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市场化（网络图片）
引言：多焦点与挫折
坦率而言，讨论政治市场化问题之于我作为学者本身有嫌重复，因为三年前，我就中共国家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实质做出判断，确认其为「强迫交易型政治」【注一】。不过，有意义的深化是当中涉及到的公民社会出现相关条件，即源自麦克法兰（Alen Macfarlane，二〇一三）所说的「不可胜数的社团」。它的原意是：英格兰的构成成分是个人，不是集体，但是同时，个人又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associations）构成一个社会，名曰「公民社会」【注二】。
在麦克法兰论述意义之下，我认为：一个转型社会只有参与的政治团体（党派）数量足够多，才能够实现有效民主。对此，我依据阅读经验抽取了两个国家案例。一个是委内瑞拉，如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启政治现代化时，没有纷杂的政党参与，不仅不会使国家接受民主政治，而且，在数波挫折后回归民主亦不可能。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高度概括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的概念就成了各派对立的焦点。委内瑞拉的现代化目标由若干特征鲜明的社会群体设定，每一个群体对现代化的看法都大相径庭。」【注三】这当中，「这个角度」是指这个国家被现代化遗弃所造成的各个社会人群的痛苦，以及表现痛苦方式之匮乏。
一、「孔丘悖论」被重复
另一个国家案例是波兰，由于其转型在时间上相对委内瑞拉属于晚近，也由于转型前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左翼极权主义统治（而与中共国家同质），所以，它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团结工会的分裂是波兰民主转型质量较高的一大关键因素。历史学家描述说：「到一九九一年，团结工会的主体已分裂为若干敌对的工会组织，以及一系列的民粹党人和民族主义天主教团体。这些小党派多数对自由市场经济心存疑虑，而这一经济体制却由团结工会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派大加提倡。」【注四】作为一个现象，说明政权所控主体（国家）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反对派本身首先会发生自身再民主。自身再民主是一个政治市场化问题，或曰，它是政治市场化当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政治市场化并不神秘，因为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政治最容易市场化。即便这种市场化未及整个社会而只在精英层面，它也是有文献记载的，其如在古典中国政治伦理体系，有前孔夫子时期的经典告诫贵族分子「同人于宗，吝」【注五】。它的直白现代汉语意思是「仅与同宗血亲求同，有难」【注六】。套用现代政治原则，是为：仅有党内民主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跨越党派的平等合作关系。在不展开现代政治学层面讨论的前提下，理解原始民主政治，必然有两种素养：其一，分清儒家经典系统里的绝大数作品是孔丘之前的既成典籍，尽管孔丘有重大编辑行为，但并不意味着编辑结果与孔丘自作是一致的，像《论语》本质是反《尚书》的；其二，认知古典自由的微量高能作用，其如《诗经》中的反上帝观念本质上是反君主的，即借骂上帝而斥君主。后一项，可以比照莎士比亚作品里爱情描写与时代对立的本质【注七】，即在自由史上发现微量的作用何以巨大到后人惊叹。
作为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中共国家，它有向威权主义变动的轨迹与事实，这个过程吸收本土传统因素，但是，所有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以人民为敌的统治体系。所以，它们对本土文化因素不仅是权宜利用，而且，还有强硬的事先取舍标准。这等于重复了「孔丘悖论」，即《论语》作为创作体系之轻蔑民众（而有「草民」一词之源），实质上背离了《尚书》的民本主义【注八】，更与《易经》里的原始民主精神相悖。
二、明晰灰色市场结构
作为原始民主的「同人」观念具有强烈的扩张愿望，即希望在「同人于宗，吝」不良后果出现后，做到「同人于郊，无悔」。呼应这样的理想或验证它的效果是能不能出现「无初有终」【注九】——开头不好，结果好。在博弈一般上，这也是值得欣喜的！简化源自原始民主与古典自由的论述，它们涉及的政治市场化问题明显标志是参与者数量。而不考虑参与者质量，通俗而言，有一般的阅读能力的现代人应该能够体悟这样两点：
（一）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一片散沙是正常现象。因为政治是最市场化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参与者的市场，是没有生机的。你在漫洼地卖黄金，一百块钱一克也没人买，因为没有其他参与者为参照。到商场租个柜台，三百块钱一克有人买。即便异议政治相当于灰色市场，灰色市场没有足够的参与者也没有活力【注十】。
