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是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却比它所在的萍乡市更有名气，因为一幅名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因为中共史家苦心经营的工运神话和革命传统在此发端。在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安源成为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全国性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所在地（几乎全由产业工人组成），拥有最大和最活跃的产业工会、第一个由共产党资助的消费合作社、由共产党运作的最大的工农补习学校网及第一个共产党干部学校，这个煤矿小镇一度以“中国的小莫斯科”而着称。

中共政权的自我定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爲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不会忘记打安源牌。中共夺取天下之后，安源成为一处与井冈山和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但安源工人真的“翻身做主人”了吗？

美国学者裴宜理所着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梳理了安源的革命传统的建造和发掘的过程。作者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后，安源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仍然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再爲资本金打工，却沦为国家的“包身工”。本书记载了多个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萍乡煤矿陆续发生瓦斯爆炸、塌方、水淹和其他工地灾祸，导致三百四十一名工人死亡。在大跃进期间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由于要求增加煤出产量的压力空前巨大，死亡尤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共有两百一十三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由于职业性质引致的一些疾病，也一直是严重的问题。一九五三年，煤矿安装了第一台X光设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被检测出患了黑肺病。

可见，安源工人的境遇跟清朝和民国比起来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形成断崖式的落差：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安源无产阶级的革命声誉也更为响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这种符号形式重要性的提高并未转化爲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年代，工人们遭遇下岗的冲击，其中一部分人“因距离产生美感”，重新“充满感激地怀念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时候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种扭曲的情绪让某些毛派学者欢欣鼓舞。

安源工人如此，中国各地无论在国营还是私人企业工作的矿工，也都跟奴隶劳工差不多。记者袁凌在长篇报道《尘土的呼吸》中揭露说：“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裡。似乎这裡已无呼吸，只馀尘土。”习近平的“中国梦”金碧辉煌、美不胜收，那些痛苦呼吸、等待死亡的尘肺病人却已梦碎魂断，袁凌在文章中引用的陝南山区葬礼上歌郎的歌词，让莫言之类御用作家的长篇小说黯然失色：“亡者在世受煎熬，听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爲好汉，抛下妻子挣银钱。到头做了家乡鬼，一捧黄土实可怜。”古今对照，触目惊心，裴宜理意味深长地指出：“当年，被剥夺的底层人民对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要求，哀矜动人地表达在安源罢工的基本口号之中：‘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在当代中国依旧是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而能否完成中国革命传统中这些未竟之承诺，将最终决定中国党国体制的存续与否。”习近平当然不会读裴宜理的这本书，他更听不到，歌郎也是爲他而唱，丧钟也是爲他而鸣。

工人俱乐部与基督教会的生死之争

在民国建立的最初十多年里，除了失能的地方政府和几乎承担大半个政府职能的煤矿公司之外，安源最大、最重要的机构是圣公会雅各堂。在煤矿设立那一年，中国圣公会牧师吴弘景同步抵达此处，发现这个新兴城镇爆炸性的发展趋势，认定这裡是福音传道的禾场。在圣公会湘鄂教区的支持下，能容纳两千人一起做礼拜的大教堂及一系列附属建筑相继竣工，教堂塔尖上洪亮的钟声响彻四方。随即，教会从煤矿公司接过学校的管理权，并加以整顿和扩展，教会管理的多所新式学校的学生多达五百人，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都会参加主日学班。

在来到安源的最初阶段，圣雅各堂成功地战胜了儒家士绅阶层和底层秘密会社的敌对力量，一步步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然而，到了二零年代初期，教会必须面对更强大、更有活力的对手的挑战——这一次是同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外来的基督教在面对中国固有的、衰朽而残破的儒家文化，以及原本就是非主流的、边缘化的帮会势力的时候，能够利用与之“共生”的西方现代文明，如医疗、教育、科技等展现其进步、美善之特质，进而吸引民众之皈依。然而，新的挑战者马列主义同样来自西方，不但催生了实力不亚于西方列强的苏俄政权，而且表现得更关心平民、更注重平等、更能帮助建构强大的民族国家，同时也勾画出一个比起基督教遥不可及的天堂来似乎触手可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于是，基督教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开始，教会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战。曾经聚集数千名安源居民参加礼拜仪式活动的教会，以为可以跟工人俱乐部展开直接的、公平的竞争——既要争取信徒到教堂来活动，也要争取学生到教会学校注册入学。然而，工运领导人不遵守任何规则和原则，对教会竭尽攻击、诽谤、污衊之能事，比起二十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诉诸于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迷信，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共产党则打出刚刚在西方扬眉吐气的左派理论，瞬间便征服和凝聚了人心。在安源，工运领导人刘少奇认为教堂与矿局勾结，组织了一次揭露资本家和基督教士“罪行”的公开教育运动。教育讲座和讽刺剧以“为什麽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罪恶”等爲题目。活动每晚都会吸引千馀名好奇的观众到俱乐部来观看。此外，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和传单也到处散发。俱乐部在公众中开展的活动有效地冲澹了教会在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

