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报道，大陆民国派李配于是2015年12月24号，在改革前沿地广东省顺德，用为改革鼓与呼的南方周末报刊糊了一稻草人代表改革派，并焚烧之，为改革派招魂，改革远离这片土地吧！

    希望与绝望，在中国总体上由个体与中共体制的关系来决定，只要是党的人，或者曾经是党的人，注定会把希望放在党身上，即使最激烈的反对党。不是党的人，例如基督徒或者政治冷漠者，或者台湾人，一思考中国政治前途，就注定要从寄托希望于体制开始，由希望走绝望。这是共党统治中国尤其是改革完全窒息民国国体之存在的必然宿命，我几乎没找到一个例外的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中共统治是对人世间政治救赎之绝对霸占，人类历史以来最高之巴别塔。凡是已有的抵抗方式，都能被洞悉攫取吸纳压制，除非它自己内部塌陷自我摧毁。没有在中共统治之外或者稀薄之处，发现行动，是没法找到新生的因子的。从维权到民国，凡是能被再次体制化的，都需要逃跑游牧到新的绿洲，就像从论坛跑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

   例如落入共党手中的香港就完蛋了，没有落入的台湾就是反击之所在根据地。太阳花运动就是绝地反击。

   我们为什么像宪兵或者督察一样，审查抗争同伴的立场，就在于希望与绝望的分配，促成往希望大的，出路宽的地方抗争，缩小令人绝望无用功的地方抗争规模。我们为什么像检察官一样，追究别人贩卖虚假希望。而且这个成为主要任务。

   改革已死揭开骗局之真相

     改革已死，否定毛没有任何自由推进可能，此时，毛崇拜只是超越当下困境，当下日常性的表达形式，对权贵资本主义构成批判，不管是官方毛主义例如薄习，还是民间毛主义都是如此。是不是一个毛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敌我之分在于是否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八九之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做样子的形象工程，而真正的绞肉机和历史的屠宰场在于政治暴力控制和经济分赃。不是立场问题，而是与中共的关系，才是划分敌我的关标准，站在中共一边的包括改革派，是敌人，站在中共对立面的毛派，可以是维权的盟友。

   改革已死是进行价值重估的起点预设，如果没有政改这一根本解决或者来不及，那么改革积累问题的高压锅爆炸，岂是推给文革能说得通的。没有政改，就意味着改革派是中共维护专制延续统治的共犯，其原罪要被洗清豁免，就一定要有来得及的政改，我一旦预定改革已死，那么判决就下了:改革派是敌人。

   改革派认为自己没有原罪或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拯救者，那是自己给自己预定最终会来一场政改一揽子总体解决文革问题和改革过程滋生的问题。这种预定属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在2006年“改革已死”提出后，我已经无视八十年代以来对政改的推动，把八九后继续推动政改的，视同插标卖首土鸡瓦狗之辈，而八九后的新左派虚假方案背后的真问题，才是我认真面对的，而且我觉得能够变为政治神话，真正起作用或者成几十年气候的，只要共党统治继续延续。即使共党统治结束，也可以说是必要邪恶的过渡。新左派是人格分裂的，其对宪政自由目标的坚守趋于内在化，去政治化，而对改革路径的思考，却裹挟这一些基于现实必要性产生的主义，转化为个人立场，依附于体制外围。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认为宪政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带上红帽子之合法性暧昧，可是九十年代的新左派是认为，首先得带上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帽子，才能有所行动，他们对八十年代的目标的启蒙手段不满，有着行动的渴望，渴望实现目标之路径变迁，然而无门，只能幻想依附体制以自己的依附来改变体制。这是奴隶伦理:我们这样的人，内心追求自由宪政的人加入多了，取而代之，不就改变了。政治变革由八十年代的外在客观目标（虽然是用启蒙手段，但外在客观性无需质疑），变为内心立场，从而实现内心立场与外在行为之分裂乃至于对立，典型的说法就是潜伏，二者之间的维系，并不是实在的，而是投射的幻影。之所以说新左派比政治自由派更具有未来性，是在于他们在现实政治表达中效忠于中共体制，因为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所致，对八九的断代，对未来国度的渴望更加强烈，根本不相信或者基本不相信改革开放出宪政国家。这种分裂把改革开放当做过去延续的当下日常性，从而必将死去而忽略不计，需要超越当下之日常性，需要超越并扬弃改革开放，然而这种超越之渴望又再次投射于中共统治内部一些超越官僚体制的符号，寻找新的统一性，例如毛泽东，例如中共革命，描述为新社会主义传统。都忽视中共专制统治之现实路径锁定，自由右派一厢情愿地投射政改渴望，新左派认为基于现实路径，一样投射。后者不知道，正如毛和革命被官僚集团所攫取，投射于毛，文革和革命，追寻49内的统一性，最后还是被攫取。政治被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行政所攫取，是49内的必然宿命。只能说，49之内在行动渴望上越敌对于官僚集团的因素，越逆流而上的因素，越靠近未来性。

