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立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信博》专栏作者。
英国《卫报》最近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移居西方为数惊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又一次高峰。纽约大学中国法学权威孔杰荣更形容这股「逃亡潮」类似纳粹时代大批犹太精英逃跑到美国寻找自由之旅。
孔教授确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近年曾帮助如著名法律工作者滕彪与陈光诚等在美国找工作。其他已经落籍西方的著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奇才余杰与袁红冰、诗人贝岭、前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与最近因为《无界新闻》刊登〈罢免习总声讨书〉事件，备受大陆恫吓的评论人长平与温云超。笔者亦认识数名大陆知识界好友，准备以专业或投资方法移民欧美。
刚过去的六四屠城27年与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祭，令人想起大陆知识分子被煎熬于水深火热的惨状。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份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深受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影响，绝少拥有积极反抗强权的基恩。就以刚去世的国宝级文学家杨绛与她先生钱钟书等民国时代大师为例，他们在1949年政权转移后，大多拥抱逆来顺受、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但他们不会站起来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化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沉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选择自杀的不归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曝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指控中共的暴行与其凶残的吃人制度？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份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份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份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份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要如林昭、张志新一样当烈士。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十年构建的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的维稳机器，比起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式KGB厉害得多。记得在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时，维稳经费居然超过解放军的开支！余杰刚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虐打他的国保曾警告他说，当局充分掌握超过200个知识分子的行踪，「我们随时可以活埋你们」。
当然，由于语言、社会网络与经济压力等原因，不少知识分子被逼移居西方后，难以发挥他们一贯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但同时不少在美国、澳洲与欧洲落户的作家、评论家与教授，欣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他们通过在当地研究、演讲与笔耕同样可以在互联网和全世界包括大陆、港、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对话。
中共每年花几十亿人民币在全世界拓展什么软实力来标榜「中国模式」如何伟大，习大大如何受国人欢迎等假像与歪理，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奋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相！当习总正全力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掩盖中共千疮万孔的施政之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加把劲，宣扬中国需要融入普世价值的逼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