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缺乏权力制衡就没有真反腐

沸沸扬扬的巴拿马文件给中国执政者的最大冲击,不是高层有否腐败(因为这本来已经妇孺皆知),而是一般公众对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普遍质疑。曾经作为习政绩亮点的反腐,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街谈巷议到微信电邮,人们都在问:为什么当局要封锁对反腐有利的巴拿马文件信息?是不是因为文件牵涉到习近平和一些现任常委的亲属?这不是说习总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是场政治权斗而已?

 

本来,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没有独立媒体的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反腐。这里的道理很浅显。经济学归纳个人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自利 (maximizing own utility)。商人和政治家更是如此,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在商场或官场上为钱为权为名博弈。假如一个政客和公众说,我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是忽悠公众的谎话。就象在商场上,如果有商人说他做生意的目的是亏本,你会信吗?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客说的是,“我虽然谋权自利,但也要让公众获利”,这比较合情合理,当然能否真做到双赢还需要进一步辨别。

 

因为执政者是自利的,他反腐的对象只会是侵犯他的利益或者和他利益无关的贪官,而不是他自己或者和自己名誉利益攸关的贪官。古今中外都如此。

 

封建皇朝反腐,因为贪官也损害皇帝的利益。不过皇帝自己和自己家的腐败是不能反的。朱元璋算是史上最严厉的反贪皇帝了,曾有“朱元璋反腐杀驸马”的记录。可要注意,也就这么一次,而且是个外戚驸马,第四皇女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朱元璋将他赐死而不是杖杀。朱的其他26个儿子个个称霸一方,从安庆公主家奴周保的嚣张可以推知他们也多是腐败贪婪,却没见到朱元璋反腐反到那些亲生骨肉头上。

 

有关毛泽东的选择性反腐的记录就更多了。5060年代反腐,可毛和高层还是享受特权和特供。住的有滴水洞等行宫别墅,吃的有从长沙专机空运到北京的活鱼。毛发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腐败的走资派,可文革中有人批评特权阶层走后门参军上大学,因为涉及到毛要利用的军队和亲信,毛就和张玉凤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后面两句还作为批示下达。文革中毛搞裙带让自己妻子侄子坐火箭进入最高决策层,就是自己走后门的实例。

 

何清涟在VOA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习近平反腐目的是保住红色江山世代接班。如此可以解读当今中国反腐中的选择性。一,若要葬送红色江山的如批评现政权的民间反腐,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志勇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却被抓捕。二,刑不上红二代太子党。三年来中央抓了不少贪官如徐才厚谷俊山等,可细看一下那些被抓被判的都是平民出身。照理太子党权力更大因此腐败也更严重,但除了薄熙来因为要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抢班夺权之外,其他人安然无事。邓鲁延在《亲历腐败》中亲身目睹总后和总装备部两个中将,红二代刘姓兄弟两人,仅在2011年母亲葬礼上就敛财受贿1000万,这些被公开暴露的红二代贪腐至今也没见被中央追查或受审。此次巴拿马文件暴露了太子党腐败冰山一角的一些线索,因为触犯当权者自身利益,被中国当权者封锁,更说明了这个“反腐”的选择性。

 

巴拿马文件也牵涉到冰岛总理和其它一些西方领袖,说明作为西方领袖也是自利的,有机会他们也会贪腐。不过,在民主和法治制度下,因为有反对党、独立媒体和纳税人团体会出来揭露执政党的腐败,权力被制衡,那些被涉及者即刻向公众回应和承担责任,譬如冰岛总理只能引咎辞职。因此,那些国家和官场比较清廉。在一党专制没有制衡下靠执政者根除自己腐败,那是不可能的。

 

对此王岐山其实心知肚明。去年4月他会见美国学者福山谈起反腐:“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2014年他在政协常委会上承认自己也曾腐败过:“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这里王岐山说了实话:人是自利的,会贪腐的。真反腐,不能靠自己,而是要让利益独立的反对派来做。

 

自我反腐不是真反腐,最后也不能成功。明朝皇帝反腐没有救成朝廷,崇祯最后自缢煤山。三年来习王反腐,虽然是选择性的,但也抓了不少贪官。可按照透明国际调查,中国清廉程度却鲜有改进,按国际标准甚至有所倒退。2012年中国清廉程度得分392015年降低到37。而同期印度从得分36增加到38,反超中国。

 

本来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反腐是这三年来习政绩剩下的仅有亮点。可是在巴拿马文件冲击和执政高层的靠删贴封锁的应对下,这个亮点也消失了。习近平先生和共产党若要真反腐,取信公众,那就要解除网络封锁,公开回应巴拿马文件问题,允许利益独立的媒体和民众团体存在和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不然,更多的中国百姓将认定那只是党内斗争需要的假反腐。在公共信任危机下,反腐,昨天曾经的政绩亮点,将变成明天的政治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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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缺乏权力制衡就没有真反腐

沸沸扬扬的巴拿马文件给中国执政者的最大冲击,不是高层有否腐败(因为这本来已经妇孺皆知),而是一般公众对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普遍质疑。曾经作为习政绩亮点的反腐,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从街谈巷议到微信电邮,人们都在问:为什么当局要封锁对反腐有利的巴拿马文件信息?是不是因为文件牵涉到习近平和一些现任常委的亲属?这不是说习总的反腐是选择性的?是场政治权斗而已?

