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古德明）
刘晓波肝癌已到了末期最后阶段，他七年前狱中发表的「我没有敌人」论，至今却还有人非议，甚或视为「向中共表愚忠」。论者认为，中共土芥国民，应是国民公敌，民权鼓吹者怎可说「没有敌人」。这样的评论，理无可驳，却未必合乎人情，应乎时势。
从前，印度国父甘地率领国民抗英，以爱为武器，声声是「不忍英国沉沦于殖民罪恶深渊」，于是道义上一开始就占了上风，英国空有武力，还是节节败退。当然，二十世纪初英国多少已知礼义，不敢肆意横行，和今天的中共截然不同，中共更不会为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论动心。不过，刘晓波手无寸铁，还落在中共掌上，「没有敌人」论应是他最好的自卫以及攻击武器。中共无疑也有点心虚了。
所以，他们虽然矢口否认治下有西方说的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实际却已承认刘晓波之罪，在于良心未死。否则他们何必三番五次说有国内「八位著名肿瘤病专家」为刘晓波诊治，还邀来美、德两位肝癌国手会诊，务求洗脱「谋杀良心犯」的恶名。假如刘晓波真如中共向来所说，是一般罪犯，则中共之国囚犯千千万万，怎么从来不见当局这样「悉心治疗」其中患上癌症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副主席徐才厚二○一四年被控「受贿犯罪」，翌年死于膀胱癌，就不见有国内外一流专家会诊治疗。
习近平主政以来，不断以国民膏血换取外国「友谊」，动辄以百亿千亿美元作外交见面礼。中共国务院去年更邀五家著名国际公关公司提交方案，旨在「传播中国好声音」。但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去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访问了十九个国家的国民，发觉他们对中共之国有好评者，只占百分之四十一，较二○一四年的调查，还少了两个百分点。二○一五年那场七○九大抓捕的恐怖，应是原因之一。今天，刘晓波事遍传天下，那好评者的比率，又不知下降多少。钱固然可以通神，却难杜绝悠悠人口，美、德那两位肝癌国手，就直言无隐，否认中共所谓「两位外国专家都同意，刘晓波送到外国，也不能获得较好治疗」。
元朝末年，华南有张士诚拥兵割据，获顺帝封为太尉。他想借高士杨维桢之名自重，强邀到幕下，刚好顺帝遣使浮海南来，赐以龙衣御酒，杨维桢乘机赋诗一首，讽刺张士诚不臣：「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闻诗默然，不敢强留，杨维桢于是「徙居松江之上」，纵情诗酒，世「以为神仙中人」（《明史》卷二八五、《遵闻录》）。现在，刘晓波也算天下名士，草拟《零八宪章》呼吁中共还政于民，却遭判处十一年监禁，至今命在朝夕，仍然不得携妻子去国，投奔自由。旧中国军阀和新中国伟大领袖之优劣，于此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