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寇延丁和袁天鹏（网络图片）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新台湾国策智库谘询委员兼两岸关系组召集人）

 

南塘经验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是寇延丁和袁天鹏两位作者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中国大陆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参与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全程记录。

       

他们有一个想法和信念，就是使所有的决定和主张，都有可能在一个规则下进行公平的竞争，然后其中的一种决定或者主张胜出。《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这样的一个与开会议事有关的规则，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而透过在议事规则之程序正义中展开的公共审议，让人民学习和熟悉如何在多个的人或事的选项中做出合理与正当的决定，一旦这一目标果然实现，则就可以证明，议事规则的操作和运用，是使人民在公共领域裡能够实践民主生活和积淀出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社会工程的生态工法。寇延丁和袁天鹏称在议事规则下展开的自由议决为「可操作的民主」，就是从操作型定义去界定「民主」，而毋宁更可看出民主的程序正义决定了民主的品质和真伪。

       

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南塘的社会实验中，我们看到民主由口号变为解决争端和分歧的有效实践活动，而竟在党国的民主集中制中，经由民间公共知识份子和群众自觉的努力，实现了无权威状态下的平等自治。

       

南塘实验源自当地三合镇人民反抗村官长期滥权腐败的维权行动，而在村中知识青年杨云标的领导下，建立起农民的维权协会，进而转型为农业合作社，也因此形成公共意识，而需要建立一套集体决策的机制与方法，因而提供了社会行动家袁天鹏和寇延丁展开社会实验的良好机会。所以南塘实验的成功经验并不是源自党国的规画。杨云标、寇延丁、袁天鹏和中国大陆的公共知识份子圈子，无不对于在南塘藉由议事规则的推广，而成功根植民主政治操作的观念和民主政治文化，感到鼓舞。然而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议事规则就已经以「民权初步」的概念，以国家的力量在中国民间社会进行推广了。袁天鹏不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位翻译者，中国的第一位翻译者，正是赫赫有名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土地曾经有过推广议事规则的历史，好像历经过彗星撞地球般的大灭绝，成了消失的文明。

 

民国经验

       

《罗伯特议事规则》初版原名《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 for Deliberative Assemblies），由美国亨利．马丁．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出版于1876年（清光绪2年），系参考自美国众议院的议事规则，而适用于民间或特定国家机构的集会和议事。1917年，孙中山以本书为基础，复参考美国沙德氏（Harriette R. Shattuck）的《妇女议事法手册》（The Woma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编写成《会议通则》一书，又起名曰《民权初步》，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列为《建国方略》三书中的社会建设。（另二书为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物质建设：《实业计画》）孙中山的想法不言而喻，就是认为民主生活的实践要从公共审议和决定做起，所以他发愿完成的《民权初步》正好提供了一个方法，让人民在议事中学习民主的集体决策和体会民主的精神，从而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漫无章法的民族性，成为有能力也有兴趣处理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

    　

孙中山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特有主张，可用由县、省到国分层渐进的建国三程序来概括，即军政、训政和宪政。在以军事手段平定与控制的省份，即可以县为单位展开地方自治的准备工作，即训政。在这一阶段，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说到，政府应当派员到各县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複决四权，以便能在宪政时期还政于民，落实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而从逻辑上来说，训政的四权训练还有个民权初步的前期训练。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宣布实施训政，以党治国，旋即颁布有《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该通则第2条关于各级学校党义课程之内容，乃规定小学校之党义课程必须包含《民权初步演习》。

       

