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确立，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大体完毕，中共已完成了基本目标，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泛自由化话语的传播，又对其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中共开始着手收回曾经容忍的空间，这一转向，不仅逐步断送了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谓的革命和改良之争。（汤森路透）
编者按：本报专栏作者莫之许于「中国『革命』、『改良』争未休」上篇开头提及，近年来中国「口炮党」、「改良公知」之争，以及「革命派」、「改良派」之争，几如方生方死的漩涡，反复出现的论争剧幕，虽对现实未必有所帮助，却可能反映了中国思潮版图的消长，对应着当下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本篇文章即为进一步阐述中国自2010年以来的流变和冲突，并以为梳理。
1989年后的废墟上，赫然出现的，不是对于体制的弃绝，而是对于体制加以寄望的渐进改良主义，这一违背正常逻辑的「神逆转」，源自悲剧刺激下的心理扭曲，不过，观念一旦诞生，也就获得了独立于其心理根源的命运旅程。
「柔性」幻觉的兴起
坦克履带下的「柔性」幻觉，首先来自市场化重启，1989年悲剧事件后，尤其是苏东变局之后，当局意识到，为避免中国在外部封锁和内部匮乏中，出现苏联东欧式的溃败，必须重启市场化进程，这促成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市场化或者经济改革的重启，首先唤醒了所谓的党内改革派，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重启，意味着1980年代改革蓝图的赋归，不仅摆脱了1989年之后的停滞与孤立，经济改革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先声。「政改滞后论」一直是大陆渐进改良主义的普及版本。
此外，为了重启市场化，体制既需要在内部抵御重新集结的保守实力，又需要化解因为六四镇压而形成的国际压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根本是要反左」，成为当局自觉的选择；后者则使得当局被迫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如流放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死刑，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当局对于自由化话语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
1997年中共15大前后，以邓力群为首的毛左派，以多篇万言书的方式质疑市场化改革，最终，邓力群等人的言论阵地《中流》为当局所取缔，同期，《南方周末》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市场化媒体急速扩张，各种泛自由化话语如哈耶克主义广为传播，以致1998年底，朱学勤在《南方周末》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表明，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等泛自由化言论，为当局所相对容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转播空间。当局的这一转变，则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能趋向柔性的证明。
最后，市场化需要对应的制度现实，当局为此推动了相关法制建设，容许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也带来了诸多新的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NGO组织，网络言论空间，等等，在确立市场体制这一大前提之下，当局对此采取了先观察后管控的策略，这就带来了某种因为滞后的空间，但在当时，这也同样被解读为体制趋向「柔性」的证明。
总之，市场化的重启、当局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对于新事物和新空间先观察后管控的「滞后」策略，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体制「柔性」的幻觉，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渐进改良主义也很快迎来了其黄金时期。
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
市场化的深入，为渐进改良主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一方面，市场化重塑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大批新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兴起，与市场化密切相关，从而天然具有亲自由化的态度，盼望具有更多权利和保护，更多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改变；与此同时，既有专政权力体制并未相应变化，体制依旧掌握着与经济相关的几乎所有核心资源，这些群体又与体制有着相对紧密的关系，对于现行利益格局和运行秩序抱有大体肯定的保守心态。主流新兴群体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催生了一种我称之为「求变怕乱」的态度，与渐进改良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也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渐进改良主义迅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以及对应的市场化媒体、门户网站等舆论平台。
另一方面，市场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对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网络言论空间、NGO组织、法制普及等等，依托上诉因素，普世自由化观念得以逐步传播扩展，法制维权活动崭露头角，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意愿开始萌芽，与上述体制的「柔性」假设相配合，渐进改良主义认为，市场化带来的社会改变可以得到持续积累和发育，并在与体制互动中逐步成长。一种以市场化及相应的社会发育为基础，通过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触及体制政治底线的情况下推动民间发育，官民互动，最终实现渐进转型的图景，以各种近似而有所区别的方式开始广为流传。
在世纪之交及随后的几年里，体制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产生了体制趋向「柔性」的假设，市场化深入，一方面为渐进改良主义带来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也产生了与体制「柔性」相配合的诸多新生事物，两者共同编织出若干渐进改良转型图景。渐进改良主义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其黄金时期，并迅速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制度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中国有望通过渐进的改良途径获得转型的话语广为流传，相对被体制屏蔽而处于边缘化的异议反对话语，渐进改良话语受众广泛，且受到官方相对容忍，被看作是一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选项，获得了近乎政治正确的地位。
分歧的浮现
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政治异议反对也并未偃旗息鼓，同样是面对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制度社会改变，政治异议和反对群体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除1998年中共民主党公开组党之外，伴随着渐进改良主义兴起的，主要有两个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维权的展开为依托，倡导政治化维权。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范亚峰等人创设并传播了开来。政治化的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作为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其二，是通过互联网（网络）空间，传播异议反对话语，形成意见联盟。世纪之交以来，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包括境外网站在内的网络空间，扩大包括异议言论在内的自由化话语的传播，此外，利用诸多公共事件和历史周年，通过网络签名等行动，逐步形成意见联盟，在体制对于泛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大背景下，异议人士也获得了少许空间，这为异议群体逐步走向线下，实现进一步联合提供了可能，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即是这一努力的产物。当然，异议话语传播、走向进一步联合，并最终形成意见联盟的努力，其集大成还是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这一文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要求，而首批303人、随后2万余人的签署，更标志着1989年异议群体走向联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都遭遇到了当局迅速而严厉的打击，这一事实本身，不仅凸显出了异议反对话语与渐进改良话语的区别，同时也直接形成了对体制「柔性」假定的质疑，埋下了争论的引线。
在迅速和严厉的打击面前，体制「柔性」的假定显得虚弱而可疑。此外，体制不仅并未放松对于异己的镇压，因应市场化的展开，体制更扩大了维稳的范围和力度，换言之，在重启市场化，并对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同时，对于异己的镇压，和对社会的管束和压制，其实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99年间和此后，针对中国民主党和法论功群体的大规模镇压，后者则包括访民黑监狱，法制学习班（相当比例为法论功学员）、非法失踪、软禁等维稳手段的普遍采用，这些事实的广泛存在，令体制趋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其实，即使在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刚柔「天问」的争论也总会不期然地冒出，如2006年，围绕政治化维权是否得当的问题，以丁子霖老师的一篇「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为开端，在坚持政治化维权的群体和倾向柔性互动的群体之间，就爆发过一场论战，而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可以观察到体制的转向，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确立，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大体完毕，体制已经完成了其基本目标，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泛自由化话语的传播，又对体制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体制开始着手收回曾经容忍的空间，这一体制转向，不仅逐步断送了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谓的革命和改良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