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街头举牌要求民主自由（网络图片）
一、一审判决书认定公诉人指控我多次在医院和看守所等公共场所，高喊：“打倒共产党，消灭独裁政府，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构成犯罪。这四句话中的后面三句话，不需要我辩解，相信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关键是前一句“打倒共产党”是否构成犯罪，我就有必要进行辩解。
我认为喊“打倒共产党”并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原因如下：1.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其本原则是党政分开，政党不等于政府，更不等于国家。所以，喊“打倒共产党”，只是有可能损害共产党的声誉或者利益，并不能损害国家的声誉或者利益，也就不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 2、法治社会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司法独立。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法律上的性质一样，地位平等。它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代表政府，更不能干预司法。对于喊“打倒共产党”等有损名誉或利益的言论和行为，正确地处理，应该按照国际法治社会法制惯例，由共产党的法人代表及其委托律师，对被告的侵权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法院认定公诉人指控我：指使陆某等三人在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地铁口等处举牌，举牌内容：“拥护自由，走上南方街头”，“渴望民主，爱上南方街头”等口号，构成犯罪。
我认为，这些举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举牌的内容都是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都是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益的正能量。这些举牌行为不但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而且是对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无私奉献的正义之举。不奖我就算了,为何还要起诉我?
三、一审判决书认定：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应当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安全。
我认为：宪法赋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保有公民说真话的自由权利，鼓励公民说真话。一个简单的道理：谎言才会煽动他人作恶，真话会启发他人行善。这个道理即使没有写进法律也应该成为人们心里的一条公理。法律应该建立在诚实公正的基础上，维护公理、正义。如果法律把真理定义为煽动，那么法律保护的“国家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这样的法律还是诚实公正的吗？不是诚实公正的的法律，公民还有义务遵守吗？”
如果，认定我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共产党是邪教”是一句谎话，请法院拿出证据来证明。（但是提醒法院不能关起门来找证据，让共产党员来指证我说谎，这样的证据是缺乏说服力也是无效的。应该把大门打开，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旁听，由他们来指证我在说谎。这样的指证才会让人心服口服。）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当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它被安排得最好的时候。”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人类的言论自由不应该受到任何人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愿望，在真诚地相互交流各自的想法和愿望中，才能产生出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和最美好的愿望。这样的思想和愿望才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是所有人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四、判决书认定事实混乱：（第9页）被告人张荣平于2014年7月11日因为……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第10页）2014年6月11日13时许，海珠区公安分局民警带被告人张荣平到该院体检时。
从6月11日被捕到7月11日，足足有一个月，何来十五日拘留？且前后次序颠倒，是公安局，检察院失职，还是法院的疏忽？三家同时失明是否另有隐情？而事实是，我在海珠看守所足足被押了一个月。
五、判决书能够把我1997年在浙江义乌市因抢劫被判刑三年的陈年旧事列出来，为何会漏看我2014年3月在黑龙江建三江被拘留十五天，以及2012年到2014年多次在广州天河、黄埔、白云被拘留的事?
我认为,如果是要从理论上证明我的本性是邪恶的,是曾经犯罪的历史引发我重新“犯罪”，那就更应该把我所有的劣迹列出来，甚至把我祖宗十八代的历史翻出来，也许还可以发现一个大地主、大军阀，这样我的险恶用心岂不是铁证如山了吗？为什么不这样做？是可怜我，担心我心理承受不了羞辱而自杀？这个倒不用担心，我的脸皮厚着呢，命也硬着呢，没有那么容易死！
六、 庭审最后自我陈述阶段，我要求作最后陈述。审判长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我作最后陈述。这显然是违法的。
我认为被告有权作最后的陈述。被告最后的陈述是被告在法庭审理后，对自己的行为的重新认识，并表明认罪或不认罪的态度，而这个态度是法官最后量刑从轻或从重的依据。因此，审判长阻止我作最后陈述，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七、审判过程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尤其是涉及社会大众安全利益的政治性案件更是如此。因为，社会大众有知情权，所以，不能以敏感、保密等任何借口秘密审理政治性案件。
中共正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全国人民满怀热情，翘首以待。中共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行政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更应该以身作则，严格守法。中共又是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庞大组织，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审判中，面对弱势的个人和团体，更应该谦虚、大度地接受民众监督，邀请社会各界参与法庭审判和旁听。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中共依法治国的诚意和决心，以及展示其一再宣称的光明磊落、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才能不辜负人民对它依法治国的期望和信任。
但是，为何在开庭审理我的案件时，法庭旁听席上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更不要说来自社会各界的陪审员和新闻记者了。显然这样的审判是缺乏公正的，也是与中共依法治国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果还是用过去的意识形态主导司法改革，用行政干预审判，中国的依法治国就只能是一个不可及的梦想——中国梦！
八、最后必须补充说明，我是无辜的。
2012年初，我还在增城市新塘的一家制衣厂打工，只是偶尔在网上发表文章，表达对现行政策制度的不满，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的愿望。因此，当地的公安局国保大队派人来找到我，要求我停止发表反政府的文章，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我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当地国保大队滥用权力，指使制衣厂老板把我开除了。他们如此卑鄙的行为更激起了我对现行制度的愤怒，也是导致我后面一系列发传单、游行、举牌等行为的直接原因。
所以,如果说我开始在网上发表文章并没有构成犯罪的话,(因为,当时公安机关并没有对我处罚,只是警告。)那么，后面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话，也是增城市国保大队一手造成的。他们如此下作，不知是为了威胁我，使我屈服，还是为了促成我犯罪，他们好坐收渔利、邀功请赏。但不管怎样，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公安机关应该使用的正当的手段，他们的行为无异逼良为娼。
所以，如果要判我有罪，增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秘密督察才是罪魁祸首。
2016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