蒋中正对训政的理解，曾经受到当时德国和义大利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而在清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民革命军行营所在地江西省会南昌市倡议新生活运动，有意以军国民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民族性，使之因应抗日与建国军事动员的需要。在1934年3月〈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演讲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把民权初步视为团体生活的秩序和礼节来看待，而认为这是完成革命、建立自由平等新国家的基础性社会建设。蒋中正乃以古代中国的礼来比喻民权初步在现代民主中国裡的社会规范作用。虽然他对于法西斯主义有错误的理解和幻想，但他对于民权初步在形塑现代国民上的作用却也可以说是歪打正著，因为民权初步确实在建立一种团体的议事纪律，但目的却在实现每个人的言论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和军国民主义强调对于党国的忠诚不同，而不存在对于权威的狂热与盲目的崇拜。1935年9月，蒋中正在四川峨嵋军官训练团演讲〈国父遗教概要〉，尝试建立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将建国方略心理、经济、社会三大建设，再增添政治建设一项，此之政治建设，以〈国民政府建大钢〉、〈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和〈五权宪法〉三项著作为代表文本，系关于各级国民政府建立的过程、地方自治的施行和宪政体制的完成。至此，民权初步亦即会议规范，在训政中的重要性被完全确立了起来，成为国家在学校或社会上实施公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固然民权初步的教育因为抗战的缘故无法全面推广，但仅就当时孙中山和国民政府在形塑现代公民的社会建设中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仍不得不令人佩服其人之器识和远见。

 

台湾经验

       

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以后，虽然实施国家紧急权体制，对于公民教育和社会建设的内涵，仍深受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于民权初步教育不敢弃置偏废。1953年，内政部长黄季陆即召集专家学者，以《民权初步》为依据，根据国情制定出台湾版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试行会议规范》，于次年5月颁布施行，1965年7月内政部长连震东颁布现行《会议规范》，作为台湾各级学校公民教育的教材，以及台湾各公私机构举行会议时的标准规范。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蒋中正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反制，取法新生活运动之经验，于1968年5月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研议通过《国民生活须知》，经总会长蒋中正颁行。当中以三则条文规定开会之礼节：

　　第28条，出席集会，严守时间。必须中途退席时，应先请求主席许可。 　　

　　第29条，保持会场秩序，尊重主席职权，发言先求许可，并遵守时限。

　　第30条，养成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之习性。

　　

在那之后，《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成为台湾国民教育中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在中小学时每个学年学校都会发下《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的小册让学生研习，小学裡的班会，就是学生练习《会议规范》的最佳场合，而学校裡也会举行《国民生活须知》的测验。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记得《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的文字规定了，但当中的许多内容都早已内化成为台湾文化和社会礼仪的一部分了。

        

1960年代，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为民权初步校园推广的重要基地，相关的营队和社团陆续创办成立，从而培养出一批批熟悉会议规范的青年学生，而大学的学生议会也就成为校园民主的阵地，进而取代立法院成为台湾政治改革议题的辩论场。学生议会成为学生演练《会议规范》的最佳舞台。这些学生公职人员走出校园后，则成为1970年代至今台湾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力战将。国民党把反对自己的武器教给了反对自己的人，这种「启蒙的辩证」，却是国民党与其附随组织救国团留给台湾最大的历史遗产。

关于本书与作者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讲的是南塘村民如何在兴农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能力建设培训中建立《南塘议事规则》的过程，而其之所以起心动念，是因为杨云标需要解决南塘兴农合作社开会的三大问题，而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开会普遍常见的问题，即：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藉由作者的参与观察和文字流畅、感情丰沛而细腻的纪录，读者乃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塘农民如何克服会议和沟通的障碍，从而可深刻体会和掌握到议事规则的精神和原理。本书意在言外的，就是作者戳破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的说法，证明了民主是可以学习的，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决策方法，学会了这一套方法，民主就会开始生根和萌芽。

　　

本书第一作者寇延丁，女性，1965年生，山东省泰安市人，是一名关心公益的自由作家和纪录片製作人，曾经建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饮水思源爱艺文化基金等公益组织。寇延丁是南塘实验的关键催生者，她以「媒婆」形容自己在当中的角色，因为她在北京认识了组织南塘农民赴京上访的杨云标，也知道本书第二作者袁天鹏正在寻找推广议事规则的基层农村试点，因而便为之媒合，果然一拍即合。

     

