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一九五七年初，我还如在梦里。一月间，我几乎没有动笔写甚麽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去年秋冬我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後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对於王蒙五六年九月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了一点读後感。我那篇短文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短文中我也对前一时期讨论中有些简单粗暴的批评表示不满。这样的讨论似在其後又继续了一期，发表了秦兆阳、刘宾雁、康濯等的带总结性的文章，我没有再认真阅读。据二十年後刘绍棠说，他统计了当时《文艺学习》上参与这一讨论的文章，对王蒙小说完全肯定的只有两篇，一是他和从维熙的，一是我的。他和从维熙合写的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提出一个在当时耸动视听的观点，就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为长远性和暂时性的两部分，其属於策略性的部分，适用於当时当地特定情况下，到「现在」已经过时了，这大概构成他们两人划右派的主要「罪行」。我的那些看法没有如此尖锐敏感，但不用对照延安讲话，光是对照一下毛泽东坚持「成绩是主要的」，就显出我的离经叛道来了。而《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姚文元刊发在那年三月号的上海《文艺月报》上，应该说与他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後写的批判文章不同，还是把问题放在文学创作的范围里，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上纲」不高；关於我这篇文章，在後来他编入文集时一再删改，先是删去了「同志」的称呼，後来又删去了一些只适用於「人民内部」而不适用於「敌我矛盾」的字句，这是当时的通例；文章一改再改，连毛泽东着作亦所不免。由於姚文元不久即因反右前夕挑出《文汇报》编排上的一个「政治性错误」而在全国扬名，我後来也对他的文字格外注意。我当时把这看作正常的争鸣，正常的文艺批评，乃是执行「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以平常心待之，根本不会想到背後会有甚麽不寻常的来头，现在我想，北京、上海同时批我一首诗，恐怕是巧合，也并没有甚麽来头。如有来头，无非是总政文化部陈其通和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署名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影响。
陈其通等人这一意见书发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对一九五六年文艺界形势表示不满的同时，也透露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怀疑和反感。毛泽东注意到了，指示把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参加者，目的似在了解对他的方针的反应。毛在会上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鲜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毛这段话包含了四点意思，一点是过去一年里确已放出毒草；再一点是在「放」的过程中会有反革命以革命的面貌出现，正如他说「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一年多以後他为重发王实味、丁玲等四十年代文章写的《再批判》按语，就指为所谓「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也为後来的「以甚麽为名，行甚麽之实」的加罪公式张本；第三点是不要怕出毒草，他後来几次讲话就大谈毒草锄掉可以肥田；还有一点，即在批判陈其通等四人的「左」时，重申了「左」是为党为国要革命的，顶多是好心办了坏事或说错了话。
毛泽东为甚麽说他们的意见不对呢？这就是他们虽然做了反右的先锋，好像跑在了前边，却远远落在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後头。他们目光仅仅盯在文艺界，没领会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形势包括敌情的估计，更没领会毛泽东欲擒姑纵的「放」的意图。如果依了陈其通他们的意见，「收」而不「放」，像这样右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能够充分暴露出来吗？陈其通等才是「忠而获咎」，他们没有（甚至可以说，也不可能）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其实不止他们，在老干部中几乎是主流的一股思潮，实际上干扰着毛泽东的部署。毛泽东下了决心，就是要：鸣放。在他那里，已经不是甚麽艺术百花，学术争鸣，而是放毒草，引蚂蚁出洞。
文学动态纳入了毛的大文章
毛泽东关注的是政治，是各界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动向，即使看文艺界的问题，也是从政治着眼。在毛泽东看来，「放」还是「收」，关系到他在斯大林之後治党治国的大计，不容陈其通等几个也许忠心耿耿但并不能了解他的决策的人出来干扰。
毛泽东在做「大文章」的同时，有时也偶涉闲笔。他应邀把十八首诗词旧作订正交付《诗刊》，预定在一九五七年元月的创刊号上发表。《诗刊》编辑部约我到西四西大街（旧称羊市街）路北徐迟家里聚会。他们讲了以《诗刊》名义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委，讲到大家得到毛亲笔覆信後的惊喜，并且以此与我们几个青年作者分享。杯盏交错之间，除了谈诗和诗刊，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激崇敬之情，谁也不会想到他时隔不久就会说出「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新诗）」的话，更不会想到他此时已经开始撒网，在座的半数以上──吕剑、唐祈、公刘、梁南、孙静轩和我都落入网中，其他几人也都像在悬崖边一样心惊胆战。
而在当时，大家甚至还没想到同样在一月份创刊的四川《星星》诗刊已经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似是甚麽报刊批评了一首题为《吻》的诗，说内容不健康，而毛泽东却注意到另一首，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诗前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毛泽东随後在内部讲话里点了流沙河的名，同时点名的，是朱煮竹（即锺惦棐）关於电影的文章，这一诗一文，成了钦定的右派文本。毛泽东在提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李希凡对它的批评时，却在指出小说作者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同时，对他揭露官僚主义的立场有所维护，表面上是针对李希凡对王蒙的咄咄逼人的质问，实际上则是针对李希凡式言论背後的一股势力，特别是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最後在反右派斗争中，随着运动的升温，王蒙所在的区委不可能在不请示上级的情况下擅自把这个区团委书记划为右派份子。那时，毛泽东对王蒙的命运已经无暇过问，最後有「拍板」权的应该还是彭真。听说在定案时回避了小说一事，而为王蒙挑选了另外的罪名，就没有对毛泽东「卖账」不「卖账」的问题了。在彭真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联系他在一九六二年说的，毛泽东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也可能有百分之一的缺点，不是不能批评的，──说这个话，究竟表明他敢於坚持真理，不怕冒犯毛这样的权威呢，还是在像王蒙小说这样的问题上，他也是坚持己见，认为毛对北京市的敲打不能接受呢？这都成了无处质证的悬疑。
山雨欲来：从「鸣放」到反右
五月中下旬，在中国那一段历史中是阴晴变幻令人莫测的日子。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已经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名文，只是未曾示人。而在其後，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才贴出了那张有名的大字报《是时候了！》民主党派人士在上层忙於「帮助党整风」，座谈，起草，提意见，凑建议，大学生忙於贴大字报，开论坛，从学校中的事情放眼到全国全世界，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议论到铁托和斯大林，新闻记者穿梭於文教界中，职业的兴趣夹杂了参与的激情。
是年十一月，邓小平就已作了《关於整风运动的报告》，相当於对反右派斗争这一重大战役作了总结。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他这一次访苏应该比一九四九年去为斯大林祝寿时心情舒畅得多。他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无不表示他此时此地满怀胜利者的自信。国内一场完全由他运筹帷幄发动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足以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掌权和尚未掌权的同志们展示，他以怎样的战略眼光和谋略艺术，先发制人地打胜了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把五百万知识份子心目中存在的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和潜意识消灭於无形，把可能导致匈牙利事件的隐患诱发出来，不但比赫鲁晓夫之辈棋高一着，而且这是斯大林所没有完成的功业啊！从这时起，毛泽东的作为已经「史无前例」了。
(邵燕祥,中国着名作家。 节录自作者新书《别了，毛泽东》 ,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