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式干部之军工系（网络图片）
亲北京的网路媒体“多维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军工系”异军突起，习近平注入新血》的报道，点出了习近平的用人之道：习近平本人虽然不是“根正苗红”的清华毕业生（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却对以清华、哈军工爲代表理工院校培养的“红色工程师”情有独锺，军工系成为其看重的后备人才基地，近年来纷纷被委以重任。
该报道指出，在中共十八大中一共有四位军工企业掌门同时步入中央委员行列，这些人多被以“军工少帅”相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马兴瑞、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许达哲、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前总经理张国清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等。这些官员很快成为习近平亲自选拔的封疆大吏，比如马兴瑞先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后又兼任深圳市委书记，执掌这个经济地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的中国第四大城市，而且以中央委员身份任深圳市委书记，地位高于以往历届的深圳市一把手。
这篇报道指出：“‘军工系’官员跳出技术领域进入官场且担当重任渐成新趋势。这一类官员具有抗压力和执行力强，没有过多官场联系的特点，中共对其重用将有助于打破地方山头和派系。另外，在中国亟须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习近平图谋军民融合战略的历史时机，他们的技术背景恰好有了用武之地。”以航空航天系统而论，近年来至少贡献出马兴瑞、许达哲、林左鸣、袁家军和张庆伟五现任省部级高官，俨然有取代已遭受重创的石油系统的迹象。这一迹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航空航天业近年来呈现突飞猛进局面，神舟系列屡屡成功，天宫巡游太空，登月工程顺利推进，诸多成就使执政者备受鼓舞。而以兵器工业而论，出身兵工系统、已经担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张国清（未来或许将取代被整肃的上级孙政才）亦前途看好。张国清长期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领导人，在其任职期间，该单位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武器装备制造集团，在世界500强排名中位置十分靠前。该集团在2014年的主营业务收入4,002亿元，实现利润108.6亿元。
在习近平和王岐山掀起的反腐运动沉重打击了上海帮和团派两个“管家集团”之后，中共的整个官僚系统陷入消极怠工状态。而作为“八旗子弟”的太子党大都是游手好闲之辈，难堪重用。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结识的同僚和下级，其范围和人数都相当有限，难以形成一隻覆盖全国、如臂使指的“习家军”。那么，如何才能突破无人可用之窘境？这篇报道认为，军工系的掘起再现了“习式用人思路”，“执行能力强，善于在高压下突破创新，具有强烈的忠诚度和荣誉感，而且基本没有官场现实利益的牵扯，这些都是现时中共领导人十分看重的珍贵品质。让这一类人取代官场官员进行换血甚或主持一方政局，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不过，这篇报道也承认：“众所周知，包括航空在内的军事工业是一个集中庞大国家资源，位居一国技术和智慧顶端的高精尖领域。但总体而言，中国军事工业依然存在著效率不高、资源浪费、闭门造车、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
那么，这群“红色工程师”能否从整体上提升中共的执政水平、帮助习近平巩固其个人独裁的局面？我的回答是：习近平以军工系爲药方，宛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军工系的技术官僚的个人局限以及中共当前的权力结构，使得他们不可能帮助习近平打造一个无与伦比的“中华大帝国”。
首先，相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腐败，军工系不可能是一片淨土。在今天的中国，就连医生和教师这两种原本受人尊敬的身份，都普遍抛弃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幼稚园老师靠观察家长驾驶的车辆的品牌来决定如何对待孩子，而医生如果不拿红包一般就不会好好给病人动手术。军队和军工系统掌握巨大的特权、预算和资源，其腐败更胜其他领域。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从实际战斗能力和实力衡量，中国军队无论兵员素质、军官指挥能力、武器装备和战斗经验，都还不能成为一支决胜的力量。徐才厚、郭伯雄执掌军队近20年，全军上下贪腐成风，基层军官要靠行贿才能陞官，士官们也要靠送钱才能留在部队里。吹牛拍马、弄虚作假，已然蔓延到军队骨髓深处。习近平上任后霹雳手段整治军队，全面掌握军权，但对腐化深入骨髓、人人重利的军队，朝夕之间或能改头换面，却不能脱胎换骨。装备上，军工企业同样贪腐蔓延，夸大造假成风。有评论指横行多年的腐败之风，已把中国武装部队和军工企业变成经不起风雨的‘纸老虎’。”中国的军火买卖总量仅次于美、俄而位居世界第三，军火买卖中的“回扣”亦堪称天文数字。
