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知道，在山东发生了一件事，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教授遭到了“毛左”的围攻。我们很多人可能本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因为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这位学者。

其实，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撕裂很厉害，左右争论很正常，但是我们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了，国家没有保持中立。据说，这次左派要求处理邓教授的集会还得到了官方批准。当然，这本身没什么，左派言论也有自由。问题是，国家没有平等对待，要求维护邓教授言论自由的集会肯定得不到批准。还听说当时有国保在现场，但是并没有对邓教授的支持者及时采取人身保护，导致他们集会的时候受到了一些肢体上的攻击。如果这样的话，国家就更加失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故意纵容左派，打击自由派。

如果这样，国家就没有履行一个基本义务，那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样下去很危险。因为无论政权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任何一个政权取得之后都要回归和平秩序和正常治理模式，维持和平与秩序就是这个国家所应尽的最基本义务。在左右对立的争论当中，国家本来应该保持严格中立，不干预自由辩论。但是如果出现任何暴力，国家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因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反暴力。现在，国家该干预的时候没有干预，反而在不该干预的时候限制了社会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后来山东省政府、省政协和建筑大学处理了邓教授，免去了他的职务。这种干预方式只会加深中国社会的撕裂，左派会因为国家支持或纵容而越来越激进。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派该怎么办？还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让中国社会回到和平的状态？也许还是有的，因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包括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言论自由——不是制度上的言论自由，国家要限制还是可以限制，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话了，政府要管也未必管得过来，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之后。

但是，言论自由却没有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团结，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分裂和对立。事实上，这种分裂不仅在左右之间，在自由派内部打得也很激烈，争论的时候动辄上纲上线，甚至人身攻击，没有什么底线。根源在什么地方？

首先需要注意，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本来，宗教可以是团结一个民族的力量。中国因为长期的无神论教育，改革之后宗教自由也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导致人口中的信教比例仍然过低。盖洛普有一个抽样统计，中国真正信教的可能只有11%，绝大多数或者不信教，或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宗教自由缺失带来宗教信仰的缺失，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全方位的。除了不能给社会带来凝聚力，造成我们之间彼此不信任、机会主义“搭便车”盛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难以展开之外，没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它会让我们变得狂妄。

不信宗教不等于没有信仰，但是世俗信仰非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而会更容易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让每个人都去替代上帝的位置。如果我们心中已经有了上帝，可能会变得比较谦卑，在对待朋友、同事或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陌生人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表达有所节制。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宗教传统，我们反而会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变成真理的化身。只要你跟我观点不一致，那就一定是你的错；如果我说服不了你，那就一定是你“弱智”、“脑残”，这样就很容易上升到人格攻击。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上是十分普遍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信教。事实上，中国的儒家传统可能就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儒家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尊严，所谓仁义礼智。当然，孔孟并不是说仁义礼智我们天生就有。它们只是每个人的“善端”，相当于人的“道德基因”。就像一颗种子，如果后天得到正常的发育，是会开花结果的。

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或懒惰，可能会忽视培养自己的善性。譬如某些人不能客观对待自己的历史，没有勇气正视“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固然是令人遗憾的。他们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获得一个更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在对话过程中，可以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思想和言论。

但是，尽管他们对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我们看起来错得离谱，他们仍然是有内在尊严的人。对话的目的不是羞辱他们，而是想办法纠正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会改变对话的态度，让我们口下留点情，言辞变温和一点，为对方保留一点颜面和自尊。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对话，只有对骂，但只是辱骂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是希望人民和人民之间能有一个基本约定，那就是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能尊重对方的基本人格。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原则，譬如坚持国家尊重与保护言论自由。国家必须在不同派别中保持超然中立，不得拉一派、打一派。但是相互尊重要求我们不论探讨什么问题，不论分歧多大，都要做到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尤其要避免人身攻击。在这方面，刚过米寿的茅于轼老师是很好的榜样。他也很激烈地批判毛泽东，但是他从来以事实说话。他自己多次受到“毛左”们围攻，但从来是谦谦君子、不愠不怒，坚持温和理性的本色。如果我们都能像他这样，我们的对话会变得更有意义，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团结。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还是各自为战，因为每个人都惟我独尊，自认为是上帝，这样的民族必然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形成抗衡公权滥用的合力。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场立约运动，立约的基点就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我尊重你的人格，以换取你对我的对等尊重。当然，左派可能不会理会，继续人身攻击，甚至想利用国家机器来打压自由派。如果是这样，自由派不仅要坚守自己的基本底线，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自我防卫能力。自由派只有相对团结，才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去抗衡其他的社会力量。

