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与温克坚前往沈阳探访病危中的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晓波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悲痛和愤怒渐渐平息，思念却一如往昔，此时，写下一点文字，或许，既能让思念永驻，也能让心情更加平复吧。
传说中的刘晓波
在认识晓波之前，已经知道他的名字14年之久。
1986年9月，我刚刚就学于厦门大学，很快的，我们宿舍楼有了第一个女生宿舍，与我们计算机系土里吧唧的男生相比，国际金融专业的女生大多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视野和交往也更为广阔。在一次聚会中，就有一名女生拿出复印的一叠纸，向我们介绍，这是来自北京、当下最为火爆的“黑马”讲演。如今回想，这应该就是晓波痛骂当代中国文学的快论，只是，当时的我，对于文化热并不明究竟，也看不懂这篇演讲究竟好在哪里，痛快在哪里，又先锋在哪里，倒是记住了“刘晓波”的名字，和“黑马”这个绰号。
转眼就是1989年6月2日，从收音机里再次听到了刘晓波等四君子的名字，此后数十小时，就是难以言喻的震惊、悲痛、愤怒、无力，连同刘晓波等人的名字，一道被深深地印入了记忆。再后来，在广播里或报刊里，也曾听到或看到过批判“黑手”的文章，以及他因有“立功表现”而被释放的消息，不过，在被审查，接着又毕业求生的动荡岁月中，在人生因参与学运而骤然改变的压抑、苦闷的青春年代里，这些东西一闪而过，并未留下什么印迹，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晓波，正在继续致力于推动人权事业、追求历史正义，并因此在监禁中进进出出。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春夏之交，偶然在挚友海仔的宿舍里发现了一本《形而上学的迷雾》，作为毫无人文基础的工科生，居然坚持看完了这本几百页的厚书，当然是冲着“刘晓波”这三个字。书中的内容，我几乎无法看懂，只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对党国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半年后，因认识了毛喻原和王康先生，我从此开始了读书、观察、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长路，但是，阅读《形而上学的迷雾》的体验，既羡慕晓波能够运用理论武器批判党国意识形态，又因不求甚解而倍感智力挫败，也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我的求知欲，刺激着我向他们看齐（当时另外一本刺激过我的作品，是流亡海外的苏晓康先生的《乌托邦祭》）。
1980年代的启蒙自由化思潮，是1989年学潮的直接推动力，我这个年纪的学生，尽管并无自觉，总归是被晓波这一代人所影响的，这一点，在经历了六四镇压之后，更是无比清晰。记得也是在1990年的春天，某一天早上宿醉醒来，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了，随手抄起了下铺同学的一本《五人诗选》，随意翻看着，打头的几篇北岛诗歌，其实早就读过，但当时既不明所指，也无甚印象，然而，在那一个早上，一个经历过六四镇压冲击的青年学生，如受电击一般，突然间看懂了北岛诗歌中的每一个字：
告诉你吧，
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这不正是一名与体制开始彻底决裂，开始从曾经的盲信中走出来的青年的心声吗？
晓波、苏晓康和北岛这一代人对于极权体制的反思成果，正是我这一代认知和思考的起点。而对于极权体制的共同立场，尤其是对坚决谴责极权体制在六四镇压中所暴露出来的无底线暴虐，也是我和晓波这一代所共有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中的“黑马”和‘黑手“刘晓波，早就与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了。
我的朋友刘晓波
1998年初，我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是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并开始与1989年后残留的自由化知识群体和异议圈子有了很多的接触，因为稿件的关系，与何家栋先生和陈子明先生的接触更多。而当时的晓波，尚在大连劳教营中。
2000年前后，网络热度持续高升，bbs犹如突然冒出来的言论自由飞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其中，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麋集到了“世纪沙龙”网站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匿名交流、交锋之后，逐渐相互露出了真身，并开始线下约见、约饭，这年冬的某一天，当我应约到了网友snoopy(崔卫平)家中之后，赫然发现另外一位客人，正是闻名多年的“黑马”和“黑手”刘晓波。