下一个历史阶段，共产党发现无法利用工运夺取城市政权，转而“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武装叛乱。红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红军中不少官兵是来自安源的工人。一九三零年五月，红军第一次在安源停留，有了武力作为后盾，对教会实行斩草除根之策略。在当地充当教育者和调解中间人重要角色多年的圣雅各堂龙永鉴牧师，不得不离开安源躲到较为安全的长沙。数月后，汉口的一位圣公会牧师造访红军撤离后的安源，目睹遭到红军数次洗劫后的煤矿公司和教堂残破惨状，哀痛不已。圣雅各堂以及龙牧师住宅的窗户、门扇和地板都被窃走，学校的房舍则化为一片废墟。

比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早了一百多年的基督新教，为何未能鎔铸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理念，在安源及全中国战胜铺天盖地的“赤祸”？这背后当然有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啓蒙”的原因。进而言之，在中国寻求近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不仅是“救亡压倒啓蒙”，从西方引入的啓蒙运动早已压倒宗教改革。在西方现代文明内部，十九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明在现代理性主义、无神论、世俗化的冲击下节节退步，甚至受其侵蚀产生了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等变种。比如，本书中明确指出，虽然圣公会湘鄂教区从汉口向圣雅各堂派遣来若干神职人员，也注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但其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本身就是一名“左翼主教”。所以，教会不可能在反驳左派思想方面有积极作为。而另一个更具象徵性的细节是：出身北洋政府高级外交官家庭、毕业于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的现代知识女性王光美，在国共谈判时充当昔日安源工运领袖、已经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的秘书，然后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妻子。这桩婚姻本身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已然凌驾于基督教之上。

谁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

在塑造安源革命传统的过程中，仅仅到安源从事过短期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作用被不断夸大，逐渐成为惟一的工运领袖；而真正在安源长期发动工运的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地位则被弱化和边缘化——在文革期间，随着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失势，两人甚至被划入反面人物“工贼”的行列。

李立三与刘少奇两人地位的此消彼长，也直接影响两人在安源工运中历史地位的评价。在安源工运中，李立三的个人魅力和丰富想像力，使他深受矿工爱戴。相比之下，刘少奇刻板严肃，坚持纪律和约束，在工人圈中不受欢迎。裴宜理引用曾是安源矿工、后来参加红军、中共建政后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的韩伟的一段回忆，说明李立三在工人圈中超乎寻常的受欢迎程度：“工人们传神般地说：李主任有五国洋人保护，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平时穿长大挂，胸前佩戴着一些金属製的徽章，显得非常精神。”李立三还与帮会有良好互动，甚至将帮会转化爲工运的一部分。反之，刘少奇始不能融入工人之中，在一次坦诚的自我批评中，他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抗拒同工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令工人对他产生了“误会”。裴宜理评论说：“对于亲切友好的李立三而言，和工人们建立联繫是一件简单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冷澹拘谨的性格，是实现他的革命抱负的一个障碍。”

李立三后来成为中国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严厉批判而自杀身亡，其在安源的那段风光历史自然被遮掩起来。或许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裴宜理对李立三有颇多正面评价。其实，如果说毛泽东在农民中掀起“痞子运动”，那么李立三则在工人中掀起“痞子运动”，两个不同主体的运动，在“痞子运动”这一本质上是一样的。安源矿工早先都是农民，并未脱离乡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跟马克思描述的城市化的产业工人完全不同。所以，当安源的矿工们被公司开除，重新回到农村、归回农民的身份，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很快又加入毛泽东发动的农民运动和武装叛乱。

