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1918年生，20岁参加革命，22岁开始记者生涯，1940年入周恩来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由记者而编辑兼专栏作者。1946年为《新华日报》在刘、邓野战军随军的特派记者。建国前夕调回新华总社。稍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产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又回新闻界担任新华分社北京分社社长。1982年从新华社副社长岗位上离体。曾任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看了今年1月19日、24日章诒和的《声明》和《说明》，方才知道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1日的所谓“通气会”上再次口吐莲花，一口气又查禁了8本书。由邬书林口含天宪法像庄严宣告的新一轮文化围剿，诸多有识之士已纷纷从违反《宪法》、对抗温家宝总理的《谈心》讲话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批驳。对此，我们不复赘言了，再从其他两个方面试作分析，以示我们对章诒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孤寡老妇”的抗争的声援。

一、我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施行已有经年。近一两年来，又为国务院下属多个部委仿行，初显成效。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显示了泱泱大国堂堂正正的典雅风范。邬书林及其供职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本应在这方面为其他部委带个好头，做出表率才是。遗憾的是，邬书林们这次却继续带了个坏头，做出了负面表率。如果你们真的自以为正义在胸，真理在握，为什么不采用新闻发布会这一普适作法，冠冕堂皇地昭告天下呢？“吹风会”、“通气会”、“打招呼会”一类的工作形式可以休矣。它们与依法治国的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邬书林们长期坚持、秉承并沾沾自喜、自以为屡试不爽的所谓“通气会”一类的工作方法，从本质上说它们体现的仍是个人独裁、文化专制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反动，与胡锦涛两年多来多次讲过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针锋相对；更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因人废书”的野蛮、专横，只能在“通气会”一类的暗箱操作中横行，只能见诸邬书林们在暗中密谋的“敏感作家”李锐等黑名单中，是上不得台面的。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在当下被若干乌合之众糟蹋得乌烟瘴气，乌七八糟，乌黑一团！

顺便说一句，邬书林们再次使用“吹风会”的方式查禁作家、作品，而不是用发文件或其他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行政意愿，恐怕也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是怕日后形势变了，被秋后算账？你们如果真的心口如一，干嘛不干脆再发一个“五一六”通知，或再宣布将某某人永远开除出党？仅就做人而言，你们还不如40年前的那几位穷酸秀才，他们在荫庇之下还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敢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歪理正说。你们呢？为什么弃大道而就穷途？不要求你们有漂亮的文字见诸报端，也不要求你们能够著书立说刊行于世，但有胆量对8位作家的8部作品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是不是应该具备起码的评说资格、资本和资历？

二、邬书林出面掀起的这一轮文化围剿，除了已经有人说过的违反《宪法》、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新闻法》《出版法》的约束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58年了，但至今没有这两部行业法，导致邬书林们长期在新闻、出版领域屡挑事端、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外国的不去说它，仅从纵向看中国，历史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溯及源头，有文字记载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人捺印在陶器上的“皇帝诏书”；接着的是公元前125年前后，汉武帝通过御史府发布的“诏告天下”；再下来有唐朝的“朝报”“进奏院状”等官办传媒。1906年7月，被现当代正统史家描述为颟顸愚顽的慈禧老佛爷，为了便于管理各类出版物，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8年1月，清廷又颁布了《大清报律》。这两部法律，开创了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律章先河。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出笼了《出版法》。上世纪30年代，处于外患内忧、战事不断的蒋介石政府，还忙里偷闲地相继颁发了包括《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历史演进到1978年的五届“两会”，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的提案；1983年的六届“两会”，又有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提此案。当时，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非常重视此事，指示中宣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指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于1983年12月28日，邀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商议此事，决定由刚从人民日报社社长位置上退下来、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绩伟牵头，成立起草小组。后因一位老人的一句话，研究机构被撤销。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正式对外宣布：“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然后呢？一拖就是20年，形成现在的法律真空状况，造就了邬书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活动空间。在这一点上，邬书林比起他的师爷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们之所以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我国有关《新闻法》《出版法》的大致情况，为的是促请有关方面尽快制定这两个法，以规范新闻、出版秩序，约束从业人员和相关干部的职业行为，保障《宪法》中相应条款赋予人民的那部分权力。没有法律的国度，是荆棘丛生的荒原；没有法律的领域，是盗贼欢喜的乐园；没有法律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悲哀；没有法律支撑和保护的章诒和，也只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曾向他的属下推荐过马克思1842年写的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借以表达他反对书报审查制度，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此文早已为广大读书人耳熟能详，但我们仍愿意再摘引其中一段华彩段落结束我们对章诒和的声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2007年1月29日

