支票，所以他对此并不乐观。他说：“譬如说，明的不阻止但是暗的就阻止。譬如说，你来采访我，他就在我家楼下布置一个公安现场的，这个好像发生了凶杀案这类的现场，阻止外地的人进入。这个是他们表演的一场好戏，曾经表演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后面他们会不会又出台新的条例，而对这个条例加以限制。”

▲《中国事务》总编伍凡在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对媒体控制朝两个方向走，一个方向对境外，为了迎合奥运会，制造一个宽松的假相，但是放松是有条件的。很明显郑恩宠就不能采访，北京的几个人可以有目地的让你采访，可以放一点消息。而鲍彤已经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圈，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六四已经成为历史，让鲍彤出来是想让他成为领头羊，看我把他关了那么多年了，现在都让他讲话了，但郑恩宠不让讲话就是目前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伍凡认为，像目前郑恩宠和高智晟的妻女就不能接见记者，中共这种有选择性的开放只是想让奥运会顺利召开----

伍凡说北京这次采取的措施是一场阴谋，对内、对外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对内加强、加紧了新闻控制，完完全全是180度不同的措施，所有网络都是封锁的，高智晟被判三年的依据就是在网络上写文章。判决书到现在不公开，莫少平律师收不到任何文件，就因为发表文章就判三年刑，就说明中国的新闻媒体言论自由对内绝对是专制的。

现在除了骗那些外国人，骗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骗中国老百姓是骗不通的，真正的老百姓不会相信它的，一句话，北京这次采取的措施是一场阴谋，对内、对外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让人们去对比。

▲流亡异见人士袁红兵说，我们注意到，中共当局公布了《北京奥运会极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这个规定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放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呼吁有机会进入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加入到《关注中国苦难，展现真实中国》活动中，以中共当局放宽限制为契机，通过深入调查和采访，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相信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毫无疑问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通过“国际大赦”、“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性组织，以及采取其它有效方式，同外国的主要传媒和记者建立直接、密切、广泛的联系，为记者采访报道前述中国十四项社会问题，提供直接的采访线索，以及可能接受采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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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官员及学者对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的解说

▲《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明文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外国记者只须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便可到中国各地采访，无须再取得地方政府外事部门的批准。

但在宣布放宽措施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由于这是一个新的规定，需要一个“磨合期”。新规定在执行之初，难免因理解不同而出现个别偏差，但会逐渐好转。

刘建超还指出，《规定》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四大便利：一、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三、外国记者可以通过被授权的外事服务公司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四、简化了器材入关手续。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对外表示，如果新的海外传媒在华采访规定能够为中国与海外传媒提供益处以及发展空间，并且帮助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沟通，他相信届时也不需要改变新的采访规定。

但蔡武同时指出，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正面的或者客观准确的比重比较小，甚至有些媒体发表的文章是来自于一些没有到过中国进行采访或了解情况的人，根据不明所以的材料，发表的各种调查报告或言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接受官方报章《中国日报》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要从管制传媒改成服务新闻媒体。这配合了中国在今年元旦开始，因应2008年奥运而开放的境外传媒采访政策。

由于不少城市刚刚开始实行新闻发表和发言人制度，王国庆承认部分非主要城市的官员可能会因为习惯了旧的管制规矩而给境外记者的工作带来困难。

王国庆指出中国在这些年来不断开放信息，同时准备在全国范围组建由国务院发言人、中央政府部门发言人和省政府发言人组成的三层架构发言人制度。

他指出发言人制度下，官员会定时接受传媒采访，这样可以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但是王国庆提出外国传媒对中国持有政治偏见，对中国的情况往往没有准确报道。

他表示新闻办在2006年中调查分析了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三个主要报纸的中国报道，并说243篇文章中只有26%报道客观，另外40%属于平衡报道，但是34%则有偏差。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说：“给予外国记者采访更多便利，不但是中国政府对申奥承诺的兑现，也是政府在媒体、信息管理方面的一次实验；同时，这也给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日报》记者张永恒说，以前在许多新闻场合，基本上都是中国记者在同台竞争，现在，要面对外国记者的挑战了。“思维方式、工作作风都不同，我感到了压力和冲击。”

▲新华网1月2日发布新闻，开头就说，2007年1月1日，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新华社4名记者在这里守候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像是外国记者的身影。

人们猜测，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因为一条新规定的实施，而被吸引到别的地方“挖”新闻去了。国务院不久前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于2007年1月1日生效。这天，路透社以“北京－呼和浩特”电头发出一条稿件。这条由两名外国记者分别在北京与呼和浩特采访完成的稿件（实际是指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鲍彤和在内蒙采访异议人士哈达的家人——编者注），开创了新规定实施以来，外国媒体未向中国外事部门申请，就成功实现对所在地以外省市进行采访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