本书第二作者袁天鹏，1976年生，曾经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Alaska University）留学期间，出任了该校的学生议员，首次接触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学生会的议事运作，完全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学生代表大会，其间的议事文化上的差异，引起了袁天鹏对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初步兴趣。其后袁天鹏回到中国，在创业失败的经验中，他体会到原因出在与伙伴间的沟通不良，而当中影响沟通效果的因素之一，在于缺乏一套在公司会议上可以适用的沟通规则，这让他想起了会议规则。他重新找出《罗伯特议事规则》，深入研究并翻译成中文，从而以推广会议规则做为人生志业。

　　

2014年10月，寇延丁为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逮捕，秘密囚禁128天，接受公安部、国家安全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联合侦查。她的主要罪证是因为声援香港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参与了两岸三地的公民培训活动。寇延丁把这段遭到囚禁的经过写成《敌人是怎麽炼成的？－－没有权利沉默的中国人》一书在台湾出版，在控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任意侵害人身与思想自由之馀，也试图在森严的体制中寻找人性幽微的光亮。寇延丁目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担任访问学人，对台湾的公民社会进行参与观察和研究写作。而袁天鹏在推广议学上的努力和成就，也深获台湾议学界的肯定，

而曾经受邀来台分享。　　

　　

台湾已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虽然离开踽踽学习民权初步的年代很久了，但我们青春而浮躁的民主文化还有许多尚待深化与提升的地方，温故知新，重读《民权初步》和《会议规范》，倒不失为是台湾盘整民主的一个值得思考选择的方案。寇延丁希望南塘经验能在台湾找到印证和共鸣，我则衷心期待《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在台湾的出版，让我们能有机会，谦卑和静心地好好反思台湾人的民主素养、议事习惯、公共审议，还有农村、部落和社区总体营造的现状，想想台湾民主的表现真的那麽如人所愿、让我们倍感骄傲吗？

 

民国106年10月5日7时40分    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机场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寇延丁和袁天鹏（网络图片）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新台湾国策智库谘询委员兼两岸关系组召集人）

 

南塘经验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是寇延丁和袁天鹏两位作者2007年至2009年间在中国大陆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参与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全程记录。

       

他们有一个想法和信念，就是使所有的决定和主张，都有可能在一个规则下进行公平的竞争，然后其中的一种决定或者主张胜出。《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这样的一个与开会议事有关的规则，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而透过在议事规则之程序正义中展开的公共审议，让人民学习和熟悉如何在多个的人或事的选项中做出合理与正当的决定，一旦这一目标果然实现，则就可以证明，议事规则的操作和运用，是使人民在公共领域裡能够实践民主生活和积淀出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社会工程的生态工法。寇延丁和袁天鹏称在议事规则下展开的自由议决为「可操作的民主」，就是从操作型定义去界定「民主」，而毋宁更可看出民主的程序正义决定了民主的品质和真伪。

       

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南塘的社会实验中，我们看到民主由口号变为解决争端和分歧的有效实践活动，而竟在党国的民主集中制中，经由民间公共知识份子和群众自觉的努力，实现了无权威状态下的平等自治。

       

南塘实验源自当地三合镇人民反抗村官长期滥权腐败的维权行动，而在村中知识青年杨云标的领导下，建立起农民的维权协会，进而转型为农业合作社，也因此形成公共意识，而需要建立一套集体决策的机制与方法，因而提供了社会行动家袁天鹏和寇延丁展开社会实验的良好机会。所以南塘实验的成功经验并不是源自党国的规画。杨云标、寇延丁、袁天鹏和中国大陆的公共知识份子圈子，无不对于在南塘藉由议事规则的推广，而成功根植民主政治操作的观念和民主政治文化，感到鼓舞。然而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初，议事规则就已经以「民权初步」的概念，以国家的力量在中国民间社会进行推广了。袁天鹏不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位翻译者，中国的第一位翻译者，正是赫赫有名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上个世纪中国大陆土地曾经有过推广议事规则的历史，好像历经过彗星撞地球般的大灭绝，成了消失的文明。