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又怎样呢？有目共睹的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其实是相当弱的，部分原因在于内部分裂。中国不仅左右势同水火，而且温和自由派和激进自由派之间也打得很厉害，各方共同语言很少，争论一个问题经常不欢而散。如果说自由和左派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共同语言还可以理解，自由派内部并没有什么本质立场分歧，至多是对变革路径的认识差异。许多时候，其实只是个人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能够提醒自己，自己不是上帝，也会犯错，而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是有理智和良知的人，兴许我们会换一种商讨的语气。结果会发现对话多了、对骂少了，共识更清晰了，合力更强大了。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立宪屡屡失败，其实原因并不难找，因为宪法体现了社会契约，立宪的本质就是立约；我们人民首先没有一次真正的立约，要靠政府给我们立宪，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我不完全同意许章润教授的主张，我们需要某个领导再来一次“新南巡”。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身上，永远是不现实的。已经寄托了一百多年，难道还要继续寄托下去吗？真正的希望在于我们自己。只有我们人民之间先立一个基本契约，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内在尊严，并在日常对话过程中体现这种承诺，才能形成中国立宪的社会基础。

最近大家都知道，在山东发生了一件事，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相超教授遭到了“毛左”的围攻。我们很多人可能本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因为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了这位学者。

其实，因为中国现在社会撕裂很厉害，左右争论很正常，但是我们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了，国家没有保持中立。据说，这次左派要求处理邓教授的集会还得到了官方批准。当然，这本身没什么，左派言论也有自由。问题是，国家没有平等对待，要求维护邓教授言论自由的集会肯定得不到批准。还听说当时有国保在现场，但是并没有对邓教授的支持者及时采取人身保护，导致他们集会的时候受到了一些肢体上的攻击。如果这样的话，国家就更加失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故意纵容左派，打击自由派。

如果这样，国家就没有履行一个基本义务，那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样下去很危险。因为无论政权是通过什么方式取得的，任何一个政权取得之后都要回归和平秩序和正常治理模式，维持和平与秩序就是这个国家所应尽的最基本义务。在左右对立的争论当中，国家本来应该保持严格中立，不干预自由辩论。但是如果出现任何暴力，国家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因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反暴力。现在，国家该干预的时候没有干预，反而在不该干预的时候限制了社会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后来山东省政府、省政协和建筑大学处理了邓教授，免去了他的职务。这种干预方式只会加深中国社会的撕裂，左派会因为国家支持或纵容而越来越激进。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派该怎么办？还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让中国社会回到和平的状态？也许还是有的，因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包括一定程度的事实上的言论自由——不是制度上的言论自由，国家要限制还是可以限制，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话了，政府要管也未必管得过来，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之后。

但是，言论自由却没有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团结，反而让它变得更加分裂和对立。事实上，这种分裂不仅在左右之间，在自由派内部打得也很激烈，争论的时候动辄上纲上线，甚至人身攻击，没有什么底线。根源在什么地方？