（二）既然政治是最容易市场化的，那么，海外民运就无法也无权阻拦一些「不三不四」、「阿猫阿狗」。从恶毒的视频女人到整个整饭帮【注十一】，都是有资格的。在另一端，既然无市场准入限制，那么，劣质分子就有很便当的机会。所以，恶毒视频女人、整饭帮获得应有的机会。当然，退出机制在。恶毒视频女人走了，其他也有走的【注十二】。
在基本解决了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数量问题之后，应当关注参与者的身份。之于中共国家，它的政治市场是管制型的，而管制产生灰市是必然的。最经典的灰市是民运，民运在市场意义上，海内外是一体的。从纯理论角度讲，灰色市场存在管制者意愿下的完全合法化问题，波兰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即是例证。但是，本文在政治灰市方面的侧重点不是政治异议（民运），尽管它在多重市场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明晰中国灰色政治市场的结构性有助于在民主革命（含体制主动转型）时期，组合不同的力量矩阵。当然，相对规范的理论不可或缺，在我看来，政治市场化的含义至少有两层：
其一，国家作为经济单元（区域体）它应当允许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参与政治市场本身的竞争。这当中，竞争者对市场经济的治理（顺应）政策应当是其政治价值的核心。
其二，体制外或在野的政治力量以党派为单元，互相之间是竞争关系，更应有分化、合并等现象，或曰分化、合并是常态化的。如此，被指为「一片散沙」的海外民运不是组织多了，而是少了；不是领袖多了，而是太少。只有数量级到了相当程度才会出现合并。
三、「自以得之者万数」的历史逻辑
仍然是不以异议力量为主要分析对象，而来直接地看反腐的政治针对，它在更大意义上，是打击政治非市场化（而有市场存在）之制度中的灰色市场，因为那种庞大的灰市具有政变乃至制度重置的能力。然而，在异议政治的批判性叙述中往往忽略了这点。简单地说，像巴拿马文件所涉及的权贵家族的名单性文件【注十三】被点名的人并非只甘心在海外做富翁，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市场介入的考量。巨额财富是他们必需的资源，而即便被点名者本身不介入，他们的后代也会角逐。这来自于古典政治文化的影响，天下有失，有雄心的人们奋起争夺，或为最高权力或者其他预期。这两者均源自历史暗示，且此种暗示自汉代以来暨成市场准入原则。也由此，中国的皇权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神圣化。
孝文帝的重谋士宋昌（中尉，掌都城治安）曾说，「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得之者万数」【注十四】；更早以前，鼓动淮阴侯韩信造反的策士蒯通在与刘邦的辩论中说，「秦人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注十五】，云云。分析秦汉之际天下变乱，社会革命的最终效果形成政治文化传统是皇权未得神圣化，从此，也无法神圣化。它的历史逻辑起点就是前面提到的《诗经》中骂上帝作品实则是在骂王权，而《诗经》之专为「诗」，非成经之年代的泛自由精神是由《尚书》之为「书」来支持的。从「率怠弗协」的社会消极抵抗到「予及汝皆亡」【注十六】的互毁宣言，可以证明之。由于本文并不专注古典文献讨论，就此止住该方面的专业言说。
理性看待皇权无法神圣化的政治文化，一方面，中国社会始终存在自身的自由主义精神、反抗行为的能量；另一方面，体制内灰色市场顽强存在，但它并不足以自觉触动这个市场的各层参与者全面认同现代政治伦理。比如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运行实质是在维护码头文化，即「中国成了这个黑帮、黑党眼中的最大码头。他们想一直吃下去」【注十七】。简言之，贪腐势力尤其中下层有不尊重皇权的真实心态，但他们也是反对整个社会民主转型（民主革命）的最顽固力量。
体制内灰色市场力量有海外待机群体，有中下层怠政群体，更有高层政治群体。高层政治群体作为是反腐政治的重点打击对象，它不仅具备自身的寻租、设租功能，以致政变能量积累较大，而且，具有海外待机群体的自身代际谋利规划，以及像中下层一样怠政且后果十分明显。比如，曾为政治明星的孙政才被指「庸懒无为」【注十八】。这当中，更为严重的是，政治灰市会把「庸懒无为」进行精心包装成中共全体系政治精品，即称推出这样的品牌是全体系「经过通盘考虑、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注十九】结果。
四、法治从来无法先于民主
矛盾的信息说明：灰色市场生态十分复杂，即在结构性特征之外会带来诸多不利社会后果，后果严重自然招致公众不满，以致人们不太关心灰色市场本身。比如说，已成中共国家经济治理顽疾的数据造假是政治灰色市场的衍生物，或曰变异后的表现。它对社会的伤害至少有两点可见：
第一是，降低民生质量。比如，二〇〇九年最具争议的社会话题是平均工资增长。官媒报道为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达到一万四千六百三十八元，「近十年首次超过GDP增帐」【注二十】。但是，社会感觉是「六个被」——被增长、被就业、被小康、被捐款、被统计、被代表【注二十一】。九年之后的今天，「六个被」又增加了几个无须统计，但民生质量坏到了谷底是社会一般感觉。「予及汝皆亡」的底层情绪即触即知。
第二是，严重危害公共经济安全。比如，二〇一七年最具争议的经济话题是中国统计数字真假。有学者指出：「到今年底，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总额将达到五十一万亿人民币（合七点六万亿美元），是官方界定不良贷款或关注贷款的银行贷款价值的五倍以上。」【注二十二】在储蓄很高的特定经济环境里，金融危机的终极成本必然由储户承担。