    就像耶稣和基督徒看世间看起来不朽的罗马帝国必朽，而把完满和成长的可能性，放在天国，并且在当下预备；如果把共党统治当做必死的，那么就要把宪政作为完满和成长的可能性，放在另外一个国度，并且共党统治及其放松（改革开放）所造就的一些社会经济条件，都可能作为未来现在宪政国度的预备。因此如果站在将来宪政国度和当下预备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八九镇压之后，民间必须在敌我之间做出身份认同选择，以作为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目标被镇压致死之后的替代品，此时，无视中共统治的延续性，以行动和未来宪政国度的当下预备来看，用魏玛民国困境来描述八九后的民间政治生长，还是可以的。只要断代于八九，魏玛民国的思潮主义和行动之渴望变为纳粹德国的嬗变过程，可以是八九后至今法西斯化的写照。

   博讯报道，大陆民国派李配于是2015年12月24号，在改革前沿地广东省顺德，用为改革鼓与呼的南方周末报刊糊了一稻草人代表改革派，并焚烧之，为改革派招魂，改革远离这片土地吧！

    希望与绝望，在中国总体上由个体与中共体制的关系来决定，只要是党的人，或者曾经是党的人，注定会把希望放在党身上，即使最激烈的反对党。不是党的人，例如基督徒或者政治冷漠者，或者台湾人，一思考中国政治前途，就注定要从寄托希望于体制开始，由希望走绝望。这是共党统治中国尤其是改革完全窒息民国国体之存在的必然宿命，我几乎没找到一个例外的人，世间没有一个义人。中共统治是对人世间政治救赎之绝对霸占，人类历史以来最高之巴别塔。凡是已有的抵抗方式，都能被洞悉攫取吸纳压制，除非它自己内部塌陷自我摧毁。没有在中共统治之外或者稀薄之处，发现行动，是没法找到新生的因子的。从维权到民国，凡是能被再次体制化的，都需要逃跑游牧到新的绿洲，就像从论坛跑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

   例如落入共党手中的香港就完蛋了，没有落入的台湾就是反击之所在根据地。太阳花运动就是绝地反击。

   我们为什么像宪兵或者督察一样，审查抗争同伴的立场，就在于希望与绝望的分配，促成往希望大的，出路宽的地方抗争，缩小令人绝望无用功的地方抗争规模。我们为什么像检察官一样，追究别人贩卖虚假希望。而且这个成为主要任务。

   改革已死揭开骗局之真相

     改革已死，否定毛没有任何自由推进可能，此时，毛崇拜只是超越当下困境，当下日常性的表达形式，对权贵资本主义构成批判，不管是官方毛主义例如薄习，还是民间毛主义都是如此。是不是一个毛粉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敌我之分在于是否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八九之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做样子的形象工程，而真正的绞肉机和历史的屠宰场在于政治暴力控制和经济分赃。不是立场问题，而是与中共的关系，才是划分敌我的关标准，站在中共一边的包括改革派，是敌人，站在中共对立面的毛派，可以是维权的盟友。

