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河北省周树文家主要的食物——玉米面饼，有的已经发霉（本刊资料）
农村老年人的困境
笔者老家是河北南部农村。过年时，村里一个63岁的老年妇女上吊自杀了。这个自杀案例其实并不典型，我在网上找到武汉大学刘燕舞老师的研究论文以及对其研究成果的介绍性文章，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湖北京山县是个典型，这里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据刘老师的研究，自杀的主要原因一是病痛难以忍受，二来是生活绝望。但这两种原因的背后都是生活贫困。
现在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虽然也赶上计划生育，但是大部分农村老年人还是生育了不止一个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往往在外打工谋生，很难生活上服侍老人。加上社会风气败坏，尤其是年轻人常年在外，已经丧失了受邻里舆论约束的环境，人们普遍不再重视孝道。而且老年人的子女本人还要养儿育女，生活也不易，用于给父母养老的财力和精力就很少了。其实大部分农村子女仅限于给老人提供基本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老人基本都是要做家务的，不少还要干农活打零工，甚至补贴子女。用一位农村老人的话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什么时候病倒不能动了，就靠子女了，靠不住的就在凄凉中离世了。如果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即便是子女不嫌弃，老人因为无法独立生活，也会活得非常没有尊严。
春节期间我在河北磁县做了一点调查，因为普遍贫穷，说的严重一点，一多半农村老人过的日子都是生不如死。在岳城镇农村遇到的一户困难家庭就非常有典型性。
周树文年近七十，因脑血栓无法做家务，而且耳聋。86岁的老母亲在当家做家务。
这一家的男主人周树文将近70岁了，因为中风只能坐着，不能活动了，更不要说做家务劳动，而且耳朵也聋了大半。周树文年轻时因为穷娶了智障女人，没有生育，但是收养了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刚二十出去打工了。当家的是86岁的老母亲，做饭也是老人家的活。这一家病老残之人，靠62岁的智障儿媳在水库边上种田勉强活着。周到房子已经破的不能住人了，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周树文的弟弟的。弟弟带着一家人在外打工也几乎无力再照顾母亲和哥哥一家。
这是他们家主要的食物——玉米面饼，有的已经发霉。
目前的新农保政策和贫困救助政策
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的养老金包括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其中的基础养老金由政府提供，2009年开始试点时是每人每月55元，到2014年全国已经普及，标准上调到70元。个人养老金部分其实是自己交的保险费加上少量国家补贴和利息，再按照平均寿命分摊到每个月。因为实行年头少，交过保险费的农民能多拿几十块钱到一二百块钱。不过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只能领到基础养老金。像周树文这样的家庭还要靠这点可怜的养老金过活。70元目前在粮食掉价的情况下可以买到60斤玉米面，勉强不至于饿死，但是基本的水电都消费不起了。
对于困难户，国家有低保政策。但是首先低保水平很低，在河北农村基本都是110元左右。这比养老金略高一点点，但是对贫困老人来说，有没有低保是能否活命的关键。其次，低保的发放基本都是村干部说了算，所以人情低保占了很大一部分。有位熟悉低保事务的村民说，1/3是确实穷困的，1/3是完全送人情的，还有1/3是有争议的以及能耍赖皮的。我到河南，河北，湖南等很多农村，大体上低保都符合这种三三制。对周树文一家来说，他们夫妻俩都有低保，一个中风一个智障。但是他86岁的老母亲没有吃低保，因为她还有个儿子，尽管这儿子根本顾不上老母亲。
除了低保政策，国家还有专门的扶贫政策。但是扶贫对象不是个人，而是贫困村。扶贫往往是支持某些人搞养殖种植，送些扶贫羊，扶贫大棚等。对于贫困的农村老年人，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根本无法受益。其实扶贫政策的受益对象基本上都是关系户，公平性比低保更差。
对于周树文一家来说，一个月靠三份养老金和两份低保大约有430元的收入，另外种点地多少能贴补些粮食蔬菜。如果86岁的老妈没有病，还能勉强维持生存，但这样摇摇欲坠的一家人将来怎么活命确实是个未知数。
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可行性
2008年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大概合人民币8块钱，那么一个月是240元。但这是1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线，而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早已脱离贫困国家，号称进入小康社会。但是我国的贫困农村老人竟然每天养老金只有0.36美元，即便加上低保，也只有0.93美元，可见中国农民生存权无保障的严峻状况。这不止是政府的耻辱，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
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尽快增长到每月300元。城里人可能看一场球赛的票价都不止300，但是一个老无所依的农民却可以靠三百元有尊严的活下去，他们不用再哀求子女奉献孝心，只要自己还能动，就能有独立的生活和人格。
我国60岁老年人大概1.7亿，而农村老年人占六成，大概一个亿。如果每人每月给300元，那么一个月是300亿，一年是3600亿。这个数字初看起来很庞大，但考虑一下2015年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达到15.2万亿，而3600亿只占2.4%，就知道这个数字并不高。尽管如此，一下子拿出3600亿，大概相当于去年的警察开支，肯定也够政府挠头的。那么就退一步，按联合国的最低贫困标准，一个月每人240元，每年财政支出大概2600亿，只占2015年财政收入的1.7%，占GDP的3.8‰，这个数字肯定是可以挤出来的。