在此两项之外，灰色政治市场的低效率也显示了反市场化的威权主义政治市场的窘境：不放松市场管理，只能接受自身衍生的低端灰色市场，低端来色市场不仅空耗财政收入，也不利于统治形象的维持。像「以待遇腾位子」【注二十三】以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注二十四】等现象，均具有实证政治学分析意义。
打破政治灰市有多种社会革命策略或曰革命可以选择多种形式，中国历史的自由主义传统提供了核能级的资源，其如《尚书》之讲「予与汝皆亡」的极端暴力手段，再如《易经》提供的圆桌会议意义的「同人于郊」。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体制主动转型，从而避免惨重的社会成本【注二十五】，尤其是经济下行的社会动态有可能迫使体制如此为之。不过，这在知识可能层面尚存相当障碍，因为中共国家一直认为法治先于民主，而事实上，法治是限度的，不仅存在「你将不能找到哪一个专制是通过法律来持续运作的」【注二十六】那种无民主「法治」之悖论，而且，「法治不能确保共同善的每一个方面，有时候它甚至还不能保障共同善的实质」【注二十七】。
结语：理性民粹的天命时机
实现政治完全市场化与单纯追求法治是相冲突的，冲突至烈就会引发社会大规模暴力冲突。与此同时，当今社会（不限于一国）中的人民选择暴力捍卫自身最低利益仍有强大的哲学与神学支持。至少来说，泛滥成灾的合法暴力私有化理应得到社会惩处【注二十八】。人民使用暴力的选择并不是简单化为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社会想象场景，它更具有恐怖平衡的威慑成果。
恐怖平衡的威慑效果是理性民粹主义的前提条件。美国的茶党运动是很好的例子，也反映了政治市场化中的参与者数量特征【注二十九】。而茶党虽然使用了美国历史词汇，但作为一场民众广泛的抗议运动实则来源于二〇〇六年兴起的瑞典「海盗党」【注三十】。「海盗党」的理性民粹主义行为到二〇〇九年达到一时之盛，它成功地回复了被降低的传统自由并动员年轻人参与投票【注三十一】。参照两者，可以预言：中国民主革命的到来不仅是知行合一的社会精英选择，也是理性民粹在中国展示自己地位的天命时机！
注释部分：
[一]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终结强迫交易型政治——政治情报视角下的公民社会》，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三日。此文系该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培养公民社会」应征稿。
[二]参见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汉译本，管可秾译），第一百六十页；管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
[三]参见迈克尔·塔弗、朱丽亚·弗雷德里克著《委内瑞拉史》（汉译本，黄公夏译），第九十四页；黄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一〇。
[四]参见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著《波兰史》（汉译本，常程译），第三百〇四页；常译版本：同[三]，二〇一一。
[五]与[六]参见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第一百三十六页，杨张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六。「同人」为《易经》上经当中的第十三卦。作为前孔（丘）时代政治民主伦理，它还申明「同人于郊，无悔」。即是说：越与宗亲关系远的人达成一致，越就不会出现令决策者后悔的结果。
[七]参见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自由的权利》（汉译本，王旭译），第二百二十三页；王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霍耐特就莎士比亚的写作案例，极力想说明「小小空间」与「变革」的关系。他写道：「在十七世纪的进程中，当不断有一些可以实验爱的激情或情感关系的小小空间的时候，至少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家庭中，似乎出现了一些这类关系的变革。但是公众社会对这些解放的尝试，仍然抱有严厉的拒绝态度，打开那个时代流行的建议、医学小册子、宗教布道等一些书籍或文字，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拒绝态度；绝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在结婚后方可实施的性行为，必然在作为当事者的男女间，形成一种他们所要求的和谐和稳定的关系。」