虽然李立三是一名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但他并不值得后人给予太多的同情。如果李立三成为胜利者和掌权者，他未必比毛泽东更仁慈和温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罗章龙，在回忆录中对有过合作关系的李立三评价很低。罗章龙认为，李立三“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李立三靠追随向忠发起家，对下流生活津津乐道，更不知革命为何物，平时最喜欢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和春宫画，是一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猎美”中骗拐孀妇的儿媳妇，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妻子，后来又将这名女子转让给别人。他们还组织了一所秘密俱乐部，甚至发起“抢老婆运动”，还没有夺取政权，便利用已有的权力强占民女。中共六大之后，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怀着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宴席，庆功祝捷。当酒酣耳热时，李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就是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质。

如同胡适所说，历史是一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近年来，安源煤矿成为所谓的“红色旅游”的热点，旅游取代了逐渐枯竭的煤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源重新竪立三个溷凝土塑像，表明共产党所确立的三人相对地位排序：一座高耸的青年毛泽东塑像被直接安放在通往山上纪念馆的绵延阶梯前；只有毛泽东像四分之三大小的刘少奇塑像被立于他本人亲自重建的工人俱乐部大楼旁；而仅有毛泽东像一半大小的李立三半身像被置于一个角落。对此，裴宜理语带讽刺地评论说：“虽然存有争议的这一官方排序与三者对早期安源工人运动作出的实际贡献份量恰恰相反，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三人在当代观光游客心目中的声望和名气大小。”共产党从来不“实事求是”，而尊崇“成王败寇”之价值观。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革命文化及革命神话

一提起安源，人们首先想起那幅名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自从油画这种纯粹西方的艺术形式引入中国之后，从来没有哪幅油画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儘管它不是中国画家的油画中拍卖价格最高的，但它被印刷上亿份，複製品在学校、工厂、公社等各种单位比比皆是。中共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它也是周恩来住室里悬挂的惟一一幅绘画作品。

这幅画在文革期间的宣传画中脱颖而出，除了作者刘春华本人扎实的专业功力、作品气韵简约而恢宏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段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署」上作者名字。”《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随即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同年十月一日，当局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八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检阅。

文革期间，共产党文宣机构塑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礼仪中窃取了少方式方法。文革结束之后多年，刘春华将这幅画卖给中国工商银行，未曾想到这幅画已成为左派人士的图腾和神主牌，它是不能买卖的。刘春华遭到左派人士口诛笔伐，甚至被迫走上法庭应对诉讼。而更让人“拍桉惊奇”的是，刘春华在一次访谈中承认，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拉斐尔的宗教画”。或许因为有宗教画的“血统”，这幅作品实现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西征”——青年毛泽东到达安源的画像是如此气势恢宏，以至于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模彷此画绘製一幅作品，配以“年轻中国传教士”的文字说明，悬挂在罗马梵蒂冈礼堂长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发现原画的真正出处，这幅“受庇护”的毛主席像才被匆忙移除。

毛泽东与安源的关联，远远不如与井冈山、延安和西柏坡的关联，但安源的历史和现实的地位被《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定格，成为中共半真半假的革命传统之一部分，成为神格化的毛泽东形象的一部分，这是安源的幸运，还是悲哀？其实，安源还有另一个被官方叙事遮蔽的历史脉络。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之际，洋务派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官僚资本家盛宣怀成立“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开採当地的优质煤矿，提供给汉阳铁厂炼铁所用。短短数年之内，这个聘用外国人、运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近代企业，成为当时中国人拥有的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其煤矿产量吨位和劳动力指数两个指标都一度居全国之首。它拥有煤矿、铁路、银行、医院，甚至还设有一座小型动物园，被经济史家形容为“晚清中国最具雄心壮志的工业企业”。

然而，本来可以成为中国近代化缩影和典范的萍乡煤矿总局，却因为共产党煽动的工人运动而一度陷于瘫痪之中。安源的工运和革命是半截子的、破坏性的和充满血腥的。儘管裴宜理对安源工人运动不无同情，却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二五年，经历了残酷的工运以及同样残酷的军队对工运的镇压之后，安源煤矿的产量跌到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最低点，此后就工业生产而言再也未能重现其清末民初的辉煌。这不仅是一幕一个近代工业企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一曲一座近代工业城市被人为毁灭的哀歌。

安源是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一座小城，却比它所在的萍乡市更有名气，因为一幅名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因为中共史家苦心经营的工运神话和革命传统在此发端。在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安源成为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全国性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所在地（几乎全由产业工人组成），拥有最大和最活跃的产业工会、第一个由共产党资助的消费合作社、由共产党运作的最大的工农补习学校网及第一个共产党干部学校，这个煤矿小镇一度以“中国的小莫斯科”而着称。

