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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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互联网不仅是连接网络的网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不如说互联网（英语：internet，又称网际网络，或音译因特网Internet、英特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通常internet泛指互联网，而Internet则特指因特网。这种将计算机网络互相联接在一起的方法可称作网络互联，在这基础上发展出覆盖全世界的全球性互联网络称互联网，也就是互相连接一起的网络结构，而其并不等同万维网，因为万维网只是一建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成的全球性系统，且是互联网所能提供的服务其中之一。
其实，互联网发源于1950年代，因为通信研究者认识到需要允许在不同计算机用户和通信网络之间进行常规的通信，所以这促使分散网络、排队论和封包交换的研究。1960年代美国国防部国防前沿研究项目署（ARPA）出于冷战考虑建立的ARPA网引发了技术进步并使其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中心。1973年ARPA网扩展成互联网，第一批接入的有英国和挪威计算机。
1974年ARPA的鲍勃•凯恩和斯坦福的温登•泽夫提出TCP/IP协议，定义了在电脑网络之间传送报文的方法。1983年1月1日，ARPA网将其网络内核协议由NCP改变为TCP/IP协议。 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建立了大学之间互联的骨干网络NSFnet，这是互联网历史上重要的一步。在1994年，NSFNET转为商业运营。1995年随着网络开放予商业，互联网中成功接入的比较重要的其他网络包括Usenet、Bitnet和多种商用X.25网络。
1990年代，整个网络向公众开放。在1991年8月，在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瑞士创立HTML、HTTP和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的最初几个网页之后两年，他开始宣扬其万维网（World Wide Web）项目。1993年，Mosaic网页浏览器版本1.0被放出了。直到1996年，“Internet”（互联网）一词广泛的流通，不过是指几乎整个的万维网。
其间，互联网成功地容纳了原有的计算机网络中的大多数（FidoNet的一些网络仍然保持独立）。这一快速发展要归功于互联网没有中央控制，以及互联网协议非私有的特质，前者促成互联网有机的生长，而后者则鼓励厂家之间的兼容，并防止了某一个公司在互联网上称霸。互联网的成功，可从“Internet”这个术语的混淆窥知一二。最初，互联网代表那些使用IP协议架设而成的网络，而今，它则用来泛指各种类型的网络，不再局限于IP网络。一个互联网（internet，开头的“i”是小写字母）可以是任何分离的实体网络之集合，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网络。而互联网（Internet，开头的“I”是大写字母）专指美国的前身为ARPA网、使用IP协议将各种实体网络链接成此单一逻辑网络。
展开来说，互联网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定下，首先用于军事连接，后将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后来逐渐形成了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而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且巨大的全球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有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还有各种不同的连接链路、种类繁多的服务器和数不尽的计算机、终端，因此造就了互联网，以至于不但可将信息瞬间发送到千里之外，也夯实信息社会的基础。
由于互联网的结构是按照“包交换”的方式连接的分布式网络，因此，在技术的层面上，互联网绝对不存在中央控制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利益集团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来控制互联网的问题。反过来，也无法把互联网封闭在一个国家之内，除非建立的不是互联网。当然，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必须要有某种方式来确定联入其中的每一台主机。因为在互联网上绝对不能出现类似两个人同名的现象，所以就要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为每一台主机确定名字，由此确定这台主机在互联网上的“地址”。而这仅仅是“命名权”，这种确定地址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控制的权力。负责命名的机构除了命名之外，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样，这个全球性的网络，也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制定所有主机都必须遵守的交往规则，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全球所有不同的电脑、不同的操作系统都能够通用的互联网。下一代TCP/IP协议将对网络上的信息等级进行分类，以便加快传输速度（比如，优先传送浏览信息，而不是电子邮件信息），就是这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例证。同样，这种制定共同遵守的“协议”的权力，也不意味着控制的权力。所有这些技术特征都说明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完全与“服务”有关，而与“控制”无关。
此外，互联网还不是信息高速公路，这不仅因为互联网的传输速度不够，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不但没有定型，还一直在发展、变化，因此，任何对互联网的技术定义也只能是当下的、现时的。同时，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互联网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也会不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互联网的意义、价值和本质提出新的理解。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1987年9月20日，钱天白教授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越过长城，通向世界”，而揭开了中国人使用Internet的序幕。1990年10月，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前身INTERNIC（相当于现在的INTERNIC）注册登记了我国的顶级域名CN，从此开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CN的国际电子邮件服务。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正式连入Internet，所以委托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运行CN域名服务器。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开启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重申连入Internet的要求得到认可，中国互联网从此与世界接轨。在此后的20年多年里，中国从昔日互联网世界的后入者，不但变成今日全球网民拥有量第一的国家，而且许多行业和事物，因互联网的兴起、普及而发生巨变。这些巨变有的先知先觉，有的不由自主，且仍在无法逆转地继续变下去。