   改革已死是进行价值重估的起点预设，如果没有政改这一根本解决或者来不及，那么改革积累问题的高压锅爆炸，岂是推给文革能说得通的。没有政改，就意味着改革派是中共维护专制延续统治的共犯，其原罪要被洗清豁免，就一定要有来得及的政改，我一旦预定改革已死，那么判决就下了:改革派是敌人。

   改革派认为自己没有原罪或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拯救者，那是自己给自己预定最终会来一场政改一揽子总体解决文革问题和改革过程滋生的问题。这种预定属于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在2006年“改革已死”提出后，我已经无视八十年代以来对政改的推动，把八九后继续推动政改的，视同插标卖首土鸡瓦狗之辈，而八九后的新左派虚假方案背后的真问题，才是我认真面对的，而且我觉得能够变为政治神话，真正起作用或者成几十年气候的，只要共党统治继续延续。即使共党统治结束，也可以说是必要邪恶的过渡。新左派是人格分裂的，其对宪政自由目标的坚守趋于内在化，去政治化，而对改革路径的思考，却裹挟这一些基于现实必要性产生的主义，转化为个人立场，依附于体制外围。八十年代自由主义认为宪政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带上红帽子之合法性暧昧，可是九十年代的新左派是认为，首先得带上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帽子，才能有所行动，他们对八十年代的目标的启蒙手段不满，有着行动的渴望，渴望实现目标之路径变迁，然而无门，只能幻想依附体制以自己的依附来改变体制。这是奴隶伦理:我们这样的人，内心追求自由宪政的人加入多了，取而代之，不就改变了。政治变革由八十年代的外在客观目标（虽然是用启蒙手段，但外在客观性无需质疑），变为内心立场，从而实现内心立场与外在行为之分裂乃至于对立，典型的说法就是潜伏，二者之间的维系，并不是实在的，而是投射的幻影。之所以说新左派比政治自由派更具有未来性，是在于他们在现实政治表达中效忠于中共体制，因为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所致，对八九的断代，对未来国度的渴望更加强烈，根本不相信或者基本不相信改革开放出宪政国家。这种分裂把改革开放当做过去延续的当下日常性，从而必将死去而忽略不计，需要超越当下之日常性，需要超越并扬弃改革开放，然而这种超越之渴望又再次投射于中共统治内部一些超越官僚体制的符号，寻找新的统一性，例如毛泽东，例如中共革命，描述为新社会主义传统。都忽视中共专制统治之现实路径锁定，自由右派一厢情愿地投射政改渴望，新左派认为基于现实路径，一样投射。后者不知道，正如毛和革命被官僚集团所攫取，投射于毛，文革和革命，追寻49内的统一性，最后还是被攫取。政治被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行政所攫取，是49内的必然宿命。只能说，49之内在行动渴望上越敌对于官僚集团的因素，越逆流而上的因素，越靠近未来性。

    就像耶稣和基督徒看世间看起来不朽的罗马帝国必朽，而把完满和成长的可能性，放在天国，并且在当下预备；如果把共党统治当做必死的，那么就要把宪政作为完满和成长的可能性，放在另外一个国度，并且共党统治及其放松（改革开放）所造就的一些社会经济条件，都可能作为未来现在宪政国度的预备。因此如果站在将来宪政国度和当下预备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八九镇压之后，民间必须在敌我之间做出身份认同选择，以作为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目标被镇压致死之后的替代品，此时，无视中共统治的延续性，以行动和未来宪政国度的当下预备来看，用魏玛民国困境来描述八九后的民间政治生长，还是可以的。只要断代于八九，魏玛民国的思潮主义和行动之渴望变为纳粹德国的嬗变过程，可以是八九后至今法西斯化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