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款6.2万亿元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4.61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

最近，国际金融界与投行界几乎都在高度关注中国的债务危机。分析者从技术层面做了大量分析，最悲观的预测是债务风险最终将以急剧爆发的金融危机收场，如同美国2008年的“雷曼时刻”那样，即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信贷市场瘫痪，占主流的意见则认为中国将陷入日本泡沫经济消退之后的经济困境，增长持续放缓，提振乏力。

 

所有指标都表明中国面临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数据表明，2016年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上升至创纪录的237%。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略高，认为中国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欧元区的270%和美国的248%大致相当。导致债务与GDP急增的主要原因，是北京采取大规模放贷的方法来提振经济增长，据报，中国2016年一季度新增贷款6.2万亿元人民币，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季度增幅，同比增长逾50%。

 

因此，有人分析说，“按照当前的扩张速度，一些银行迟早会发现自己无法安全地为所有资产融资。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的估值使用了来自中国央行的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加上了中国财政部以及审计署有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数据，基本可信。中国官方要否认，大概也只能将坏帐率降低十几个甚至更多百分点，再从中国的债务结构与欧盟、美国不同等方面辩析，比如有一篇探讨希腊为什么发生债务危机而中国不会的文章就是如此辩解。

 

但以上都是从技术层面分析。如果只从技术因素看，中国可能早就发生过若干轮金融危机了。我将从中国与日本两国体制不同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中国未来的金融危机与日本的情况有何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银行业现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异同

 

表面上看来，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泡沫经济到来前极其相似，二者都经历了埋下信用风险因素的资产规模扩张过快阶段。

 

日本银行业受宽松货币政策、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推动，资产规模曾一度快速扩张，贷款增速远超GDP增速，从1984年到1990年，日本银行业总资产从373万亿日元增至757万亿日元，增长103%。这种资产增速与存款迅速增加有关，同期银行业总存款由268万亿日元增至495万亿日元，七年间增长84.7%。

 

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比日本更快。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28万亿元，到2016年3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03.34万亿元，不到五年，资产规模增长79.5%。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扩大的因素并非主要来自于银行储户的总存款 ，中国业内人士也不讳言，公开承认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持续扩张，且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速水平上，主要与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有关。比如中央政府想助推经济，信贷投放加速，房地产回暖、基建投资需求回升等，这都是重要的生息资产，其增加对于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是重要助力。

 

但细究起来，中日两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偏向只有部分相似，日本银行业的资产配置主要偏向房地产，因此积累了高风险。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其中，1986年和1989年房地产贷款增长最快，增速分别高达35.1%和27.7%。

 

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是房地产，但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却因经济体制及政府行政强干预的关系，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待售房产积压的就是银行贷款。2016年一季度，中国个人购房贷款增加1万亿元，一季度全部新增贷款为4.61亿元（国内数据，比《金融时报》估算少了约1.59万亿），意味着有超过20%的新增贷款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据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今年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之内，国企中占比约为15%的“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中国银行业是政府的钱袋，国企号称是“共和国长子”，三者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命运与日本银行业不同。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日本，能与国同休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其实远比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银行业要糟糕，但是如果以此来判定中国一定会发生日本式金融危机，显然是忽视了中日两国有个根本的不同，即金融安全事关中共政权安全，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与国同休”；日本金融业与政府的关系当然比美国银行业与政府关系要亲近得多，但远非“与国同休”，内阁即使倒阁，也与银行生死无直接关系。

 

既然金融业安全事关政权安全，中共又视执政权为本党命脉，政权更替为“千百万人头落地”之事，其防范金融危机的手法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帮银行消除坏债，日本政府则不能，日本银行业迟至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期，方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大规模开始金融机构的合并重组浪潮；采用直接处理方式化解不良债权；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促进企业再生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比例下降，从2002年到2006年，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比例从8.7%下降到了1.8%，金融机构整体不良比例从8.6%下降到了3.6%。

 

中国政府决不采用日本政府这种蜗牛爬行的方式化解银行坏帐，其措施既直接又强硬，短期内可让银行坏帐搬家。比如朱镕基时期既采取政府直接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理，剥离银行坏帐；又让企业玩债转股，帮助企业与银行从帐面上消除银行坏帐，轻装上阵。温家宝任总理时，则通过吸收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再推至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通过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顷刻间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跻身为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如今，中国政府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正在效仿朱镕基的老办法，只是今非昔比，老招术对付不了新困局。

 

简言之，中国金融危机缘于政府干预经济，政权安全系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金融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枪杆子。对这一点，全世界不明白，但中国专业人士都明白。中国金融业的学者最近隐晦地表明，中日两国政府调控能力不同，表面上，他们盛赞的当然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但对这点心知肚明。我在《中国的金融危机为何总不爆发？》（VOA，2016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中国金融危机不爆发的原因就在于“党指挥枪”。

 

理解“中国特色经济学”中的关键是“枪杆子定乾坤”，因为独裁或极权政治都是任借暴力获取并维持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扭曲市场，还可以消灭市场。这是2015年中国股市的经验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为债务危机所付的代价就是持续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