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40天:自闭症少年在民政压力测试下的存活周期

感谢新京报,有机会完整地揭示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走失社会,误入民政救助系统,最终为托养中心致死的全过程。这个报道,也是对最先披露此事的自闭症垂直自媒体“大米和小米”的报道接力,后者是前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创办,因为这个报道被喝了两次茶。

 

这个报道,让人想起十五年前南都报道的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起因是珠三角清洁社会治安的查证运动,导致为这个链条买单的收容站作恶,整死孙志刚。报道出来之后,收容制度成为你众矢之的,广州警方与南都结仇,一系列事件因此产生。

 

这都是前传,或者说是无法躲避的映射部分。但可以确定的是,雷文峰之死不会掀起十多年前的大动静,更不会发生针对民政系统的整顿,原因也很明显。在经历了太多死亡事件的冲击与无果而终后,死亡本身的影响无法借助历史关口来放大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雷文峰是一个自闭症少年,全社会对这个病症的了解不多,所以整体上是冷漠心态。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人连同流浪乞讨人员,就是废人,他们从肉体上消失不会引发观众强烈不适。而孙志刚当年被命名为大学生之死,且查证收容影响庞大群体。

 

新京报的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把它涉及的全部时间点抽出来,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雷文峰从迷失出走到死亡的全过程,一个是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这个街友之家——从兴起到被注销的全过程。

 

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我看雷文峰之死时,有一个很深的感慨。那就是雷文峰生命最后经济的三个城市深圳、东莞、韶关,是从珠三角向粤北放射状的存在,随着他越来越远离深圳,他的生命力越薄弱,存活的可能性随着远离大都市变得渺小,直至熄灭。

 

从雷文峰父亲雷洪建找寻时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深圳尽管紧赶慢赶,晚了儿子一个小时最终消失人海,但他无论在公交车司机、地铁保安、派出所视频那里得到了帮助。这个来自于深圳完全是陌生状态下的信息支持,随着出走深圳,变得非常稀薄。

 

比如在雷文峰现身的东莞,他一下子进入了封闭的信息系统。他报出了父母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但是接警的警察以重名为由,查无此人。这是第一个信息的岔路口。即使雷文峰在东莞、雷洪建在深圳各有血样留存,但没有对比,显示出这类警情盲区首先体现为信息盲区。

 

应该说,东莞救助站在初步的救助中,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比如将雷文峰说出的父亲名字登记在册,治好了雷文峰的脚伤。问题是,在雷文峰羁留东莞救助站的两个月中,无论是警方、救助站,都没有进行信息刷新,这为雷文峰此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这里面又出现两个信息岔路口。一个是东莞救助站没有将雷文峰的信息录入全国寻亲网站,仅仅刊登在东莞电视台这个地方信息平台,理由竟然是人手不够、需要批量录入(一直到雷文峰死去,这个信息都没上网)。救助站可以花费巨资给托养中心,却听凭信息错失一再发生,令人匪夷所思。

 

插播一下,救助站抱怨的是人满为患,所以需要购买社会服务。但是在很多时候,将救助人员信息发布出去,令亲人有机会寻亲,可以减少负担,但为什么这么直接的、两全其美的事情不见做起来呢?不愿意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只有数人头才能保证利益输送。

 

从雷文峰的遭遇看,救助站分流救助者的条件相当简陋,估算他是25岁,所以不能继续留在救助站,必须出去分流。也没有可靠的年龄鉴定,只是凭肉眼,这其中的疏导之粗糙可见一斑。你就觉得,以福彩那么大的收益,不能让雷文峰享受准确的年龄鉴定,也是民政之耻吧。

 

雷文峰在治好了脚伤之后,以一个健康的非正常人类身份,进入韶关练溪托养中心,是20161019,到他123因为伤寒去世,不到两个月。准确来说,一个民政系统的正牌救助对象,在该系统非人道的压力测试下,极端的存活周期在四十天左右。

 

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假借民办非企业身份,后来应该卷入了当地民政官场上分食救助蛋糕的权力斗争。从新京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就在雷文峰转入练溪前两个月,该中心发生了食利者进场与出场纠纷,旧的食利者出走,这在新丰县官方表述中是:该中心法人十月离岗未归。

 

换言之,东莞救助站按照惯例分流,但是分流目的地已经发生了巨变,在管理者角斗未明的情况下,本来就稀少的护工因为是领取现金报酬不足,很可能脱岗离职,导致托养中心卫生条件急剧恶化,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雷文峰被送进了一个毫无卫生保障的地方。

 

练溪托养中心源自县民政局的生意经,在珠三角城市救助站满员之后,抢抓这一块的商机,最先的操盘手是县民政局领导的侄子。而且,中心很快年盈利据说是超百万。这一块利润是通过克扣福利、极大幅度降低护理开支等获得的,其实吃的就是血淋淋的人血馒头。