据2015年12月15日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摘要）》指出，截至2015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已经高达6.68亿，不仅网民规模全球第一，而且网站总数多达413.7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2230万个，.CN域名数量月1225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但还需要加快向网络强国迈进。
可悲的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不仅利用防火墙和过滤等现代网络科技，还通过电子监测、电脑控制、网络布局等手段，对全社会不留死角且没有间隙地进行管控，以阻绝言路、封禁思想、固化社会、沙化民间。
殊不知，不管当局怎么对互联网实施严酷的管制，中国不少网民都能通过翻墙软件浏览其他国家网民所享有的信息，都能通过电子邮件传输自己的主张，都能通过博客表达自己的思想，都能通过微信发泄自己的不满，都能通过互联网发出民主的呼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共当局不但钳制言论及结社、信仰自由，而且通过政治诡辩，丑化民主而粉饰党主；通过政治蛊惑，损害民主风貌而为一党专政贴金；通过政治霸权，不仅围剿不同政见，更到处封锁民主思想，封堵民主潮流，封杀民主呼吁，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许多百姓通过互联网不仅对民主认知不断提高；更明白不管哪个国家实现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的都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百姓的民主认知、民主精神和民主意志。也就是说，中国许多百姓已认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结构、人口多少、是单一民族还是多个民族，并不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而只是不同的反映。因此，所谓国民素质前提论、经济发展水平前提论、社会结构前提论等各种各样的民主前提论，只是当局炮制的政治诡辩，以阻碍民主化的步伐。
不仅如此，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民主制度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二是实行分权制衡；三是确立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四是建立宪法审查制度；五是司法独立；六是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
此外，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中共当局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再则，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再则，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由于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因此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再则，中国许多百姓还通过互联网认识到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总之，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许多百姓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民主观念也普遍增强，民主思想也到处喷涌，以至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一般群众；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商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警察，都不仅渴望实行民主，更希望早日享有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而这不但是中国民主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民主化的保障，并说明中国离民主已不象过去那么遥远。
当然，仅有民主意识，仅有民主观念，仅有民主愿望，还不能铸就民主，还必须通过互联网，把过于松散的民主力量集中起来，通过不断奋争才能实现民主。换句话讲，铺筑民主之路，除了取决于百姓对民主的认知程度，更取决于如何把过于松散的民运力量集中起来，确切地说取决于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积极性和人数，因为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程度决定民主化的进程，而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的多少决定民主化历程的长短，百姓集中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的高低决定民主化速度的快慢。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争，而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哪个国家实现民主，不仅取决于百姓的民主认识，更取决于百姓凝聚起来形成合力而不断奋争。不管是300多年前英国的“光荣革命”，还是200多年前美国的独立战争；不管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还是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管是南美各国铸就民主的过程，还是东欧各国的颜色革命等，都已充分证明，只有把松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开辟民主圣地。
由于百姓不仅是民主转型的动力，更是民主转型的着力点，因此必须通过互联网，运用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其次，通过互联网让百姓认识到维持现状而不推动政治改革，不仅得不偿失，也为虎作伥，还对自己更加不利；而如果积极推动政治改革，铸就民主制度，那不仅对自己有益，也对国家有益，还对民族有益。再则，通过互联网在争取国际支持及配合的同时，必须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必须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必须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程。