 

本来,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没有独立媒体的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反腐。这里的道理很浅显。经济学归纳个人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自利 (maximizing own utility)。商人和政治家更是如此,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在商场或官场上为钱为权为名博弈。假如一个政客和公众说,我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那是忽悠公众的谎话。就象在商场上,如果有商人说他做生意的目的是亏本,你会信吗?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客说的是,“我虽然谋权自利,但也要让公众获利”,这比较合情合理,当然能否真做到双赢还需要进一步辨别。

 

因为执政者是自利的,他反腐的对象只会是侵犯他的利益或者和他利益无关的贪官,而不是他自己或者和自己名誉利益攸关的贪官。古今中外都如此。

 

封建皇朝反腐,因为贪官也损害皇帝的利益。不过皇帝自己和自己家的腐败是不能反的。朱元璋算是史上最严厉的反贪皇帝了,曾有“朱元璋反腐杀驸马”的记录。可要注意,也就这么一次,而且是个外戚驸马,第四皇女安庆公主的丈夫欧阳伦。朱元璋将他赐死而不是杖杀。朱的其他26个儿子个个称霸一方,从安庆公主家奴周保的嚣张可以推知他们也多是腐败贪婪,却没见到朱元璋反腐反到那些亲生骨肉头上。

 

有关毛泽东的选择性反腐的记录就更多了。5060年代反腐,可毛和高层还是享受特权和特供。住的有滴水洞等行宫别墅,吃的有从长沙专机空运到北京的活鱼。毛发动文革的口号是打倒腐败的走资派,可文革中有人批评特权阶层走后门参军上大学,因为涉及到毛要利用的军队和亲信,毛就和张玉凤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后面两句还作为批示下达。文革中毛搞裙带让自己妻子侄子坐火箭进入最高决策层,就是自己走后门的实例。

 

何清涟在VOA发表的评论中指出,习近平反腐目的是保住红色江山世代接班。如此可以解读当今中国反腐中的选择性。一,若要葬送红色江山的如批评现政权的民间反腐,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志勇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却被抓捕。二,刑不上红二代太子党。三年来中央抓了不少贪官如徐才厚谷俊山等,可细看一下那些被抓被判的都是平民出身。照理太子党权力更大因此腐败也更严重,但除了薄熙来因为要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抢班夺权之外,其他人安然无事。邓鲁延在《亲历腐败》中亲身目睹总后和总装备部两个中将,红二代刘姓兄弟两人,仅在2011年母亲葬礼上就敛财受贿1000万,这些被公开暴露的红二代贪腐至今也没见被中央追查或受审。此次巴拿马文件暴露了太子党腐败冰山一角的一些线索,因为触犯当权者自身利益,被中国当权者封锁,更说明了这个“反腐”的选择性。

 

巴拿马文件也牵涉到冰岛总理和其它一些西方领袖,说明作为西方领袖也是自利的,有机会他们也会贪腐。不过,在民主和法治制度下,因为有反对党、独立媒体和纳税人团体会出来揭露执政党的腐败,权力被制衡,那些被涉及者即刻向公众回应和承担责任,譬如冰岛总理只能引咎辞职。因此,那些国家和官场比较清廉。在一党专制没有制衡下靠执政者根除自己腐败,那是不可能的。

 

对此王岐山其实心知肚明。去年4月他会见美国学者福山谈起反腐:“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2014年他在政协常委会上承认自己也曾腐败过:“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这里王岐山说了实话:人是自利的,会贪腐的。真反腐,不能靠自己,而是要让利益独立的反对派来做。

 

自我反腐不是真反腐,最后也不能成功。明朝皇帝反腐没有救成朝廷,崇祯最后自缢煤山。三年来习王反腐,虽然是选择性的,但也抓了不少贪官。可按照透明国际调查,中国清廉程度却鲜有改进,按国际标准甚至有所倒退。2012年中国清廉程度得分392015年降低到37。而同期印度从得分36增加到38,反超中国。

 

本来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反腐是这三年来习政绩剩下的仅有亮点。可是在巴拿马文件冲击和执政高层的靠删贴封锁的应对下,这个亮点也消失了。习近平先生和共产党若要真反腐,取信公众,那就要解除网络封锁,公开回应巴拿马文件问题,允许利益独立的媒体和民众团体存在和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不然,更多的中国百姓将认定那只是党内斗争需要的假反腐。在公共信任危机下,反腐,昨天曾经的政绩亮点,将变成明天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