首先，扶贫款其实用于农村老人就是最好的用途。2015年国家大概拿出460亿专项扶贫款，今年拿出的更多，以至于基层扶贫干部都不知道怎么花扶贫款。其实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靠打工就可以脱贫，真正需要脱贫的是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以这笔扶贫款直接分给农村老年人就能达到最好的扶贫效果。否则也是做了腐败分子的人情。
其次，虽然习近平反腐有一定成效，但是三公消费基数庞大很难消肿。只要看看各地各级政府里无数的公车就知道大有潜力可挖。看看2015年中央级商品和服务支出里面，除了可以见人的26种花费之外，还有2644亿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也就是说，把这一笔见不得人的消费（是否公开性腐败暂且不评）用于农村养老，其他什么都不用动就可以解决了！
再次，有些支出，比如武警支出每年一两千亿，完全可以省不少。既然已经有了警察，还养那么多武警干什么？我去过多伦多市议会和安大略省议会，偶尔见一两个巡警而已，根本没那么多警卫人员。军费增长速度也超过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其实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又不像美国当世界警察，搞好外交的目的就是节省军费享受和平红利。
我们再看看每年高达5万多亿的财政转移支付，里面很多项远远没有给农村老人养老金更有急迫性和正当性。比如“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770亿元。既然高速公路收费世界第一，油价居高不下，为什么还要纳税人支付770亿给工资奖金福利优厚的三桶油呢？再比如“体制结算补助”，是补给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建设的。这基本上都是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本来就是全国最富裕地区，用得着再补贴巨额资金吗？
财政收入再怎么紧张，从庞大的15万亿的国库收入里，拿出不到1/40解决全国农村老人的生活问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再不济，连1/60的财政收入也拿不出来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正当性
对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反对的声音各种各样。首先是财力无法承受的问题，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了解释。仅仅中央政府一级的说不清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项就可以使得全国一亿农村老人一举脱离联合国最低贫困线。其次，不少城里人反对的是，凭什么给农村老人钱？他们做了什么贡献？也就是给农村老人养老金的正当性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那些企事业退休人员为什么有退休金？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还可以说有些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了。但之前的国企职工并没有纳税，公务员纳税也是近两年才开始。国家为什么可以把原来的国企职工和企事业公务人员养起来呢？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故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把该给职工的福利都积攒在国家手中去制造原子弹和大工业去了。可是不要忘了，地位更低下的农民，则是理论上除了吃饱肚子的饭，不能有任何结余的。发展工业的基础是靠剪刀差明目张胆的剥削农民，以至于农民吃饱肚子都很困难。城市户口的人尚有各种票证保证基本生活，农民如果不养个鸡鸭，连油盐酱醋的钱都没有，也不会有各种票证的配给。论劳动强度，农民给工人大；论贡献，都是给国家做贡献；论福利，工人比农民福利好得多。等到现在工人农民都老了，工人有退休工资还可以年年涨，但农民这点养老金不够赛牙缝。本来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就遭受了三十多年剥削和压迫，在邓江时代还遭受各种苛捐杂税，到胡温时代刚刚摆脱沉重的负担。国家欠农民的太多，现在略微做一点补偿难道过分吗？城市退休职工每个月平均两三千元左右，农民拿十分之一都不行吗？
现在许多老年农民有过到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被榨干了血汗之后，被迫回到农村再靠每月70元的养老金度日。政府亏欠中国的老年农民太多，现在为了面子开始想尽快使得贫困人口脱贫，但没有考虑怎样脱贫才有效。脱贫数字不应该仅仅是面子工程，而应该真正改善民生。那么多农村贫困老人没有经济能力，靠70元一个月过活，扶住他们不就是最大的扶贫吗？
一提到人权，中国政府总是说什么生存权发展权，农村老人现在就是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救助农村老人，就是最大的人权。
问题和展望
尽管标题就是大声呼吁，但是我对中共能做出回应并不报太大希望。因为中共把钱花到什么地方，一来要平衡各种力量，也就是谁声音大、力量强谁分的蛋糕就多；另一方面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比如修高速、建高铁、盖大楼。而农村老年农民是最弱势的一群，连上访的能力几乎都没有，即便是悲惨离世也激不起任何风浪。反过来说，即便给他们上调养老金，还是生活困难，不会总体上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总之，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政府绝没有动力去顺应选民的意志，把真正的公共利益放到首位。
所以，要想真正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不是GDP有多高，也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多大比例，而是是否有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真正负责任的政府。而负责任的政府只有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2016年4月2日
（作者杨子立，原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