[八]参见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第三十九至第四十页（全文〈皋陶谟〉，第三十二至第五十二页）；二王注版本：同[五]，二〇一二。原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下，敬哉有土。」译文：「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在民众中间听取意见、观察问题的；上天表彰好人、惩罚坏人，也是依据民众的意见来表彰和惩罚的。上天和下民之间是互相通达的。因此，只有恭敬地处理政务，才能保住国土。」除了民本主义之原始意义外，「天明」与「民明」的一致性还带来宗教自由契机，尽管它可能是「邪教」面目或色彩。因为此等一致即便不是完全消除了宗教集团（与王权一体或利益高度一致）的效用，也部分地否定了作为天人中介的宗教集团的功能。于是，合法宗教里的私祷形式必然流行，私祷一旦验效于个体必然会催生新的宗教领袖集团。
[九]同[五]，下经中之第二十七卦「巽」，第四百九十九页。
原句：「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十]参见我的推特（綦彦臣@sihoen3）二〇一八年一月三日推文，上午两点五十五分。
[十一]同[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五点五十三分。我界定的「整饭帮」概念是：「就是污蔑唐柏桥、李洪宽、郭国汀等民运精英私人财务状况的那些人。他们讥笑以这三位为代表的良心分子『连吃饭都整不明白，还有什么资格搞民运？』【整饭帮必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史上的一大耻辱，比『士无耻乃国耻』更严重。整饭帮自己把饭整明白了，却没整明白中国政治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基本原素。】。」
[十二]同[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五点四十分。
[十三]参见[一]网刊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转刊美国之音网站报道《港媒再爆巴拿马文件 涉中共「官后代」详情》。（作者：海彦）。
[十四]参见司马迁著《史记》，第四一三页（全文〈文帝记〉，第四一三至第四三八页）；司马著今版：同[五]，一九八二（繁体竖排版，全十册，〈文帝纪〉在第二册。）
[十六]同[八]，第九十八页，（〈汤誓〉，第九十六至第九十九页）。
[十七]参见我的政治评论文章《滥权意识深入骨髓——中共广告形同卖假药》，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六年八月号（笔名：陈大盛）。
[十八]参见中国网·新闻中心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转引新华社北京电《孙政才开除党籍和公职：庸懒无为搞权色交易》（记者未详）。
[十九]参见人民网·时政版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转刊中国新闻网报道《孙政才履新重庆 赵乐际：经通盘考虑反复酝酿》（记者未详）。
[二十]与[二十一]参见「猫眼看人」论坛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发帖《被增长被就业被小康……根源是被代表》（原文作者：周西）。
[二十二]参见zhangweiguo0110微信朋友圈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日转刊英国《金融时报》文章《朱夏莲：中国实际坏账比官方数字高八点六万亿美元》（记者：吴佳柏；译者：何黎）。
[二十三]参见中国青年网·新闻版块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转刊中国新闻网报道《地方干部「早退」现象：以待遇腾位子合理合法吗？》（记者：帅才、任玮、苏晓洲）。
[二十四]参见人民网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文章《一个乡迎接检查打印费就十万元！人民日报再批形式主义》（作者：马跃峰、姜峰）。
[二十五]参见明镜电视台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对我的采访（《明镜编辑部》第一百九十七期），主题《经济下行，中国面临体制主动民主机会？》（主持人：陈小平）。
[二十六]参见约翰·菲尼斯著《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汉译本，董娇娇、杨奕、梁晓军译），第二百一十八页；董杨梁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
[二十七]同[二十六]，第二百一十九页。
[二十八]参见我给《纪念彭明逝世一周年文集》写的序言《人民暴力仍是必要选项》，载于（郭国汀主持的）天易网·论坛版块，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
[二十九]、[三十]与[三十一]参见莫伊塞斯·纳伊姆著《权力的终结》（汉译本，王吉美、牛筱萌译），第一百一十页；王牛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关于茶党本身的数量级特征，作者写道：「引人注目的是，茶党根本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由许多组织、派系、亲和团体及个人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受到了能使人联想到『茶党』的概念和名称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就是不稳定的）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