首先需要注意，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本来，宗教可以是团结一个民族的力量。中国因为长期的无神论教育，改革之后宗教自由也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导致人口中的信教比例仍然过低。盖洛普有一个抽样统计，中国真正信教的可能只有11%，绝大多数或者不信教，或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宗教自由缺失带来宗教信仰的缺失，它所产生的后果是全方位的。除了不能给社会带来凝聚力，造成我们之间彼此不信任、机会主义“搭便车”盛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难以展开之外，没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它会让我们变得狂妄。

不信宗教不等于没有信仰，但是世俗信仰非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而会更容易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让每个人都去替代上帝的位置。如果我们心中已经有了上帝，可能会变得比较谦卑，在对待朋友、同事或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陌生人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表达有所节制。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宗教传统，我们反而会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变成真理的化身。只要你跟我观点不一致，那就一定是你的错；如果我说服不了你，那就一定是你“弱智”、“脑残”，这样就很容易上升到人格攻击。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上是十分普遍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信教。事实上，中国的儒家传统可能就提供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儒家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尊严，所谓仁义礼智。当然，孔孟并不是说仁义礼智我们天生就有。它们只是每个人的“善端”，相当于人的“道德基因”。就像一颗种子，如果后天得到正常的发育，是会开花结果的。

我们因为自己的无知或懒惰，可能会忽视培养自己的善性。譬如某些人不能客观对待自己的历史，没有勇气正视“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固然是令人遗憾的。他们本来可以用自己的良知和理性，获得一个更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但是他们没有。我们在对话过程中，可以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思想和言论。

但是，尽管他们对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我们看起来错得离谱，他们仍然是有内在尊严的人。对话的目的不是羞辱他们，而是想办法纠正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会改变对话的态度，让我们口下留点情，言辞变温和一点，为对方保留一点颜面和自尊。事实上，现在根本没有对话，只有对骂，但只是辱骂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是希望人民和人民之间能有一个基本约定，那就是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能尊重对方的基本人格。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原则，譬如坚持国家尊重与保护言论自由。国家必须在不同派别中保持超然中立，不得拉一派、打一派。但是相互尊重要求我们不论探讨什么问题，不论分歧多大，都要做到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尤其要避免人身攻击。在这方面，刚过米寿的茅于轼老师是很好的榜样。他也很激烈地批判毛泽东，但是他从来以事实说话。他自己多次受到“毛左”们围攻，但从来是谦谦君子、不愠不怒，坚持温和理性的本色。如果我们都能像他这样，我们的对话会变得更有意义，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团结。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还是各自为战，因为每个人都惟我独尊，自认为是上帝，这样的民族必然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形成抗衡公权滥用的合力。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场立约运动，立约的基点就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我尊重你的人格，以换取你对我的对等尊重。当然，左派可能不会理会，继续人身攻击，甚至想利用国家机器来打压自由派。如果是这样，自由派不仅要坚守自己的基本底线，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自我防卫能力。自由派只有相对团结，才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去抗衡其他的社会力量。

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又怎样呢？有目共睹的是，他们的行动能力其实是相当弱的，部分原因在于内部分裂。中国不仅左右势同水火，而且温和自由派和激进自由派之间也打得很厉害，各方共同语言很少，争论一个问题经常不欢而散。如果说自由和左派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没有共同语言还可以理解，自由派内部并没有什么本质立场分歧，至多是对变革路径的认识差异。许多时候，其实只是个人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能够提醒自己，自己不是上帝，也会犯错，而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是有理智和良知的人，兴许我们会换一种商讨的语气。结果会发现对话多了、对骂少了，共识更清晰了，合力更强大了。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立宪屡屡失败，其实原因并不难找，因为宪法体现了社会契约，立宪的本质就是立约；我们人民首先没有一次真正的立约，要靠政府给我们立宪，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我不完全同意许章润教授的主张，我们需要某个领导再来一次“新南巡”。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身上，永远是不现实的。已经寄托了一百多年，难道还要继续寄托下去吗？真正的希望在于我们自己。只有我们人民之间先立一个基本契约，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内在尊严，并在日常对话过程中体现这种承诺，才能形成中国立宪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