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辈史家的论述，中国历史上有三种统治形态：一家一姓的传统王朝政权，史称“家天下”；蒙元和满清两朝创立的部族政权，又称“族天下”；近代以来由政治集团开创并长期据有的政权，则称为“党天下”。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权形式所共有的王朝特征，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段中的并存与相互转化。
一、 “家天下”：血缘家族内部权力世袭
王位血缘继承，是世界历史上的多数王朝采取的传位制度。中国历代王朝的“家天下”是私有制的产物，事实上是将“天下”视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
中国宗法等级的继承制度，早期表现为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到商代中后期才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立嗣以嫡，无嫡立长”，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核心，成为社会权力、权利和财产转移的基本法。嫡长子是当然的合法祭祀继承人。嫡长子缺位时，须立嫡以传承祭祀。祭祀继承人选定顺位的范围一般是：嫡长子、嫡长孙、嫡子同母弟、庶子、嫡孙同母弟、庶孙，必须依此顺序立嫡，以传承香火。
“家天下”的王位世袭，与宗社祭祀的传承一致，王位必须在同姓一家的血缘家族内部，由男性直系血亲根据尊卑长幼亲疏的顺序继承。汉高祖诛灭异姓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明太祖诛杀开国功臣，都是为了防止“家天下”落入异姓之手。古代宫廷还建立了宦官制度，将服侍内廷的男性系数阉割，以保持血缘纯正。但血缘家族的内部权力结构，仍受到无性和有性的干扰，出现了宦官（无性人）弄权和外戚（姻亲）专权的弊端；母后“垂帘听政”也是一种特例，女主武则天称帝，则是特例中的特例。
嫡长子未必能够顺利即位，围绕王位的传承、把持与争夺，历代王朝都出现了与嫡长继承制度相悖的情况。例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是同姓王争位；王莽篡汉，曹丕、司马炎称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系外戚权臣以“禅让”旗号逼宫篡位；唐“玄武门之变”、宋“烛影斧声”、明“承天门之变”及清“九子夺嫡”等，则是兄弟争权的故事。
二、 “族天下”：部族政权内部权力世袭
中国历史上，除了“家天下”这种血缘家族内部的权力世袭制度外，还出现了由部族或少数民族内部共享权力的世袭制度，被称为“部族政权”或“族天下”。其权力核心为本族的菁英，通过侵略、联姻向外扩张，取得其他民族的土地与人口。扩张到一定规模，即模仿汉族建立王朝，由开国的部落领袖掌握军政权力，其家族成为王族或贵族。历史上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就是部族政权。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出，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是贵族政权和军人政权。从汉到明“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即士人政权；士人“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士人政权是中国儒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典范，既可制衡君主的权力，又可防范世袭权贵干政乃至异姓夺权。而蒙元和满清建立的部族政权，则是权力由某一个部族掌握的“异族政权”。蒙古人或满洲人是这种政权中的特权团体。部族政权及其“立贤不立长” （或最强者胜出）的传位方式，是对汉族王朝传统的颠覆。
钱先生指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部族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余英时先生将部族政权称为“族天下”，他指出异族入主的“族天下”，即日本和西方学者所称之“征服王朝”，“天下”属于整个“族”，而不是属于某一“家”。（《家天下、族天下、党天下》，《明報月刊》1998 年2月号）
三、 “党天下”：政治集团内部权力世袭
余英时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首次比较了三种“天下”的异同，指出：“像‘族天下’王朝一样，‘党天下’也有一个确定的统治集团，而党组织的严密更远非传统的族组织所能比拟。”他认为“党天下”在结构上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国、共两党都是以列宁、斯大林的党组织为原型建立起。“党天下”的政权扬弃了王朝形式，但在精神上“党天下”并没有完全摆脱掉王朝的若干主要特征。
200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余先生在史论《戊戌变法今读》中，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解读“族天下”，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这个解读与“一党专政”仅一字之差。
2013年，余先生在《当今中国党天下》的访谈中进一步分析：“到了民国以后，从国民党统一到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变成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是无效的，因为它这个党没有能够把所有财产集中在手上，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到了共产党时代，党的天下才完整。”
余先生对国共两党成败的观察很独到：只有打着“公有制”的旗号，将全社会的资源和财产最大限度地集中控制，才能建立真正的“党天下”。他关于“党天下”扬弃王朝形式、精神上保留王朝特征的表述十分精彩。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三个垄断”：即意识形态垄断、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从“家天下”、“族天下”到“党天下”，都同时具备上述王朝特征。
更早觉察到“党天下”之王朝特征的，是大陆“反右”运动的两位受难者。
1957年，储安平先生因“党天下”的发言而青史留名。他直指“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党天下”的说法非储先生原创，而是源于另一著名“右派”罗隆基。1930年2月，他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严厉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在重申“党领导一切”的今天，罗先生“党在国上”的政治预言，可谓入木三分。正如他所揭示的那样，无论“家天下”、“族天下”还是“党天下”，都是“打到了天下”。而中国王朝更迭主要特征，就是以暴易暴。