（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王建勋，原工人出版社编辑）

李普1918年生，20岁参加革命，22岁开始记者生涯，1940年入周恩来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由记者而编辑兼专栏作者。1946年为《新华日报》在刘、邓野战军随军的特派记者。建国前夕调回新华总社。稍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产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又回新闻界担任新华分社北京分社社长。1982年从新华社副社长岗位上离体。曾任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看了今年1月19日、24日章诒和的《声明》和《说明》，方才知道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1日的所谓“通气会”上再次口吐莲花，一口气又查禁了8本书。由邬书林口含天宪法像庄严宣告的新一轮文化围剿，诸多有识之士已纷纷从违反《宪法》、对抗温家宝总理的《谈心》讲话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批驳。对此，我们不复赘言了，再从其他两个方面试作分析，以示我们对章诒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孤寡老妇”的抗争的声援。

一、我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施行已有经年。近一两年来，又为国务院下属多个部委仿行，初显成效。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显示了泱泱大国堂堂正正的典雅风范。邬书林及其供职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本应在这方面为其他部委带个好头，做出表率才是。遗憾的是，邬书林们这次却继续带了个坏头，做出了负面表率。如果你们真的自以为正义在胸，真理在握，为什么不采用新闻发布会这一普适作法，冠冕堂皇地昭告天下呢？“吹风会”、“通气会”、“打招呼会”一类的工作形式可以休矣。它们与依法治国的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邬书林们长期坚持、秉承并沾沾自喜、自以为屡试不爽的所谓“通气会”一类的工作方法，从本质上说它们体现的仍是个人独裁、文化专制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反动，与胡锦涛两年多来多次讲过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针锋相对；更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因人废书”的野蛮、专横，只能在“通气会”一类的暗箱操作中横行，只能见诸邬书林们在暗中密谋的“敏感作家”李锐等黑名单中，是上不得台面的。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在当下被若干乌合之众糟蹋得乌烟瘴气，乌七八糟，乌黑一团！

顺便说一句，邬书林们再次使用“吹风会”的方式查禁作家、作品，而不是用发文件或其他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行政意愿，恐怕也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是怕日后形势变了，被秋后算账？你们如果真的心口如一，干嘛不干脆再发一个“五一六”通知，或再宣布将某某人永远开除出党？仅就做人而言，你们还不如40年前的那几位穷酸秀才，他们在荫庇之下还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还敢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歪理正说。你们呢？为什么弃大道而就穷途？不要求你们有漂亮的文字见诸报端，也不要求你们能够著书立说刊行于世，但有胆量对8位作家的8部作品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是不是应该具备起码的评说资格、资本和资历？

二、邬书林出面掀起的这一轮文化围剿，除了已经有人说过的违反《宪法》、有法不依、知法犯法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新闻法》《出版法》的约束和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58年了，但至今没有这两部行业法，导致邬书林们长期在新闻、出版领域屡挑事端、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外国的不去说它，仅从纵向看中国，历史上不是这个样子的。溯及源头，有文字记载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人捺印在陶器上的“皇帝诏书”；接着的是公元前125年前后，汉武帝通过御史府发布的“诏告天下”；再下来有唐朝的“朝报”“进奏院状”等官办传媒。1906年7月，被现当代正统史家描述为颟顸愚顽的慈禧老佛爷，为了便于管理各类出版物，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8年1月，清廷又颁布了《大清报律》。这两部法律，开创了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律章先河。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出笼了《出版法》。上世纪30年代，处于外患内忧、战事不断的蒋介石政府，还忙里偷闲地相继颁发了包括《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历史演进到1978年的五届“两会”，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的提案；1983年的六届“两会”，又有更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提此案。当时，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非常重视此事，指示中宣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指示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于1983年12月28日，邀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商议此事，决定由刚从人民日报社社长位置上退下来、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绩伟牵头，成立起草小组。后因一位老人的一句话，研究机构被撤销。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正式对外宣布：“新闻出版署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然后呢？一拖就是20年，形成现在的法律真空状况，造就了邬书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政治活动空间。在这一点上，邬书林比起他的师爷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们之所以粗略地描述了一下我国有关《新闻法》《出版法》的大致情况，为的是促请有关方面尽快制定这两个法，以规范新闻、出版秩序，约束从业人员和相关干部的职业行为，保障《宪法》中相应条款赋予人民的那部分权力。没有法律的国度，是荆棘丛生的荒原；没有法律的领域，是盗贼欢喜的乐园；没有法律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悲哀；没有法律支撑和保护的章诒和，也只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曾向他的属下推荐过马克思1842年写的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借以表达他反对书报审查制度，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此文早已为广大读书人耳熟能详，但我们仍愿意再摘引其中一段华彩段落结束我们对章诒和的声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2007年1月29日

（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王建勋，原工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