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6日，《中国经济：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东西》一书的作者葛艺豪接受了《纽约时报》采访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的前景时，他表示：下次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件事情了：习近平究竟是一个忠实的经济改革者，还是主要只对政治控制感兴趣。
如今，一年半过去，可能不仅葛艺豪，而是绝大多数的中国问题观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习近平确实「主要只对政治控制感兴趣」，更对个人集权感兴趣，而这也就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相当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烦恼
为什么习近平对于政治控制如此感兴趣？ 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成功的烦恼。
自所谓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场成分提供经济增量，一方面则通过政府管制、要素价格扭曲等方式，系统地攫取私有部门的经济成果，以维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造强化社会控制体系，以支援政权存续。 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对于此一成功，中共并不是没有付出相应的对价。 市场化首先在事实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价值真空；市场化也基本摧毁了单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广泛的人员流动，体制随之失去了针对民众个体的直接控制手段，成为了一种外在、异己的存在；此外，市场化还促成了自为的经济和生活空间，民间自我价值和认同开始形成。 换言之，毛时代体制对社会的深入渗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种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会力量处于利益被党国体制系统地攫取、权利被系统地压制的状态，与中共既有体制具有与生俱来的对立一面，因此，既有的专政体制与新兴社会力量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组矛盾。如何压制、消化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也就成为党国体制最为迫切的任务。
习近平对于政治控制的兴趣，并非仅仅是个人偏好的产物，而更多是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维持体制存续的需要。
习近平的新时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开始明显化，刚性维稳手段与日俱增。 习近平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接班人，进入到中共最高领导层，2008年奥运会，习近平作为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直接领导的奥运安保工作，已经具有了高度动员、不留死角的风格，并成为此后各项重大活动的标准范本。 也因此，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这一点上，是相当平滑的过渡。
但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相比胡锦涛时代，却给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觉，且每况愈下。 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胡锦涛被公认弱势，受江泽民的余威笼罩，胡锦涛从未具有充分的权威，习近平则通过反腐迅速个人集权，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权威；
其次，习近平对于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坚决的态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 「 敢于亮剑 」 、 「 刀把子要掌握在党的手里 」 、 「 底线思维 」 、 「 竟无一人是男儿 」. ... 均透出一股杀气腾腾的寒意；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对于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并不像刚性维稳那样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态势。 几年下来，习近平的思路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试图通过对体制的一元化整顿，提升体制效能，进而实现对社会空间的管控和对新兴社会力量的持续压制。 事实上，这一思路事实上早就被写入习近平的 「 四个全面 」 战略布局中，表述为 「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 」 ，近期更被修入了党章。
个人权威和鲜明的态度，与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结合，不仅会鞭策强力部门在执行时更加坚决和主动，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间，不仅传达出一种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种全面的窒息感，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基本面相。
在过去的5年里，习近平新时代的窒息面相已经展露无疑，一方面，是体制一律，清除任何异己声音，从「 七不讲 」到「 央视姓党 」再到「不许吃饭砸锅」，脉络非常清晰。 就在日前，习近平在接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又公然说：「教育就是要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
中国体制内群体包含公务员、事业单位（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媒体等等），以及国有／公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近一亿人之多。 因是之故，大陆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法学家等等，其实都属于体制内，通过收紧体制约束，强化一律，中国自由化的动能，相当部分也就随之消失。
一方面，是严厉压制社会异动，持续清除异己分子。 中共有所谓黑五类的提法，包括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网络领袖、地下宗教、弱势群体（访民），从习上台以来的趋势不难看出，体制是以刘瑜所说的「垃圾处理」的方式，从「清网行动」到「 709律师劫 」，体制将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当下的社会生活，等待他们的不外出国、进去（监狱）或自我消声这三条出路，而最后输出的效果却都是一样的。
官员奴化、体制内驯化、体制外可见的反对消失，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习近平的新时代必然呈现出这样的窒息面相。
新时代的局限
不过，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窒息面相背后，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烦恼，中共作为市场化的最大赢家，中共体制内群体也从中获得了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那么，很难设想中共会逆转市场化，相反，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四个自信」中，就内在地包含了丁学良所说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这一内容。
没有市场化成分所持续提供的经济成果，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 想像中共会逆转市场化、放弃私有部门的活力，跟想像中共会主动自由化政改一样荒谬。 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也认为，「恐惧习近平会不利于私有企业是言过其实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化依旧存续，那么，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将继续。 党国体制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就仍旧是外在、异己的存在，并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论者如裴敏欣也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存在悖论。 在裴敏欣看来 ，由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大多数民众在经济上独立于体制（私有部门经济比例已达到60%，就业人数更是远超过这个比例），且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与党国体制并没有什么交集，这就导致了，尽管习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党国体制中最有权力的党魁，但他想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能力，却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时代不是终点
大体上，我认为裴敏欣的上述判断是成立的。 习近平不可能逆转市场化，也就难以避免上诉局限。 凭借暴力、组织和资源，党国体制固然能够成功地压制社会，同时持续消解新兴社会力量，但实际上只能是压制有余，形塑无力。 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国政治的核心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推迟或暂时冻结了。
这样的推迟或冻结，纯粹建立在体制的资源吸取能力、组织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简单粗暴的背后也就隐藏着根本的脆性，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脆性，或许并不存在可见的反抗，但内在的张力和撕裂势必扩大，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样的情势逆转，习近平的新时代就将遭遇真正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