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民众仍处于不受直接控制的状态，体制继续采取压制和管控，对民众加以约束和维稳。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言论和举措，如明确提出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相比前任更多地援引毛泽东的言论（如刀把子）、更显着地否定普世价值并打压异议人士，等等，引发了人们关于“文革重来”或“二次文革”的忧虑，近期，习近平又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批示，网络上也涌现出诸多近乎个人崇拜的歌曲作品等等，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关于“文革重来”的忧虑。
“文革重来”在当下的含义，首先是指专政的强化，此外，还有更为明确的意涵：一是指朝向毛泽东式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或曰毛式极权的复归，一是指最高层动员底层民众所形成的“民粹”狂欢。实际上，这并不是“文革重来”的担忧首次出现，前几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也曾被人看作是“文革重来”的尝试，与习近平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借用一样，“唱红”也被看作是某种复归的信号，而“打黑”，则被看成是某种接近“民粹”狂欢的运动。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担忧都忽略了当下与文革时代的根本区别。在文革中，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既有官僚权力体系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群众专政”，但所谓的“群专”并没有成为体制的反对力量，相反，如同毛泽东事先所盘算的那样，实现了“由天下打乱到天下大治”，任其获得了绝对权力。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群众组织都在对最高权力做出直接响应，而在相互冲突的派系中，谁会受到垄断军事暴力的支持，占据正统的位置，也取决于最高权力支配下的逐级确认，最终，群众运动并没有破坏而是加强了专政统治，这表明，被推翻的官僚体系与被动员的群众，同属于一元化体制的一部分，并共同受到体制权力的约束。同时，所谓的群众运动实际是运动群众，它并非自发的草根产物，也不是什么民粹，而是专政的特殊表现，民众的狂热表现，是这种绝对控制体系运行的产物。
这样的控制体系，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共建政以后，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政治基础，更通过持续的运动等各种措施，将原有的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各种组织力量统统加以消灭，在“格式化”之后，再按照极权主义的要求，进行了重组，从宏观而言，包括一党专政，计划经济、思想一元，而在微观上，则形成了以公社制和单位制为基础的，直接作用于民众个体的、由上而下的绝对控制体系。
此一绝对控制体系，不仅从人身上，而且从心理上实现了对民众的绝对控制，民众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服从，民众在垄断所有资源和上升渠道的体制中，不仅因“不服从者不得食”而必须服从，相当多的民众也试图通过响应体制的号召，积极表现，而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寻找上升的机会，在这种基于恐惧和利益的行为机制驱使下，加上思想一元化下的教育宣传的持续洗脑，对当时民众形成了从身体到内心的全面控制和主宰，如今看似荒谬的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的流行，实际上正来自于政治高压、经济独占、思想一元的共同作用。
也正是有了这种体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也包括由此形成的深入的个人崇拜，基于恐惧的绝对服从心理，才有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础。
毛泽东去世以后，体制逐渐引入市场化，这不仅使得民众摆脱了体制对资源和机会的绝对垄断，告别了“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心理恐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对于人员、产品、资本、讯息的流动也就有着愈来愈深入的要求，原有的公社制和单位制也就随之逐渐解体，尽管体制仍保留了村委会、居（社区）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以及工、青、妇、团等群工组织，但在不可阻挡的流动性面前，针对个体的直接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对于这一市场化后果，体制并未掉以轻心，在维持专政体制的大前提下，维持了以党统政、中央集权的基本形态，维持了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建制，以保持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更利用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成果，改造并充实了专政体制，包括强化武警公安等强力部门、扩充和做实基层组织的配置和功能、突出针对新兴社会阶层的两新党建等举措等等，在引入市场化的同时，尽力控制市场化的社会后果，尤其是防止大量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个体走向联合和组织。
一方面是市场化的引入，一方面是针对市场化后果的反应，两相作用之下，前三十年直接作用于个体的一元化控制体系，逐渐转变为如今专政体制与市场化新兴力量的二元存在。这一转变，深深地改变了体制的运行方式，对于体制而言，失去对市场化群体的直接控制，不仅意味着在全面动员群众上缺乏手段和能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由于缺乏作用于个体的手段，在任何社会异动面前，体制都有脆弱的一面，或至少具有巨大风险。也因此，体制本能地惧怕一切社会异动，担心任何风吹草动，维稳体制本身，正是这种惧怕的产物。
这也就意味着，二元存在所固有的结构性冲突，以及社会异动对于体制可能具有的威胁，使得体制不再具有文革式的动员能力。近年来，为填补意识形态空白，体制曾多次尝试对民族主义情绪加以利用，但是，每一次这样的民族主义图谋，最后都只能草草收场。曾经看上去热闹的“唱红打黑”，虽然披有运动的外衣，但其实无论是“唱红”的人群，还是“打黑”的部署，都局限在体制内部，并未动员社会，笔者在当时就曾断言，“重庆模式”更多是普遍维稳模式的加强版或另类版，而不是什么“文革重来”。
当然，由于体制依旧拥有绝对暴力垄断，垄断着宣传、教育、科研，并拥有压倒性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就意味着，体制可以排他性地占据任何可见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形成一种类似前三十年乃至文革时期那种独断的气氛，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体制作为正在制造这种气氛，而这种气氛与近几年的社会冻结措施相结合，如同当初的“重庆模式”一样，给人带来“文革重来”的错觉，但对于体制而言，推行的仍是既定的维稳路线，而非其他。
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讲话中，再一次重申了体制对于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坚持，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只要市场化持续，大多数民众就依旧处于不受直接控制的状态，体制也就只能继续采取压制和管控的方法，对民众加以约束和维稳，在当下的二元结构下，也就意味着，体制的优先选项不是动员、而是冻结。在这个意义上，既不会有自由化改革，也不会有文革重来，而只有继续维稳体制、或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冻结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