中共政权的自我定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爲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不会忘记打安源牌。中共夺取天下之后，安源成为一处与井冈山和延安齐名的“革命圣地”，但安源工人真的“翻身做主人”了吗？

美国学者裴宜理所着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梳理了安源的革命传统的建造和发掘的过程。作者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后，安源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仍然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再爲资本金打工，却沦为国家的“包身工”。本书记载了多个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萍乡煤矿陆续发生瓦斯爆炸、塌方、水淹和其他工地灾祸，导致三百四十一名工人死亡。在大跃进期间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由于要求增加煤出产量的压力空前巨大，死亡尤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共有两百一十三名工人在工业事故中丧生。由于职业性质引致的一些疾病，也一直是严重的问题。一九五三年，煤矿安装了第一台X光设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被检测出患了黑肺病。

可见，安源工人的境遇跟清朝和民国比起来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形成断崖式的落差：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安源无产阶级的革命声誉也更为响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这种符号形式重要性的提高并未转化爲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年代，工人们遭遇下岗的冲击，其中一部分人“因距离产生美感”，重新“充满感激地怀念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时候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这种扭曲的情绪让某些毛派学者欢欣鼓舞。

安源工人如此，中国各地无论在国营还是私人企业工作的矿工，也都跟奴隶劳工差不多。记者袁凌在长篇报道《尘土的呼吸》中揭露说：“中国大约有六百万尘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数是其他工伤死亡总数的三倍。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弥缝社会肌体的针线，却像是有意放过了这裡。似乎这裡已无呼吸，只馀尘土。”习近平的“中国梦”金碧辉煌、美不胜收，那些痛苦呼吸、等待死亡的尘肺病人却已梦碎魂断，袁凌在文章中引用的陝南山区葬礼上歌郎的歌词，让莫言之类御用作家的长篇小说黯然失色：“亡者在世受煎熬，听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爲好汉，抛下妻子挣银钱。到头做了家乡鬼，一捧黄土实可怜。”古今对照，触目惊心，裴宜理意味深长地指出：“当年，被剥夺的底层人民对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要求，哀矜动人地表达在安源罢工的基本口号之中：‘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在当代中国依旧是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而能否完成中国革命传统中这些未竟之承诺，将最终决定中国党国体制的存续与否。”习近平当然不会读裴宜理的这本书，他更听不到，歌郎也是爲他而唱，丧钟也是爲他而鸣。

工人俱乐部与基督教会的生死之争

在民国建立的最初十多年里，除了失能的地方政府和几乎承担大半个政府职能的煤矿公司之外，安源最大、最重要的机构是圣公会雅各堂。在煤矿设立那一年，中国圣公会牧师吴弘景同步抵达此处，发现这个新兴城镇爆炸性的发展趋势，认定这裡是福音传道的禾场。在圣公会湘鄂教区的支持下，能容纳两千人一起做礼拜的大教堂及一系列附属建筑相继竣工，教堂塔尖上洪亮的钟声响彻四方。随即，教会从煤矿公司接过学校的管理权，并加以整顿和扩展，教会管理的多所新式学校的学生多达五百人，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都会参加主日学班。

在来到安源的最初阶段，圣雅各堂成功地战胜了儒家士绅阶层和底层秘密会社的敌对力量，一步步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然而，到了二零年代初期，教会必须面对更强大、更有活力的对手的挑战——这一次是同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外来的基督教在面对中国固有的、衰朽而残破的儒家文化，以及原本就是非主流的、边缘化的帮会势力的时候，能够利用与之“共生”的西方现代文明，如医疗、教育、科技等展现其进步、美善之特质，进而吸引民众之皈依。然而，新的挑战者马列主义同样来自西方，不但催生了实力不亚于西方列强的苏俄政权，而且表现得更关心平民、更注重平等、更能帮助建构强大的民族国家，同时也勾画出一个比起基督教遥不可及的天堂来似乎触手可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于是，基督教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一开始，教会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战。曾经聚集数千名安源居民参加礼拜仪式活动的教会，以为可以跟工人俱乐部展开直接的、公平的竞争——既要争取信徒到教堂来活动，也要争取学生到教会学校注册入学。然而，工运领导人不遵守任何规则和原则，对教会竭尽攻击、诽谤、污衊之能事，比起二十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诉诸于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迷信，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共产党则打出刚刚在西方扬眉吐气的左派理论，瞬间便征服和凝聚了人心。在安源，工运领导人刘少奇认为教堂与矿局勾结，组织了一次揭露资本家和基督教士“罪行”的公开教育运动。教育讲座和讽刺剧以“为什麽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罪恶”等爲题目。活动每晚都会吸引千馀名好奇的观众到俱乐部来观看。此外，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和传单也到处散发。俱乐部在公众中开展的活动有效地冲澹了教会在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