 

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租了两个长包病房,以高密度病房、低劣护理照看中心病人。在看守所改建的中心园区与催命一般的长包病房之间,建立了人头批发流水线,你要说这是不是人道灾难,什么才是?如果说这不是犯罪,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雷文峰88日凌晨出走,到他2016824在东莞汽车站附近被发现,半个月时间可能耗尽了他作为低智少年所能应对世界的全部能力。他被推向救助系统,从此被僵化条规擒获,涉入的民政中人好比活死人——问题只是,他们能决定救助对象的生死。

 

紧随新京报的评论,观点集中在雷文峰的死亡定性,是一场“符合规范”的谋杀,诚如斯言。但是,细究自闭症少年以生命代价走一遍的民政救助体系,你会发现其漏洞之大、罪恶之昭著、局中人之冷酷与腐朽,断然非“符合规范”可以形容。吞噬雷文峰的确实是非人间。

 

雷文峰作为一个病孩,在最后的四个月,算是彻底体验了病态社会对他的集中刺杀。他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与周围同类被一同扫尽了黑暗,说得符合事实一点,就像处理垃圾一样。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痛心,因为在许多人眼里,雷文峰他们的最好去处就练溪街友之家。

 

一个强大的隐喻,练溪托养中心托养的733名各处分流来的街友,与火葬场直线距离是1公里。未被官方证实的媒体统计,49天曾死亡20人,都非常便利地送去悲惨人生的终点。很少有人去领认他们,公告30天就火化处理,这些死亡的波澜不如杀死一条流浪猫。

 

所以,很容易解释姜英爽遇到的那些,也很容易理解以个人映照系统积弊的案例,舆论何以平静如水状。你要是愤怒,旋即明白愤怒毫无建树。你要是控诉,又觉得腐朽遍地。你要是同情,又会被骂作矫情。问题只是,一个连“傻子”都不放过的系统,又能指望它善待你吗?

 

最后,还请读者诸君记得新京报“雷文峰之死”的报道者们——记者刘子珩,实习生张世超、王雅君、邓宇晨。尽管和十多年前相比,他们无法受到类似陈峰、王雷那个时候的荣誉,但与过往洪流中涌现的作品相比,他们在仄逼时代里的勇敢工作更值得钦佩。

 

201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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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40天:自闭症少年在民政压力测试下的存活周期

感谢新京报,有机会完整地揭示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走失社会,误入民政救助系统,最终为托养中心致死的全过程。这个报道,也是对最先披露此事的自闭症垂直自媒体“大米和小米”的报道接力,后者是前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创办,因为这个报道被喝了两次茶。

 

这个报道,让人想起十五年前南都报道的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起因是珠三角清洁社会治安的查证运动,导致为这个链条买单的收容站作恶,整死孙志刚。报道出来之后,收容制度成为你众矢之的,广州警方与南都结仇,一系列事件因此产生。

 

这都是前传,或者说是无法躲避的映射部分。但可以确定的是,雷文峰之死不会掀起十多年前的大动静,更不会发生针对民政系统的整顿,原因也很明显。在经历了太多死亡事件的冲击与无果而终后,死亡本身的影响无法借助历史关口来放大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雷文峰是一个自闭症少年,全社会对这个病症的了解不多,所以整体上是冷漠心态。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人连同流浪乞讨人员,就是废人,他们从肉体上消失不会引发观众强烈不适。而孙志刚当年被命名为大学生之死,且查证收容影响庞大群体。

 

新京报的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把它涉及的全部时间点抽出来,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雷文峰从迷失出走到死亡的全过程,一个是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这个街友之家——从兴起到被注销的全过程。

 

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我看雷文峰之死时,有一个很深的感慨。那就是雷文峰生命最后经济的三个城市深圳、东莞、韶关,是从珠三角向粤北放射状的存在,随着他越来越远离深圳,他的生命力越薄弱,存活的可能性随着远离大都市变得渺小,直至熄灭。

 

从雷文峰父亲雷洪建找寻时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深圳尽管紧赶慢赶,晚了儿子一个小时最终消失人海,但他无论在公交车司机、地铁保安、派出所视频那里得到了帮助。这个来自于深圳完全是陌生状态下的信息支持,随着出走深圳,变得非常稀薄。

 

比如在雷文峰现身的东莞,他一下子进入了封闭的信息系统。他报出了父母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但是接警的警察以重名为由,查无此人。这是第一个信息的岔路口。即使雷文峰在东莞、雷洪建在深圳各有血样留存,但没有对比,显示出这类警情盲区首先体现为信息盲区。

 