 

民国经验

       

《罗伯特议事规则》初版原名《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 for Deliberative Assemblies），由美国亨利．马丁．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出版于1876年（清光绪2年），系参考自美国众议院的议事规则，而适用于民间或特定国家机构的集会和议事。1917年，孙中山以本书为基础，复参考美国沙德氏（Harriette R. Shattuck）的《妇女议事法手册》（The Woma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编写成《会议通则》一书，又起名曰《民权初步》，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列为《建国方略》三书中的社会建设。（另二书为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物质建设：《实业计画》）孙中山的想法不言而喻，就是认为民主生活的实践要从公共审议和决定做起，所以他发愿完成的《民权初步》正好提供了一个方法，让人民在议事中学习民主的集体决策和体会民主的精神，从而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漫无章法的民族性，成为有能力也有兴趣处理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

    　

孙中山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特有主张，可用由县、省到国分层渐进的建国三程序来概括，即军政、训政和宪政。在以军事手段平定与控制的省份，即可以县为单位展开地方自治的准备工作，即训政。在这一阶段，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说到，政府应当派员到各县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複决四权，以便能在宪政时期还政于民，落实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而从逻辑上来说，训政的四权训练还有个民权初步的前期训练。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宣布实施训政，以党治国，旋即颁布有《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该通则第2条关于各级学校党义课程之内容，乃规定小学校之党义课程必须包含《民权初步演习》。

       

蒋中正对训政的理解，曾经受到当时德国和义大利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而在清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民革命军行营所在地江西省会南昌市倡议新生活运动，有意以军国民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民族性，使之因应抗日与建国军事动员的需要。在1934年3月〈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演讲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把民权初步视为团体生活的秩序和礼节来看待，而认为这是完成革命、建立自由平等新国家的基础性社会建设。蒋中正乃以古代中国的礼来比喻民权初步在现代民主中国裡的社会规范作用。虽然他对于法西斯主义有错误的理解和幻想，但他对于民权初步在形塑现代国民上的作用却也可以说是歪打正著，因为民权初步确实在建立一种团体的议事纪律，但目的却在实现每个人的言论表达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和军国民主义强调对于党国的忠诚不同，而不存在对于权威的狂热与盲目的崇拜。1935年9月，蒋中正在四川峨嵋军官训练团演讲〈国父遗教概要〉，尝试建立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将建国方略心理、经济、社会三大建设，再增添政治建设一项，此之政治建设，以〈国民政府建大钢〉、〈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和〈五权宪法〉三项著作为代表文本，系关于各级国民政府建立的过程、地方自治的施行和宪政体制的完成。至此，民权初步亦即会议规范，在训政中的重要性被完全确立了起来，成为国家在学校或社会上实施公民教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固然民权初步的教育因为抗战的缘故无法全面推广，但仅就当时孙中山和国民政府在形塑现代公民的社会建设中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仍不得不令人佩服其人之器识和远见。

 

台湾经验

       

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以后，虽然实施国家紧急权体制，对于公民教育和社会建设的内涵，仍深受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于民权初步教育不敢弃置偏废。1953年，内政部长黄季陆即召集专家学者，以《民权初步》为依据，根据国情制定出台湾版的《罗伯特议事规则》──《试行会议规范》，于次年5月颁布施行，1965年7月内政部长连震东颁布现行《会议规范》，作为台湾各级学校公民教育的教材，以及台湾各公私机构举行会议时的标准规范。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蒋中正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反制，取法新生活运动之经验，于1968年5月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研议通过《国民生活须知》，经总会长蒋中正颁行。当中以三则条文规定开会之礼节：

　　第28条，出席集会，严守时间。必须中途退席时，应先请求主席许可。 　　

　　第29条，保持会场秩序，尊重主席职权，发言先求许可，并遵守时限。

　　第30条，养成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之习性。

　　

