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新京报，有机会完整地揭示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走失社会，误入民政救助系统，最终为托养中心致死的全过程。这个报道，也是对最先披露此事的自闭症垂直自媒体“大米和小米”的报道接力，后者是前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创办，因为这个报道被喝了两次茶。
这个报道，让人想起十五年前南都报道的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起因是珠三角清洁社会治安的查证运动，导致为这个链条买单的收容站作恶，整死孙志刚。报道出来之后，收容制度成为你众矢之的，广州警方与南都结仇，一系列事件因此产生。
这都是前传，或者说是无法躲避的映射部分。但可以确定的是，雷文峰之死不会掀起十多年前的大动静，更不会发生针对民政系统的整顿，原因也很明显。在经历了太多死亡事件的冲击与无果而终后，死亡本身的影响无法借助历史关口来放大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雷文峰是一个自闭症少年，全社会对这个病症的了解不多，所以整体上是冷漠心态。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人连同流浪乞讨人员，就是废人，他们从肉体上消失不会引发观众强烈不适。而孙志刚当年被命名为大学生之死，且查证收容影响庞大群体。
新京报的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把它涉及的全部时间点抽出来，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雷文峰从迷失出走到死亡的全过程，一个是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这个街友之家——从兴起到被注销的全过程。
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我看雷文峰之死时，有一个很深的感慨。那就是雷文峰生命最后经济的三个城市深圳、东莞、韶关，是从珠三角向粤北放射状的存在，随着他越来越远离深圳，他的生命力越薄弱，存活的可能性随着远离大都市变得渺小，直至熄灭。
从雷文峰父亲雷洪建找寻时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深圳尽管紧赶慢赶，晚了儿子一个小时最终消失人海，但他无论在公交车司机、地铁保安、派出所视频那里得到了帮助。这个来自于深圳完全是陌生状态下的信息支持，随着出走深圳，变得非常稀薄。
比如在雷文峰现身的东莞，他一下子进入了封闭的信息系统。他报出了父母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但是接警的警察以重名为由，查无此人。这是第一个信息的岔路口。即使雷文峰在东莞、雷洪建在深圳各有血样留存，但没有对比，显示出这类警情盲区首先体现为信息盲区。
应该说，东莞救助站在初步的救助中，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比如将雷文峰说出的父亲名字登记在册，治好了雷文峰的脚伤。问题是，在雷文峰羁留东莞救助站的两个月中，无论是警方、救助站，都没有进行信息刷新，这为雷文峰此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这里面又出现两个信息岔路口。一个是东莞救助站没有将雷文峰的信息录入全国寻亲网站，仅仅刊登在东莞电视台这个地方信息平台，理由竟然是人手不够、需要批量录入（一直到雷文峰死去，这个信息都没上网）。救助站可以花费巨资给托养中心，却听凭信息错失一再发生，令人匪夷所思。
插播一下，救助站抱怨的是人满为患，所以需要购买社会服务。但是在很多时候，将救助人员信息发布出去，令亲人有机会寻亲，可以减少负担，但为什么这么直接的、两全其美的事情不见做起来呢？不愿意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只有数人头才能保证利益输送。
从雷文峰的遭遇看，救助站分流救助者的条件相当简陋，估算他是25岁，所以不能继续留在救助站，必须出去分流。也没有可靠的年龄鉴定，只是凭肉眼，这其中的疏导之粗糙可见一斑。你就觉得，以福彩那么大的收益，不能让雷文峰享受准确的年龄鉴定，也是民政之耻吧。
雷文峰在治好了脚伤之后，以一个健康的非正常人类身份，进入韶关练溪托养中心，是2016年10月19日，到他12月3日因为伤寒去世，不到两个月。准确来说，一个民政系统的正牌救助对象，在该系统非人道的压力测试下，极端的存活周期在四十天左右。
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假借民办非企业身份，后来应该卷入了当地民政官场上分食救助蛋糕的权力斗争。从新京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就在雷文峰转入练溪前两个月，该中心发生了食利者进场与出场纠纷，旧的食利者出走，这在新丰县官方表述中是：该中心法人十月离岗未归。
换言之，东莞救助站按照惯例分流，但是分流目的地已经发生了巨变，在管理者角斗未明的情况下，本来就稀少的护工因为是领取现金报酬不足，很可能脱岗离职，导致托养中心卫生条件急剧恶化，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雷文峰被送进了一个毫无卫生保障的地方。
练溪托养中心源自县民政局的生意经，在珠三角城市救助站满员之后，抢抓这一块的商机，最先的操盘手是县民政局领导的侄子。而且，中心很快年盈利据说是超百万。这一块利润是通过克扣福利、极大幅度降低护理开支等获得的，其实吃的就是血淋淋的人血馒头。
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租了两个长包病房，以高密度病房、低劣护理照看中心病人。在看守所改建的中心园区与催命一般的长包病房之间，建立了人头批发流水线，你要说这是不是人道灾难，什么才是？如果说这不是犯罪，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雷文峰8月8日凌晨出走，到他2016年8月24日在东莞汽车站附近被发现，半个月时间可能耗尽了他作为低智少年所能应对世界的全部能力。他被推向救助系统，从此被僵化条规擒获，涉入的民政中人好比活死人——问题只是，他们能决定救助对象的生死。
紧随新京报的评论，观点集中在雷文峰的死亡定性，是一场“符合规范”的谋杀，诚如斯言。但是，细究自闭症少年以生命代价走一遍的民政救助体系，你会发现其漏洞之大、罪恶之昭著、局中人之冷酷与腐朽，断然非“符合规范”可以形容。吞噬雷文峰的确实是非人间。
雷文峰作为一个病孩，在最后的四个月，算是彻底体验了病态社会对他的集中刺杀。他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与周围同类被一同扫尽了黑暗，说得符合事实一点，就像处理垃圾一样。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痛心，因为在许多人眼里，雷文峰他们的最好去处就练溪街友之家。
一个强大的隐喻，练溪托养中心托养的733名各处分流来的街友，与火葬场直线距离是1公里。未被官方证实的媒体统计，49天曾死亡20人，都非常便利地送去悲惨人生的终点。很少有人去领认他们，公告30天就火化处理，这些死亡的波澜不如杀死一条流浪猫。
所以，很容易解释姜英爽遇到的那些，也很容易理解以个人映照系统积弊的案例，舆论何以平静如水状。你要是愤怒，旋即明白愤怒毫无建树。你要是控诉，又觉得腐朽遍地。你要是同情，又会被骂作矫情。问题只是，一个连“傻子”都不放过的系统，又能指望它善待你吗？
最后，还请读者诸君记得新京报“雷文峰之死”的报道者们——记者刘子珩，实习生张世超、王雅君、邓宇晨。尽管和十多年前相比，他们无法受到类似陈峰、王雷那个时候的荣誉，但与过往洪流中涌现的作品相比，他们在仄逼时代里的勇敢工作更值得钦佩。
2017/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