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逝者秋瑾,“中国的圣女贞德”


1851年以来,《纽约时报》的讣告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现在,我们添加了一些杰出女性的故事。

 

公元1875-1907

 

秋瑾

 
201839cnqiujin-jumbo.png (728×1024)
 

 

女权主义诗人和革命者,被誉为中国“圣女贞德”的烈士。

 

和出生在19世纪末中国的大多数女性不同,秋瑾对美酒、宝剑和制造炸弹充满热情。她从小就写诗,研究花木兰(没错,就是那个木兰)等中国女侠的事迹,幻想有一天能够青史留名。

 

但是她的抱负同父权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在这里,女性被认为应该待在家中。秋瑾不为所动,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早期激进倡导者,她反抗通行的儒家性别与等级规范,不缠足,改穿男装,新婚不久就离家去海外求学。

 

1907715,时年31岁的她被控阴谋推翻满清政府,遭清军斩首,这最终成就她作为中国女权主义与革命先驱的美名。这是她最后的抵抗行动,令她跻身中国革命烈士的圣殿。

 

时至今日,她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秋瑾生活的那个时代女性都不能出户,更别谈参与公共事务了,”北京作家、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秋瑾不但从政,她的行为当时来说是很反动的。”

 

在她的一生中,秋瑾经常写下她目睹的中国令人窒息的性别角色状况,正如她在1903年的一首词中所写道的:

 

身不得

 

男儿列

 

心却比

 

男儿烈。

 

在这首诗写作之时,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清政府处于末期阶段,受到内部官僚主义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压力。

 

这个时期的不确定性为秋瑾等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带来了机会。秋瑾很快发现自己处于一股女权主义新浪潮的前沿,女权主义者们相信,女性权利和政治革命会自然而然地携手并进。

 

但学者们说,秋瑾的事迹之所以传世,不仅在于她的先驱作用,还因为——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愿意为了这个事业最终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主张,对于女人来说,仅仅坐在一旁要求平等是不够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中国文学教授胡缨说。“她相信,你必须甘愿为此冒生命危险。事实上,她真的付出了生命,因此她的话流传至今。”

 

正如所有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秋瑾的生平事实与后来的传说很难区分开来。

 

秋闺瑾于1875118(一些学者说是1877年)出生于中国南部港口城市厦门一个没落但仍有声望的士绅家庭,父亲邱寿南是政府官员。母亲姓单,也来自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

 

她和哥哥与妹妹一起在厦门及家人的祖籍浙江省东部城市绍兴长大。

 

从各方面看,她的童年生活都是舒适安逸的。但她被迫缠足、学习针线活,并且——在她眼中,这是最糟糕的——要服从包办婚姻。

 

秋瑾的父亲为她选择的丈夫是王廷钧,湖南省一个富商的儿子。1903年,结婚7年后,这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从湖南搬到了北京。

 

对秋瑾来说,帝都的生活显然不那么沉闷。她与多位志趣相投的女性建立了友谊,开始对中国的政治事务产生兴趣。她不再裹脚,开始豪饮,尝试穿男装,练习剑术。

 

不过,对婚姻的失望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没有修养,对诗歌和学习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在1904年夏天,时年28岁的秋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离开丈夫和两个孩子,变卖首饰,乘船东渡日本(由于这个原因,学者们有时称她为“中国的娜拉”,即亨里克·易卜生作于1879年的剧本《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

 

她在1904年的一首诗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这首诗题为:《有怀·游日本时作》:

 

日月无光天地昏,

 

沉沉女界有谁援?

 

钗环典质浮沧海,

 

骨肉分离出玉门。

 

放足湔除千载毒,

 

热心唤起百花魂。

 

可怜一幅鲛绡帕,

 

半是血痕半泪痕!

 

在东京,秋瑾在下田歌子(Shimoda Utako)的青山实践女校就读,改名秋瑾。但她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课堂之外,与其他具有改革意识、同样热衷于回国发起革命的中国学生建立了联系。她加入了具有影响力的反清秘密组织,包括光复会和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1906年,她回到中国,以激进的决心推动妇女事业,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她创立了短暂存在的《中国女报》,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权主义杂志不同,这份报纸用的是白话文,旨在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关注裹足和包办婚姻等陋习。她还学会了制造炸弹。

 

1907年,秋瑾在得知她的朋友、绍兴大通学堂的创始人徐锡麟因刺杀满族官员被处决后,开始主持该校校务。该校实际上是一个招募和训练年轻革命者的团体。

 

徐锡麟死后,朋友们警告秋瑾,清军要来绍兴抓捕被他们认为是徐的同谋的那名女子。但秋瑾拒绝逃跑。在一幕被以多种形式纪念和美化的场景中,秋瑾试图反击,但很快被捕,遭受严刑拷打,最后被斩首。

 

多年来,批评者指责她天真地以为,推翻清政府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有人认为,她的死毫无必要,因为她有足够的时间逃离逼近的士兵。

 

也许她最著名的批评者是鲁迅。后者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秋瑾在绍兴的鲁莽行为与她留学日本期间获得的热烈吹捧有关。他对一位朋友说,她是“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在她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中国人依然前去瞻仰她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地,向这位以勇敢的女权主义女英雄形象铭刻在民族意识里的女性致敬。

 

有些人还能背诵她临终前写下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诗中借用了她的姓氏“秋”字,在中文中意思是“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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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逝者秋瑾,“中国的圣女贞德”