在那之后，《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成为台湾国民教育中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在中小学时每个学年学校都会发下《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的小册让学生研习，小学裡的班会，就是学生练习《会议规范》的最佳场合，而学校裡也会举行《国民生活须知》的测验。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记得《会议规范》和《国民生活须知》的文字规定了，但当中的许多内容都早已内化成为台湾文化和社会礼仪的一部分了。

        

1960年代，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为民权初步校园推广的重要基地，相关的营队和社团陆续创办成立，从而培养出一批批熟悉会议规范的青年学生，而大学的学生议会也就成为校园民主的阵地，进而取代立法院成为台湾政治改革议题的辩论场。学生议会成为学生演练《会议规范》的最佳舞台。这些学生公职人员走出校园后，则成为1970年代至今台湾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力战将。国民党把反对自己的武器教给了反对自己的人，这种「启蒙的辩证」，却是国民党与其附随组织救国团留给台湾最大的历史遗产。

关于本书与作者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讲的是南塘村民如何在兴农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能力建设培训中建立《南塘议事规则》的过程，而其之所以起心动念，是因为杨云标需要解决南塘兴农合作社开会的三大问题，而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开会普遍常见的问题，即：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藉由作者的参与观察和文字流畅、感情丰沛而细腻的纪录，读者乃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塘农民如何克服会议和沟通的障碍，从而可深刻体会和掌握到议事规则的精神和原理。本书意在言外的，就是作者戳破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人素质不适合民主的说法，证明了民主是可以学习的，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决策方法，学会了这一套方法，民主就会开始生根和萌芽。

　　

本书第一作者寇延丁，女性，1965年生，山东省泰安市人，是一名关心公益的自由作家和纪录片製作人，曾经建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饮水思源爱艺文化基金等公益组织。寇延丁是南塘实验的关键催生者，她以「媒婆」形容自己在当中的角色，因为她在北京认识了组织南塘农民赴京上访的杨云标，也知道本书第二作者袁天鹏正在寻找推广议事规则的基层农村试点，因而便为之媒合，果然一拍即合。

     

本书第二作者袁天鹏，1976年生，曾经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Alaska University）留学期间，出任了该校的学生议员，首次接触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学生会的议事运作，完全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学生代表大会，其间的议事文化上的差异，引起了袁天鹏对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初步兴趣。其后袁天鹏回到中国，在创业失败的经验中，他体会到原因出在与伙伴间的沟通不良，而当中影响沟通效果的因素之一，在于缺乏一套在公司会议上可以适用的沟通规则，这让他想起了会议规则。他重新找出《罗伯特议事规则》，深入研究并翻译成中文，从而以推广会议规则做为人生志业。

　　

2014年10月，寇延丁为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逮捕，秘密囚禁128天，接受公安部、国家安全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联合侦查。她的主要罪证是因为声援香港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参与了两岸三地的公民培训活动。寇延丁把这段遭到囚禁的经过写成《敌人是怎麽炼成的？－－没有权利沉默的中国人》一书在台湾出版，在控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任意侵害人身与思想自由之馀，也试图在森严的体制中寻找人性幽微的光亮。寇延丁目前在台湾民主基金会担任访问学人，对台湾的公民社会进行参与观察和研究写作。而袁天鹏在推广议学上的努力和成就，也深获台湾议学界的肯定，

而曾经受邀来台分享。　　

　　

台湾已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虽然离开踽踽学习民权初步的年代很久了，但我们青春而浮躁的民主文化还有许多尚待深化与提升的地方，温故知新，重读《民权初步》和《会议规范》，倒不失为是台湾盘整民主的一个值得思考选择的方案。寇延丁希望南塘经验能在台湾找到印证和共鸣，我则衷心期待《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一书在台湾的出版，让我们能有机会，谦卑和静心地好好反思台湾人的民主素养、议事习惯、公共审议，还有农村、部落和社区总体营造的现状，想想台湾民主的表现真的那麽如人所愿、让我们倍感骄傲吗？

 

民国106年10月5日7时40分    印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