应该说,东莞救助站在初步的救助中,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比如将雷文峰说出的父亲名字登记在册,治好了雷文峰的脚伤。问题是,在雷文峰羁留东莞救助站的两个月中,无论是警方、救助站,都没有进行信息刷新,这为雷文峰此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这里面又出现两个信息岔路口。一个是东莞救助站没有将雷文峰的信息录入全国寻亲网站,仅仅刊登在东莞电视台这个地方信息平台,理由竟然是人手不够、需要批量录入(一直到雷文峰死去,这个信息都没上网)。救助站可以花费巨资给托养中心,却听凭信息错失一再发生,令人匪夷所思。

 

插播一下,救助站抱怨的是人满为患,所以需要购买社会服务。但是在很多时候,将救助人员信息发布出去,令亲人有机会寻亲,可以减少负担,但为什么这么直接的、两全其美的事情不见做起来呢?不愿意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只有数人头才能保证利益输送。

 

从雷文峰的遭遇看,救助站分流救助者的条件相当简陋,估算他是25岁,所以不能继续留在救助站,必须出去分流。也没有可靠的年龄鉴定,只是凭肉眼,这其中的疏导之粗糙可见一斑。你就觉得,以福彩那么大的收益,不能让雷文峰享受准确的年龄鉴定,也是民政之耻吧。

 

雷文峰在治好了脚伤之后,以一个健康的非正常人类身份,进入韶关练溪托养中心,是20161019,到他123因为伤寒去世,不到两个月。准确来说,一个民政系统的正牌救助对象,在该系统非人道的压力测试下,极端的存活周期在四十天左右。

 

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假借民办非企业身份,后来应该卷入了当地民政官场上分食救助蛋糕的权力斗争。从新京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就在雷文峰转入练溪前两个月,该中心发生了食利者进场与出场纠纷,旧的食利者出走,这在新丰县官方表述中是:该中心法人十月离岗未归。

 

换言之,东莞救助站按照惯例分流,但是分流目的地已经发生了巨变,在管理者角斗未明的情况下,本来就稀少的护工因为是领取现金报酬不足,很可能脱岗离职,导致托养中心卫生条件急剧恶化,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雷文峰被送进了一个毫无卫生保障的地方。

 

练溪托养中心源自县民政局的生意经,在珠三角城市救助站满员之后,抢抓这一块的商机,最先的操盘手是县民政局领导的侄子。而且,中心很快年盈利据说是超百万。这一块利润是通过克扣福利、极大幅度降低护理开支等获得的,其实吃的就是血淋淋的人血馒头。

 

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租了两个长包病房,以高密度病房、低劣护理照看中心病人。在看守所改建的中心园区与催命一般的长包病房之间,建立了人头批发流水线,你要说这是不是人道灾难,什么才是?如果说这不是犯罪,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雷文峰88日凌晨出走,到他2016824在东莞汽车站附近被发现,半个月时间可能耗尽了他作为低智少年所能应对世界的全部能力。他被推向救助系统,从此被僵化条规擒获,涉入的民政中人好比活死人——问题只是,他们能决定救助对象的生死。

 

紧随新京报的评论,观点集中在雷文峰的死亡定性,是一场“符合规范”的谋杀,诚如斯言。但是,细究自闭症少年以生命代价走一遍的民政救助体系,你会发现其漏洞之大、罪恶之昭著、局中人之冷酷与腐朽,断然非“符合规范”可以形容。吞噬雷文峰的确实是非人间。

 

雷文峰作为一个病孩,在最后的四个月,算是彻底体验了病态社会对他的集中刺杀。他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与周围同类被一同扫尽了黑暗,说得符合事实一点,就像处理垃圾一样。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痛心,因为在许多人眼里,雷文峰他们的最好去处就练溪街友之家。

 

一个强大的隐喻,练溪托养中心托养的733名各处分流来的街友,与火葬场直线距离是1公里。未被官方证实的媒体统计,49天曾死亡20人,都非常便利地送去悲惨人生的终点。很少有人去领认他们,公告30天就火化处理,这些死亡的波澜不如杀死一条流浪猫。

 

所以,很容易解释姜英爽遇到的那些,也很容易理解以个人映照系统积弊的案例,舆论何以平静如水状。你要是愤怒,旋即明白愤怒毫无建树。你要是控诉,又觉得腐朽遍地。你要是同情,又会被骂作矫情。问题只是,一个连“傻子”都不放过的系统,又能指望它善待你吗?

 

最后,还请读者诸君记得新京报“雷文峰之死”的报道者们——记者刘子珩,实习生张世超、王雅君、邓宇晨。尽管和十多年前相比,他们无法受到类似陈峰、王雷那个时候的荣誉,但与过往洪流中涌现的作品相比,他们在仄逼时代里的勇敢工作更值得钦佩。

 

201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