尤其是不但要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而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而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不仅构筑高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多极化格局，不仅民主已成主流，而且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不管是科技，还是教育；不管是文化，还是其它方面，都不断结出硕果，因而既给中国的民主转型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给中国的民主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不但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了大量的能源，更为中国民主转型不仅指明了方向，也扫除了障碍，还铺平了道路。
如果中国百姓还不借助改革开放牢牢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历史机遇，齐心迫使当局破除政治垄断，而全面通过政治改革，把民主、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多党竞争、分权制衡、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植入中国每片土地，注入中华民族每条血脉，输入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为中国的发展竖立航标，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动力，为中华民族的腾飞铺筑跑道，那么自古惨遭专制折磨的中国，自古惨遭极权压迫的中华民族，自古惨遭暴政蹂躏的炎黄子孙，不是倒在权贵垄断资本主义怀里苟延残喘，就是还在一党专政的牢笼中苦苦挣扎！
当然，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当局出于维护统治，往往不会采取积极姿态，不会自动放弃领导地位，不会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而主动牺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
所以，指望当局自觉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只有借助理性、非暴力民主运动才切实可行，也才是最佳的选择。因此，除了通过互联网，运用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加强百姓的民主认知，激活百姓的民主精神，激发百姓的民主斗志，而促使百姓团结奋争，凝聚起来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以至于让民主呼声响彻中国大地，让社会发难遍布中国每片土地，让社会风潮席卷中国每个角落，才能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根除封建专制，破除政治垄断，废除一党专政，造就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而民主已经诞生300多年了，也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并已在15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可是中国依然遭受专制蹂躏，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专制压迫，中国百姓依然遭受专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国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中国百姓的命运，都还仅仅取决于一党专制，都还仅仅取决于一个政治集团，都还仅仅取决于一个人领导下的几个人，而不取决于民主，不取决于多个政党，更不取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
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已经颁布60多年了，而中共当局不仅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还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于2004年3月通过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宪法准则，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至中国百姓还不能真正站起来，而只能忍痛爬行；还不能畅所语言，而只能装聋作哑；还不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只能忍气吞声；还不能参政议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还不能当家做主，而只能当囚徒做轿夫！
如今，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中共当政已经60多年了，历史已经跨入21世纪了，国家走哪条道路由人民决定不仅已成为世界共识，还已成为普世价值，然而中国走哪条道路还由一个人领导下的一个政党决定，而不由十三亿中国人民决定，以致中国百姓至今连民主是什么滋味都没体味到。而这不但要追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追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追究中共奉行的政治霸权主义，而百姓更要追究自己！
英国百姓早在1688年就能通过制度创新，齐心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铺筑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民主之路；而美国百姓早在1781年就能通过制度创新，齐心创立全球第一个总统制国家，从而铺成自己的民主之路；印度百姓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齐心建立半总统制国家，从而铺就自己的民主之路；为什么十三亿中国百姓，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通过制度创新齐心砸烂一党专政生产的政治镣铐，而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潮流，彻底冲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冲垮一党专政制度，最终冲出中国民主之路？！
为什么十三亿炎黄子孙，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通过制度创新齐心拆除一党专政设置的政治牢笼，不断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社会发难、社会风潮，合成一次高过一次的民主声浪，震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震垮一党专政制度，最终铺筑中国民主化的坦途？！
为什么十三亿中华儿女，就不能发扬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重新上路冲出民主化的困境，而通过制度创新齐心摧毁一党专政修筑的政治堡垒，以至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而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建分权制衡体系，最终不仅创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也打造中国健康发展的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腾飞的跑道？！
2015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