四、王朝基因：三种“天下”形态的并存与转化
草原民族建立的部族政权，其基本单位是血缘团体的军事组织，如满清的八旗制度，具有紧固团结内部、便于军事征伐的重要作用。努尔哈赤时代形成的贝勒、大臣、八旗固山额真共同议事的内部军事民主传统，逐渐向政治制度转化。这一传统在皇太极称帝后，正式确立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类似“党天下”时代的“集体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的权力。随着满清入关征服中原，皇权逐渐强化，康熙朝设立南书房，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功能开始虚化；雍正朝则创设更有实权的军机处 ，颇类今日之“小组治国”；至乾隆朝末年，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消亡。
满清以不足十万的铁骑入主中原，时刻提防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表面上昭示“满汉一家”，以功名官禄羁縻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但满汉之间的心防始终存在。以种族为纽带的“族天下”，仍是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的权力基础，如同当下的近九千万中共党员，始终是红色政权的分母。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戊戌变法今读》）
清朝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族天下”与“家天下”并存与转化的范例。在蒙古汗国的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北朝鲜劳动党孕育出金家王朝怪胎的历史，则将“党天下”与“家天下”的依存与变异，演绎得淋漓尽致。前苏联解体后，其中亚地区的一些原加盟共和国（历史上为游牧民族汗国），均出现了领导人及其执政团体长期把持权力的现象：宪法形同虚设，总统犹如部族酋长。
国体政体更迭变化，“王朝基因”时隐时现，“返祖现象”层出不穷。
五、“家天下”升级版：“族天下”和“党天下”
秦灭六国，江山一统。秦始皇尽收天下兵器，铸为铜人。自诩“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是“家天下”的思维，却没想到二世而亡。
满清以“弓马得天下”，担心满人汉化。顺治帝晓谕八旗：“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幸荷天庥，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误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居安思危。勿懈武功，谨防失去政权，这是“族天下”的警示。
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八九民运期间某元老宣称：“中共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另一位大佬坦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这两段“自己人”的 “肺腑之言”，是对“党天下”最直白的诠释。
为防止失去政权，三种统治形态下的社会控制，一个比一个严密，“家天下”和“族天下”时代皇权不下县，给传统中国社会留有空间，行会和乡绅尚能在城乡自治中发挥作用；进入“党天下”时代，家族主义的社会细胞全部被党组织取代，民间社会一度被完全消灭。
“党天下”由于继承权不明晰，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也比“家天下”和“族天下”更为残酷。毛泽东因长子在朝鲜战争中身亡而绝嗣，后半生诛灭了两位接班人及众多开国元勋。毛晚年所信赖的，仅限于妻、侄及其党羽的小圈子，最终未能实现北韩式的“家天下”世袭。
毛泽东逝世后，教主式强人消失，政权重回“党天下”的初始状态，进入党国元老垂帘听政的“集体领导”时代。此后三十多年中，中共摒弃毛的阶级斗争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类似于晚清的洋务运动。经济的起飞，令中国走出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模式。红色权贵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集团，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民间“五百家族统治中国”的口碑，甚至令人想起“族天下”的形态特征。
综上所述，“家天下”是血缘家族内部的权力世袭，“族天下”是少数民族内部的权力世袭，而“党天下”则是政治团体内部的权力世袭。按网络时代的流行说法，“家天下”是1.0版，“族天下”是2.0版，而“党天下”是3.0版。
六、思考：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无法成功？
上述三种“天下”的共同意识，是视江山社稷为流血牺牲赢来的战利品，即家族、部族或团体的私有财产，必须世世代代占据，让子子孙孙永远吸食“血酬”。
笔者在《改革的历史困境与成败周期》一文中（《明報月刊》2014年3月号），曾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历史作出比较。中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实行秦政，“家天下”的祖宗之法和利益格局，决定了唐“永贞革新”、宋王安石变法以及明张居正改革未能成功，而“族天下”时代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两场改革，也因统治集团无法割舍既得利益，在最后关头组织“皇族内阁”而输给了革命。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是历代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余英时先生指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戊戌变法今读》）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政治改革，随着对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镇压而中止。此后邓通过“南巡讲话”重启经济改革，但政改从此停摆。对于清末宪政改革中王朝倾覆、国民党行宪后失去大陆、苏共改革中政权垮台等历史经验，中共是从负面汲取教训，认定 “天下”是打出来，不是选出来的；政权一旦失去，必将永远失去；要保住政权，必须坚决抵制宪政，拒绝政党竞争及权力的和平让渡。
在膜拜“红色基因”血统，权力重新高度集中的今天，是否会出现“党天下”与“家天下”并存之局，姑且拭目以待。
2018年3月19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8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