八十年代在中共总参谋部负责军火买卖业务的高级军官罗宇，爲军头罗瑞卿之子，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该领域在太子党控制下无法无天的重重黑幕。三十多年后，军工领域的腐败程度升级换代、变本加厉，执掌这些部门的“少帅”们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如果用同样的标凖审查军工系，军工系未必比石油系更为清廉，习近平重用的军工系大佬无人可以倖免于腐败的毒素。所以，习近平任用军工系，在选拔“清官”这个层面乃是换汤不换药。不过，习近平打击石油系、拉拢军工系自有其原因所在：他对石油系发起无情清洗，是因为石油系原来是周永康家族的禁脔，他要夺取过来将这笔资源分配给自己人；而他重用军工系，则是因为军工系背后多是跟他同样出身的太子党，他们之间彼此信赖。
其次，军工系的头目多是所谓的“技术专家”，表面上拥有博士、教授乃至“博导”的学历、职称（有趣的是，习近平也是清华大学的“博士”），但普遍缺乏民主思想、人文素质和法治精神。他们长期服务于军工这个半军事化的、近亲繁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自满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当他们将这些作风带到地方上、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时候，其施政方式必然会跟地方的既有习惯产生严重的不适甚至衝突。
美国学者安舟（Ｊoel Ａndreas）在《红色工程师的掘起》一书中指出：“今天，红色工程师们继续掌控着中国，运用着一个专家治国的国家机构，去管理一个有活力但又难驾驭的资本主义经济。最终，正是党对公有部门官员任命的控制，继续赋予中国这个国家以专家治国的性质。党从根本上信奉专家治国的原则，而且它运用著人事制度，该制度通过严格的选拔选取和培训著具有专家治国所需的资格及价值观的官员。”以后毛时代三十年爲一个历史断代来观察，习近平重用军工系是中共越来越倚重“专家治国”的必然结果。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红色工程师”出身，习近平后来虽然“弃工从文”，仍可勉强可以归入此类人物的行列。
第三，“红色工程师治国”产生更为严重的危险是，在所有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国家，军队和军工系统都是最保守的、最反西方的既得利益集团，苏俄、中国、北韩、越南等均是如此。他们的鹰派立场，既出于意识形态，又以部门利益爲驱动。以冷战时代苏俄的状况而论，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发动“八·一九”政变的中坚力量，就来自于军队、情治和军工系统。体制内民主派代表人物雅科夫列夫后来如此反思说：“由于全面军国主义化，国家坠入深渊。武器已经堆成了山，用于更换的新一代武器却层出不穷。社会、整个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逐渐地军事化了。为了保住体制，人为地加重被围困要塞的心理。……苏联的官方预算中，军事开支的实际数目从来不提。军事计划由为数很少的上层统治集团来审议和拍板。”换言之，部门或团体的利益，已然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之上，党国被其绑架，乃至“与汝偕亡”，一点都动弹不得。
中国的情形虽然还不至如此，但近年来中国国内日渐升温的、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反西方思潮，背后的重要推动力就来自军队和军工系统。在江泽民时代中期，军方和军工集团在政治局中的“话事权”呈现萎缩趋势，文官政治的格局有所推进；然而，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为了得到军队和军工集团的效忠和支持，先是迅速清洗了敌对派系在军方和军工集团的势力（有一张十年前胡锦涛视察某军工企业的照片，陪侍在胡锦涛周围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及多名高级将领后来全部被抓，惟有胡锦涛晚年还能享有自由），然后提高军工系统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甚至默许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社会思潮——而这正是中国大步走向法西斯化的一个特徵。
军工系不是习近平的救命稻草，而是其追魂迷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