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真要经受这么多的危机吗？》茅老的文章对很多专家忧虑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土地危机”，都等闲视之，认为“统统都不存在”。但他却承认：“更现实的危机是金融危机。现在看来已经很难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研究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用什么方法减轻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茅老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是他认为目前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其实，即便是官方、即便是为官方歌功颂德的喜鹊学者，若干年来，都只说到：1，中国没有被卷入例如亚洲金融危机，而且还有能力为亚洲尽早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做出贡献，例如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很多国家感激到连呼朱镕基总理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不久，欧美国家就不施加压力要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了。人们说当中国依靠低薪血汗劳工生产的产品，出口生意做得很顺利的时候，当然不需要贬值；而当许多国家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进头痛不已，例如俄罗斯、西班牙出现了纵火烧中国商品城的社会稳定问题，这时候，你继续说“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就会贻笑大方了，你就当然要升值了。2，早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大陆经济学界就有金融危机的忧虑，而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的呼声，即便在政府收紧银根时，也还有。
这两年中国经济学界多有金融危机的忧虑，有的人为将会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流动性泡沫可能就要破灭”，也就是巨大的全球游资洪水将会冲破既有的金融秩序；有的认为亚洲将再一次发生金融危机。认为中国必将发生金融危机的专家就比较多了，茅老的上述说法已经算是轻描淡写的了。
作为在山西晋行小额扶贫贷款试验的茅老，（一度时期传言茅老的试验属于需要取缔的民间非法行为，其实，一些境外慈善组织早在茅老之前就在做类似好事了）茅老认为中国的金融混乱与共产党垄断金融有关，克服混乱的办法之一是赶紧向民间开放。但是茅老又曾说到：金融“双轨制”在目前会造成金融危机。这样，茅老对开放民间金融的态度就游移不定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一是以地下方式早已出现众多的民间钱庄、民间打会，只是因为害怕政府排斥打压，反倒出现规范不力带来的风险。可就算是政府的金融，不也规范的很差么。二是已经进入大陆数年的境外银行当然属于非政府银企，只不过是享有特殊优遇（与清末民初的治外特权有一比）的“民间”罢了，像花旗银行还以获得优厚补偿为前提而以帮助承担部分坏账为代价，与垄断银行合作了。
但一些专家恰恰认为：2006年11月，随着共产党垄断金融的壁垒在加入WTO的撤除承诺兑现后，共产党自己的金融系统将遭遇毁灭性替代。有的将此视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我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撤除壁垒的同时，利用优惠诱饵拖境外银行下了水，内外银行将同甘共苦，要有金融危机也不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否则，光是共产党的银行瘫痪的话，就一定说明共产党有了金融卖国主义，使得境外银行光捞到好处了。要么就是壁垒真正得到撤除后，金融界大洗牌，大陆民间金融也一齐上，这样，本来因为坏账累累的垄断金融已经剩下的躯壳也会进一步倾塌。否则，何言金融危机？
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中国金融系统发起了“整顿”。据说，即便在1980年代金融就开始整顿，然后实际上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整顿。这很好理解，因为乱贷款、乱投资一直存在。
1990年初开始的金融整顿工作是由一起凶案拉开帷幕的。这案子的主角是一个叫松波的“卫益行”总经理。
松波原是大连一家服装厂的裁缝。改革开放后，他坐上了服装厂经理的交椅。以后又成立大连卫益行经贸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然而，到1990年5月，经贸公司一直亏损，债台高筑达1600多万元，资不抵债，濒临破产。6月，松波带着曾因流氓犯罪被北京公安机关处以劳教3年的王强来到北京，在北京朝阳区工商局注册登记了北京“卫益行”商贸部，他自任首席代表，王为财务总监。他用骗来的贷款以月租金2.5万美元租用国贸中心大厦一层楼作为办公场所，自己则住在五星级的公寓楼，出门是奔驰560轿车，每次宴请至少花费数千元。
松波被害案件的关键人物叫马杰，37岁，大连人，原来是无业游民，曾以伪造进口货物许可证，诈骗侵吞了广东省粤中公司339万元人民币的预付货款，被广东当地公安机关关押。关押期间他假意带领公安人员追回赃款时半路逃脱。以后，他又以同样手段再骗广东惠来县建材供销公司等单位货款515万元，逃到北京。马杰将诈骗来的赃款通过王强拆借给松波339万元港币和150万元人民币，企图利滚利得到丰厚的利息回报。合同上还款的日期很快到了，马杰多次找松波要款，不仅利息要不到，连本钱也要不回来，马杰怒火满胸，便和对松波心怀不满的王强密谋绑架谋杀松波。……案件宣判前办案人员把王强从监房里提出来，让他说了很多骗取国家贷款的骗术。