下一个历史阶段，共产党发现无法利用工运夺取城市政权，转而“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武装叛乱。红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红军中不少官兵是来自安源的工人。一九三零年五月，红军第一次在安源停留，有了武力作为后盾，对教会实行斩草除根之策略。在当地充当教育者和调解中间人重要角色多年的圣雅各堂龙永鉴牧师，不得不离开安源躲到较为安全的长沙。数月后，汉口的一位圣公会牧师造访红军撤离后的安源，目睹遭到红军数次洗劫后的煤矿公司和教堂残破惨状，哀痛不已。圣雅各堂以及龙牧师住宅的窗户、门扇和地板都被窃走，学校的房舍则化为一片废墟。

比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早了一百多年的基督新教，为何未能鎔铸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理念，在安源及全中国战胜铺天盖地的“赤祸”？这背后当然有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啓蒙”的原因。进而言之，在中国寻求近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不仅是“救亡压倒啓蒙”，从西方引入的啓蒙运动早已压倒宗教改革。在西方现代文明内部，十九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明在现代理性主义、无神论、世俗化的冲击下节节退步，甚至受其侵蚀产生了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等变种。比如，本书中明确指出，虽然圣公会湘鄂教区从汉口向圣雅各堂派遣来若干神职人员，也注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但其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本身就是一名“左翼主教”。所以，教会不可能在反驳左派思想方面有积极作为。而另一个更具象徵性的细节是：出身北洋政府高级外交官家庭、毕业于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的现代知识女性王光美，在国共谈判时充当昔日安源工运领袖、已经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的秘书，然后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妻子。这桩婚姻本身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已然凌驾于基督教之上。

谁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

在塑造安源革命传统的过程中，仅仅到安源从事过短期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作用被不断夸大，逐渐成为惟一的工运领袖；而真正在安源长期发动工运的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地位则被弱化和边缘化——在文革期间，随着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失势，两人甚至被划入反面人物“工贼”的行列。

李立三与刘少奇两人地位的此消彼长，也直接影响两人在安源工运中历史地位的评价。在安源工运中，李立三的个人魅力和丰富想像力，使他深受矿工爱戴。相比之下，刘少奇刻板严肃，坚持纪律和约束，在工人圈中不受欢迎。裴宜理引用曾是安源矿工、后来参加红军、中共建政后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的韩伟的一段回忆，说明李立三在工人圈中超乎寻常的受欢迎程度：“工人们传神般地说：李主任有五国洋人保护，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平时穿长大挂，胸前佩戴着一些金属製的徽章，显得非常精神。”李立三还与帮会有良好互动，甚至将帮会转化爲工运的一部分。反之，刘少奇始不能融入工人之中，在一次坦诚的自我批评中，他承认自己内心深处抗拒同工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令工人对他产生了“误会”。裴宜理评论说：“对于亲切友好的李立三而言，和工人们建立联繫是一件简单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刘少奇冷澹拘谨的性格，是实现他的革命抱负的一个障碍。”

李立三后来成为中国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严厉批判而自杀身亡，其在安源的那段风光历史自然被遮掩起来。或许出于对弱者的同情，裴宜理对李立三有颇多正面评价。其实，如果说毛泽东在农民中掀起“痞子运动”，那么李立三则在工人中掀起“痞子运动”，两个不同主体的运动，在“痞子运动”这一本质上是一样的。安源矿工早先都是农民，并未脱离乡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跟马克思描述的城市化的产业工人完全不同。所以，当安源的矿工们被公司开除，重新回到农村、归回农民的身份，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很快又加入毛泽东发动的农民运动和武装叛乱。