1851年以来,《纽约时报》的讣告一直以白人男性为主。现在,我们添加了一些杰出女性的故事。

 

公元1875-1907

 

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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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诗人和革命者,被誉为中国“圣女贞德”的烈士。

 

和出生在19世纪末中国的大多数女性不同,秋瑾对美酒、宝剑和制造炸弹充满热情。她从小就写诗,研究花木兰(没错,就是那个木兰)等中国女侠的事迹,幻想有一天能够青史留名。

 

但是她的抱负同父权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在这里,女性被认为应该待在家中。秋瑾不为所动,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早期激进倡导者,她反抗通行的儒家性别与等级规范,不缠足,改穿男装,新婚不久就离家去海外求学。

 

1907715,时年31岁的她被控阴谋推翻满清政府,遭清军斩首,这最终成就她作为中国女权主义与革命先驱的美名。这是她最后的抵抗行动,令她跻身中国革命烈士的圣殿。

 

时至今日,她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秋瑾生活的那个时代女性都不能出户,更别谈参与公共事务了,”北京作家、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秋瑾不但从政,她的行为当时来说是很反动的。”

 

在她的一生中,秋瑾经常写下她目睹的中国令人窒息的性别角色状况,正如她在1903年的一首词中所写道的:

 

身不得

 

男儿列

 

心却比

 

男儿烈。

 

在这首诗写作之时,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清政府处于末期阶段,受到内部官僚主义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压力。

 

这个时期的不确定性为秋瑾等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带来了机会。秋瑾很快发现自己处于一股女权主义新浪潮的前沿,女权主义者们相信,女性权利和政治革命会自然而然地携手并进。

 

但学者们说,秋瑾的事迹之所以传世,不仅在于她的先驱作用,还因为——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愿意为了这个事业最终牺牲自己的生命。

 

“她主张,对于女人来说,仅仅坐在一旁要求平等是不够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中国文学教授胡缨说。“她相信,你必须甘愿为此冒生命危险。事实上,她真的付出了生命,因此她的话流传至今。”

 

正如所有历史上的殉道者一样,秋瑾的生平事实与后来的传说很难区分开来。

 

秋闺瑾于1875118(一些学者说是1877年)出生于中国南部港口城市厦门一个没落但仍有声望的士绅家庭,父亲邱寿南是政府官员。母亲姓单,也来自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

 

她和哥哥与妹妹一起在厦门及家人的祖籍浙江省东部城市绍兴长大。

 

从各方面看,她的童年生活都是舒适安逸的。但她被迫缠足、学习针线活,并且——在她眼中,这是最糟糕的——要服从包办婚姻。

 

秋瑾的父亲为她选择的丈夫是王廷钧,湖南省一个富商的儿子。1903年,结婚7年后,这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从湖南搬到了北京。

 

对秋瑾来说,帝都的生活显然不那么沉闷。她与多位志趣相投的女性建立了友谊,开始对中国的政治事务产生兴趣。她不再裹脚,开始豪饮,尝试穿男装,练习剑术。

 

不过,对婚姻的失望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没有修养,对诗歌和学习没有任何兴趣。

 

所以,在1904年夏天,时年28岁的秋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离开丈夫和两个孩子,变卖首饰,乘船东渡日本(由于这个原因,学者们有时称她为“中国的娜拉”,即亨里克·易卜生作于1879年的剧本《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

 

她在1904年的一首诗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这首诗题为:《有怀·游日本时作》:

 

日月无光天地昏,

 

沉沉女界有谁援?

 

钗环典质浮沧海,

 

骨肉分离出玉门。

 

放足湔除千载毒,

 

热心唤起百花魂。

 

可怜一幅鲛绡帕,

 

半是血痕半泪痕!

 

在东京,秋瑾在下田歌子(Shimoda Utako)的青山实践女校就读,改名秋瑾。但她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课堂之外,与其他具有改革意识、同样热衷于回国发起革命的中国学生建立了联系。她加入了具有影响力的反清秘密组织,包括光复会和孙中山的中国革命同盟会。

 

1906年,她回到中国,以激进的决心推动妇女事业,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她创立了短暂存在的《中国女报》,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权主义杂志不同,这份报纸用的是白话文,旨在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关注裹足和包办婚姻等陋习。她还学会了制造炸弹。

 

1907年,秋瑾在得知她的朋友、绍兴大通学堂的创始人徐锡麟因刺杀满族官员被处决后,开始主持该校校务。该校实际上是一个招募和训练年轻革命者的团体。

 

徐锡麟死后,朋友们警告秋瑾,清军要来绍兴抓捕被他们认为是徐的同谋的那名女子。但秋瑾拒绝逃跑。在一幕被以多种形式纪念和美化的场景中,秋瑾试图反击,但很快被捕,遭受严刑拷打,最后被斩首。

 

多年来,批评者指责她天真地以为,推翻清政府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也有人认为,她的死毫无必要,因为她有足够的时间逃离逼近的士兵。

 

也许她最著名的批评者是鲁迅。后者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秋瑾在绍兴的鲁莽行为与她留学日本期间获得的热烈吹捧有关。他对一位朋友说,她是“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在她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中国人依然前去瞻仰她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地,向这位以勇敢的女权主义女英雄形象铭刻在民族意识里的女性致敬。

 

有些人还能背诵她临终前写下的名言:“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诗中借用了她的姓氏“秋”字,在中文中意思是“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