“我们骗钱得手，主要原因还是‘对症下药’，投其所好……”王强介绍，松波他们把要下手的金融机构人员分成三类：一曰“好玩型”；二曰“贪财型”；三曰“好色型”。对于不同的对象，松波就使用不同方法使他们就范。
中国某专业银行某分行的副经理刘某爱打麻将，王强先花高价买了一套麻将牌送上，又故意输给刘2000余元，使刘上了钩。听说刘还喜欢玩刺激的运动项目，他们立即驱车数十公里，把刘经理送到长城脚下的国际射击场，让刘面对山脚下的人身靶、模拟碉堡，用步枪、机关枪玩个痛快，结账时，仅子弹就开销2500元。
对于“贪财型”的，王强说，那就更好办了。某信托投资公司计财部副经理曹某，与某银行信托部总经理联手，为“卫益行”拆借了人民币1000万元。王强还听人介绍说某银行信贷员曹某工作上很能干，领导赏识，但心很黑，什么钱都敢要，什么礼都感收，王强便主动和曹搭上关系，陪着出入高级饭店、舞厅、歌厅、保龄球场。曹利用职务，先后批给王强9笔贷款，总计人民币1960万元。结案后，约1600万元漂流在外难以追回。
对于“好色型”的，松波、王强便大施美人计。北京市宣武区某信用社经理徐某，年近花甲，春心不老，经常在外沾花惹草。松波、王强便物色了一位年方25岁、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女青年赵某，不露声色地送到徐经理面前。后来查明，徐先后打开国家金库向“卫益行”贷款11笔，共计人民币590万元。
据检察机关查实的数目：北京“卫益行”从1990年6月到1991年4月，先后向北京12家金融单位的行长、经理、信贷员行贿金额达20万元，以此换来47笔贷款、拆借款，共计7900万元人民币，用来疯狂挥霍。结案时，大约有5900万元成为死账、呆账，无法追回。
根据中央领导对松波案的批示，金融系统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工作，堵塞管理上、规章制度上的缺陷、漏洞，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取自《人民警察》1998年第9期 艾海 文）
松波案过去16年了，但松波式的阴影一直在金融界徘徊不去，并且越来越放大着。2006年7月，学者李志艳撰文审视了中国银行的呆坏账问题：我国银行业累计产生的不良贷款到底是多少，官方一直没有规范的信息披露。经过政府三番两次的“冲销”、“剥离”、“注资”，不良贷款反而被弄得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根据银监会2006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银行不良贷款的余额是13124.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8.0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10588亿元，比例为9.78%。但这是己经剥离之后经过包装的数据。我们要知道不良贷款的真实数目，必须将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部分也计算在内，它们虽然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但银行对储户的负债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仍然属于银行的坏账。这些年来银行陆续剥离坏账的总额，官方没有可信的数据。
李志艳对1999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剥离数据进行了如下“不完全统计”：
“1999年，剥离不良资产13939亿元，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约为10000亿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剥离不良贷款569亿元；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剥离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剥离了1498亿元坏账；2005年5月，工行处理不良贷款7050亿元。其中4590亿元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2470亿元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给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
根据以上统计加总，累计剥离不良贷款24375亿元，这还不包括没有搜集到的剥离信息以及政策性银行其它不良贷款数额。扣除截至第一季度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回收资产2096.5亿元，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实际应由银行承担的坏账共计22778.5亿元。这一不完全数字和银行系统内的不良贷款相加，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的总额不低于35903.2亿元。有人估计，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50000亿美元。这约是中国保险和证券市场规模总和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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