虽然李立三是一名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但他并不值得后人给予太多的同情。如果李立三成为胜利者和掌权者，他未必比毛泽东更仁慈和温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罗章龙，在回忆录中对有过合作关系的李立三评价很低。罗章龙认为，李立三“是一个不学无术、装腔作势的滑头流氓，这种流氓上海滩头多如蚯蚓”。李立三靠追随向忠发起家，对下流生活津津乐道，更不知革命为何物，平时最喜欢阅读《肉蒲团》、《品花宝鉴》和春宫画，是一个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猎美”中骗拐孀妇的儿媳妇，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妻子，后来又将这名女子转让给别人。他们还组织了一所秘密俱乐部，甚至发起“抢老婆运动”，还没有夺取政权，便利用已有的权力强占民女。中共六大之后，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怀着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园路寓所大摆宴席，庆功祝捷。当酒酣耳热时，李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夺权与夺产。所谓‘权’就是指军权、政权与党权，也就是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产’，就是你的就是我的。”这一席话，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质。

如同胡适所说，历史是一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近年来，安源煤矿成为所谓的“红色旅游”的热点，旅游取代了逐渐枯竭的煤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源重新竪立三个溷凝土塑像，表明共产党所确立的三人相对地位排序：一座高耸的青年毛泽东塑像被直接安放在通往山上纪念馆的绵延阶梯前；只有毛泽东像四分之三大小的刘少奇塑像被立于他本人亲自重建的工人俱乐部大楼旁；而仅有毛泽东像一半大小的李立三半身像被置于一个角落。对此，裴宜理语带讽刺地评论说：“虽然存有争议的这一官方排序与三者对早期安源工人运动作出的实际贡献份量恰恰相反，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三人在当代观光游客心目中的声望和名气大小。”共产党从来不“实事求是”，而尊崇“成王败寇”之价值观。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革命文化及革命神话

一提起安源，人们首先想起那幅名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自从油画这种纯粹西方的艺术形式引入中国之后，从来没有哪幅油画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儘管它不是中国画家的油画中拍卖价格最高的，但它被印刷上亿份，複製品在学校、工厂、公社等各种单位比比皆是。中共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它也是周恩来住室里悬挂的惟一一幅绘画作品。

这幅画在文革期间的宣传画中脱颖而出，除了作者刘春华本人扎实的专业功力、作品气韵简约而恢宏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段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署」上作者名字。”《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随即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同年十月一日，当局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八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检阅。

文革期间，共产党文宣机构塑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礼仪中窃取了少方式方法。文革结束之后多年，刘春华将这幅画卖给中国工商银行，未曾想到这幅画已成为左派人士的图腾和神主牌，它是不能买卖的。刘春华遭到左派人士口诛笔伐，甚至被迫走上法庭应对诉讼。而更让人“拍桉惊奇”的是，刘春华在一次访谈中承认，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拉斐尔的宗教画”。或许因为有宗教画的“血统”，这幅作品实现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西征”——青年毛泽东到达安源的画像是如此气势恢宏，以至于一位意大利艺术家模彷此画绘製一幅作品，配以“年轻中国传教士”的文字说明，悬挂在罗马梵蒂冈礼堂长达几个月之久，直到发现原画的真正出处，这幅“受庇护”的毛主席像才被匆忙移除。

毛泽东与安源的关联，远远不如与井冈山、延安和西柏坡的关联，但安源的历史和现实的地位被《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定格，成为中共半真半假的革命传统之一部分，成为神格化的毛泽东形象的一部分，这是安源的幸运，还是悲哀？其实，安源还有另一个被官方叙事遮蔽的历史脉络。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之际，洋务派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官僚资本家盛宣怀成立“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开採当地的优质煤矿，提供给汉阳铁厂炼铁所用。短短数年之内，这个聘用外国人、运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的近代企业，成为当时中国人拥有的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其煤矿产量吨位和劳动力指数两个指标都一度居全国之首。它拥有煤矿、铁路、银行、医院，甚至还设有一座小型动物园，被经济史家形容为“晚清中国最具雄心壮志的工业企业”。

然而，本来可以成为中国近代化缩影和典范的萍乡煤矿总局，却因为共产党煽动的工人运动而一度陷于瘫痪之中。安源的工运和革命是半截子的、破坏性的和充满血腥的。儘管裴宜理对安源工人运动不无同情，却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二五年，经历了残酷的工运以及同样残酷的军队对工运的镇压之后，安源煤矿的产量跌到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最低点，此后就工业生产而言再也未能重现其清末民初的辉煌。这不仅是一幕一个近代工业企业由盛而衰的悲剧，更是一曲一座近代工业城市被人为毁灭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