崔卫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她的家中，气氛从一开始就很随意，尽管我与晓波的年纪、经历都相差甚远，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过的，我们既有着对那一个日子的共同铭记，有着对专政体制相同的根本立场，而此前近十年的读书思考中，我也主要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自由化思潮的成果中吸收营养，读过了那一代人几乎所有的著作乃至文章，因此，我与晓波不仅具有相似的价值观，也有着重叠的知识谱系，并不需要对太多的“暗号”，饭桌上的气氛就很融洽，话语交流中的默契已然建立，很容易地就将彼此认做了同道。
不过，尽管在内心里，我多少将晓波看作老师一辈，但在称谓上，却从来没有叫过“晓波老师”，而一直以“晓波”、“老莫（儿）”互称。曾经传说中的”黑马“、”黑手“刘晓波，也成为了“我的朋友刘晓波”。
同道中人刘晓波
2000前后的中国，有着双重的面向：当局依旧维持1989年以来的高压政策，对于各种社会异动毫不容情：镇压法轮功、重判中国民主党群体、新青年学会案件等等，此起彼伏，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化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和申办奥运成功，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正在展开，民众对于时代进程普遍具有更多乐观的期待。
此时的刘晓波，或者说整个泛异议反对群体，其实都受到这两个方向的牵引：面对依然坚持专政统治的党国体制，需要坚守异议反对的传承，坚持民间主体性，强调“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同时，六四镇压的惨痛记忆仍在隐隐作痛，还要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一道，追求历史正义的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在促使晓波与其同道坚持异议立场，坚守道义价值，追求历史正义。
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晓波也深知，历史正义和道义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根本的体制转型，而这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力，在晓波看来，为此，就要跟上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努力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形成联系，将异议群体所坚持的立场与道义，和正在浮现的新兴社会力量相结合，并最终促成包括当局本身在内的自由民主转型。
晓波本人的异议政论写作，他发起创建“民主中国”网站作为异议言论平台，共同发起创立“独立中文笔会”作为自由写作者的组织，展现了晓波和泛异议反对群体在前一个方向上的努力，而持续的网络签名，声援并参与维权运动，直到最后撰写并组织《零八宪章》签名，则体现了晓波和泛异议群体试图把握时代进程、联络更广泛社会群体，进而通过“官民互动”推动转型的用心。
这一时期的我，正在网络上大拍板砖，参与着《战略与管理》的编辑工作，也曾出任过某报社的评论部主任，社会身份上属于新兴的媒体和网络言论人士，而由于1989年的经历，在我内心里的某个角落，寻求历史正义的那团火焰，也从来未曾熄灭，内在地持有异议反对的立场。也因此，当时的我，无意中跨越了晓波和泛异议群体所努力的两个方向，也因此与晓波有着广泛重叠的兴趣和话题，拥有着好几个共同的圈子，交往也逐渐密切了起来。
2005年春，我搬家到了西城区车公庄，晓波夫妇住在花园桥附近，距离的拉近，更加密切了交往，同时，在奥运前的相对宽松气氛下，晓波也有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得以与更广泛的群体交际，社交活动愈发频繁，在我这边的网络和媒体人聚会中，我会尝试邀请晓波的参与，而作为89学生的我，也常被晓波邀请到相对异议性质的一些聚会中。
当然，我们也有轻松的时光，郝建和崔卫平会带我们去山沟里郊游，贝志诚、王小山和我，则常常陪伴晓波夫妇品尝红酒，忠忠店里的红炮台（一种泡酒），也时常在等待我们的光顾！
“no wine untasted”, 在整体上依旧压抑的时代氛围里，我们有着自己暂时躲避的小天地，听晓波谈他喜爱的诗歌、小说和电影，不无得意地回顾1980年代他的黄金年代。
被潜移默化的我
或许是明白异议道路的艰辛，以及因此而来的难以持续，对于我们这些89学生，晓波并不希望我们走上异议之路，而是建议我们先有合适的工作和相应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独立的经济能力，“该买房买房，该买车买车”，类似的话我听他对人说过多次，对我，他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老莫（儿），你就好好做书，能像今天这样，有钱请我吃饭，就行。”
因此，在他入狱之前这么多年的交往中，晓波对我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转变中，晓波对我曾有多大的影响，内心多少有点自大的我，也总是更倾向于将这些转变看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但如今回想起来，并非如此。
首先，我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完全是因为晓波，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2004年10月30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郊区举行，由于事先邀请了许多人士，可以预计，这将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头一天，晓波也给我发来短信，邀请我参加，然而，第二天，因为要参加北京泡网队的足球赛，我并没有去，表面上，我很以踢球这个理由为正当，但我也多少明白，不去参加，更多是因为回避，是不想介入到异议圈中去的心理。
或许是内心愧疚的缘故吧，踢完球之后，我给晓波打去电话，邀请他参与我们一帮关天网友的餐聚，我知道，这是他乐于参加的活动。由于地点在甘露园的竹楼餐厅，相距颁奖典礼举办地相当遥远，晓波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至今仍记得他从车上下来的第一句话：“老莫（儿），我跑这么远，你就请我到这36元一副烤鸭的地儿吃饭啊？”
这个取笑的梗，连同我逃避参加颁奖典礼，在此后的许多饭局中，常被晓波拿出来“活跃气氛”，让我很是尴尬，于是，在一次饭局中，当晓波又一次打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决定，为了不让晓波继续提这个事情，我还不如干脆加入独立作家中文笔会呢！
其次，我的异议写作，其实也是晓波推动开始的。
尽管加入了笔会，相比老廖、祖桦、棋生、余杰、王怡、世存、野渡。。。。。。这些当时与晓波一起共事的朋友来说，我只是个旁观者。同时，作为写作者，我基本没有写作过所谓敏感文章，除了在《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写些时评，更满足于在网上放言无忌，做一个“网络名砖”，洋洋自得于“中文互联网唯一以跟帖成名的人物”。
直到2006年7月，因为参与陈光诚先生的开庭，我与高智晟等一些朋友去了趟临沂，回来后，在msn上与晓波谈论此事，相互交流之下，晓波鼓励我写出来，最后，由晓波亲自编辑，以“记一次快乐的旅游”为题，发表在了《民主中国》之上。结尾处的一段，也是最出彩的一段，其实正是晓波的手笔：
由义正词严的镇压到滑稽可笑的恫吓，大概既是末日独裁的无奈，也是民间抗争的无奈。不必怀疑滑稽戏的终将收场，但收场的方式仍然喜剧，套用著名诗人爱略特的名句——末日独裁的坍塌，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于异议平台上的文章，巧合的是，发表这篇文章的另外一名编辑，正是流亡海外的苏晓康先生，可以说从那时开始，从成为笔会会员到异议写作者，我开始了不自觉地向异议者的转变。
最后，我的被敏感，也是因为晓波。
2007年六四前，在一次聚会中，晓波向我约稿写一篇六四祭文。六月二号深夜，由于我在网上发起“都市穿越：由北大到天安门广场”行为艺术，被国保捉将局里去，随后被遣送回老家。由于没有经验，刚被抓时，手机并没有来得及关机，而被警察所掌握，恰在此时，作为夜猫子的晓波，发来“祭文写好没有”的短信，从此，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晓波朋友，我被列入北京国保的监控对象，而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我是被当作晓波的身边人而被重点监控的，因为，监控我的正是是针对六四群体和笔会群体的国保，在与这些国保的长期周旋中，双方所谈及最多的，也就是晓波、六四和笔会。
继续未尽的征途
接着就是晓波的被抓被判，我因比较多地参与呼吁、声援，自觉地参与笔会选举，等等，而更加不可逆地渐行渐远，回想当初，如果没有晓波，我会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吗？如果没有晓波，我何时才会写出第一篇异议文章？如果没有晓波，我会因此被北京国保重点监控，从而更加不可逆地朝向异议者转变吗？而如果没有晓波的被抓被判带来的后续，今天的我又将是怎样的状态？
回想2000年冬的第一次见面，我都记不得曾经谈过些什么，如今想来，却可能是我一生最为重要的一个日子，尽管晓波从不曾主动地推动我做什么事情，但没有与晓波的交往，后来的一切应该都不会发生，实际上，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晓波的存在于我，既是榜样，又是标杆，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从得知黑马之名到今天，整整31年过去了，跨越了我的青春、成年、壮年，直到今天的向死而生，直到晓波的永别，我才暮然发现，在自己的一生中，晓波所曾给予的影响如此巨大，如此不可替代，却又如此弥足珍惜。
如今，晓波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晓波和我，以及其他更多同道所坚持的道义价值、所追寻的历史正义，所努力推动的自由民主转型，看上去却依然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正如晓波用他的九死未悔所展现的那样，追寻正义的征程往往会超越个体的生涯，重要的不一定是结果，“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或许，在追寻正义的征程上，我们都应该像晓波那样，像传说中的西西弗斯那样，不计结果地努力、付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7年8月12日 写于岚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