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封杀“内涵段子”的思考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2018427内涵段子.jpg (387×302)

内涵段子(网络图片)


 

最近大陆当局封杀“内涵段子”,引发了一些段友一定规模的抗议,也引发了海外异见网站很多评论。我认为,某些评论对段友的抗议作用不无夸大之嫌。就眼下来看,段友的反应当然属于维权行为,但如同大陆太多的维权行为一样,起点不高,原动力不足,扩散的是水波,不是粘结剂,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大概不用多久又会如一阵风。

   

然而,我个人感觉这风颇有点不寻常,它更象一个信号,反映了一个趋势。通过近来与几位段友的交往,感觉真还是一篇文章。突出的感觉是,如果说成年人大量的维权行为是水面上的浪涛,年青段友们的行为便是堤坝边形成的管涌。

   

此前不被人重视的段友,主要指90后新人,多属城市市民阶层后代。由于此前父辈通过辛苦打拼跻身于中产阶级,相当多人又是独生子女,故而物质条件较之同龄农民工要优越。无须担忧无居所,驾着小车,玩着苹果手机,有条件开房和旅游,是他们的特征。他们个人的社会定位,应介乎半失业者与半有闲者之间。不屑于低层人口,欲平视高层人口又底气不足,是他们的精神共相。机场上、地铁上、高铁上随处可见的“低头族”,颇能折射很多问题。

   

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地上,不同时代有不同形态的段友,此为少数杰出青年人的精力充沛与血气方刚以及叛逆性格构成的榜样作用所决定。鉴于专制统治以及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传统文化的强力束缚,段友作为整体,身上的棱角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发展一种圈子内的“休闲”文化,以释放身上的压抑、不平,借以刷新自身不同于众的存在感,是命运为他们残留的可怜空间。不同时期,新生代的表现大不相同。大体上讲,隋唐以降,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努力把私货卖与帝王家,换来高官厚禄和青史留名,二是与名利场保持相当距离,发展一种自我欣赏的半贵族文化。前一个选择从来是“正道”,从中分化出了众多的能臣与帝师。本朝“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朱镕基和王沪宁。他们或许真个想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其它人究竟想什么就只有天晓得。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官场如此糜烂。后一个选择能成一定气候、能在史上留下鲜明烙印的情况当然有,从唐诗、宋词到青楼歌舞,都属于此范畴,但如同前者一样,固然影响了文明,甚至充实了文明,终究无力推动文明更新。

   

即便如此,后一种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常态。此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政治相对开明,吏治相对清明,允许风花雪月存在。二是商品经济、市井文化的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让有闲者产生了诸多联想。否则,此种松散的拥有一定风骨的文化团体是经不住无情现实打压的。

   

今日大陆段友的广泛涌现,主要赖于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仍如父辈当初那样,须披星戴月劳作才可能添置家庭大件,休闲文化于他们就只能是奢望。看看今天那些90后农民工仍需披星戴月劳作的生存状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同时,不复人员流动与互联网新手段,休闲文化的传播就会严重囿于方圆不大的范围之内,多数自发的团体就会因严重贫血而早早夭折。

   

所以,认为大陆段友多半沉溺于网上的虚拟生活空间,整体上缺乏生活激情尤其对民主事业的执着追求,近乎心理空虚甚或失落的一代,确有所指。但据此就认定他们已成颓废的一代,则不免武断,后者通常属于中老年人对新生代的一种天然偏见,偏偏传统文化历来支持此种偏见。因为传统文化的一大共相是:“人老阅历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的所作所为,说到底是为了子女好。”等等。这样的人生经验之谈当然有合理之处,根本上却是精神枷锁,此种精神枷锁再配上国家专制屠刀,力量是何其强大。究竟有多少中老年人把新生代当朋友看?事实上,便是一些人文高知,乃至几个鼓吹国学的民运人士,几人敢坦承自身的通病:思维僵化,知识老化,倚老卖老,一面皓首穷经,一面拿新字眼唬人。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说教今天的时代令人讨厌是必然的。

   

段友或低头族的涌现,本质上是畸形社会母体生产的畸形儿。他们过着情商与智商不相称的生活,原非天性与本意。他们破天荒地迎来了全球化资讯时代,一年时间掌握的新知识往往抵得上父辈一生的开眼界,但是不得父辈认同。据理力争,负面效应多多,尤其吃不消物质上的断供。家庭关系尚且如此,社会利害更加无情。他们热心于网上的数字化、娱乐化,本身就是对传统家庭文化对社会败象的否定,只因奈何不了现实,便逐步异化为对现实的逃遁。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圈养的牛马,他们便仿佛玻璃瓶内可以飞来飞去的蜜蜂。事已至此,既然玻璃瓶透着光亮,能看见蓝天、白云,甚或飞翔的百鸟,不同于肮脏昏暗的牛圈马栏令人恶心,他们盼求的便是从瓶盖里进来的氧气多上一点。他们无力穿透玻璃墙,默认了掌控瓶盖的超级力量,但若超级力量不肯按时按量供应氧气,又是一回事了。此次当局关停“内涵段子”,无异于用钢铁板手把瓶盖又拧紧了半圈,使他们感到了窒息,敏感者便有了本能反弹。

   

事态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一旦出来溢出效应却不简单。

   

本来,段友们哪怕号称人数过亿,也不足以代表整个新生代。其价值观属于一股尴尬的思潮,现时并无力左右文明演进。但是,他们人数众多,构成了新生代的一个重要部份并非虚言。数量也是可以出质量的,正如空间中有时间一样。如果他们主要为自己寻乐的生活方式尚且遭到专制政府打压,其他生活中苦苦挣扎的新生代又会作何感想?既然暴戾多疑的专制当局要求子民的心灵纯洁又纯洁,只允许唱一个调子,那么催生整个新生代的某种共识和逆反行为就会是一定的。

   

事实上,个别人的自愿为娼与很多人被逼良为娼,社会效应大不相同,这在文明转型阶段尤其如此。有几点显而易见。

   

一、现代民主、宪政确立以前,无分西东,一国之内的动荡、革命、改朝换代,莫不因压迫、剥削太过所致。不论反抗行为会否异化,反对力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总以青年人为主。

  

二、就红朝近70年历史来看,如何维系统治,中共是很有几手的。它特别关注洗脑,从娃娃身上就抓起,对青年人尤其大中学生的洗脑再辅以收买与镇压,从来不遗余力。相当时期内,它卓有成效。突出如当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又去广阔天地练红心,很多人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但是,中共既挣不脱“三世说”的宿命,那么随着“上世”、“中世”的不再,仍用陈腐的教义来忽悠青年人就行不通了。胡温时期提出了“与时俱进”口号,半是无奈,半是明智。

   

三、胡温时期的“与时俱进”之所以仍有收效,例如一代青年人近乎犬儒化、市侩化,主要来自商品经济大发展阶段的利益交换。这当然令人无语,但若跳出百年看又无须大惊小怪。从老牌的欧洲列强到二十世纪的新兴国家,面对商品经济的全面铺开和发展,巨大的诱惑是穷怕了的人抗拒不了的,一时的“和谐”由此而来。

   

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阶段,情况就会起大变化。因为社会生活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接受生态长期失衡。既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专制条件下分配是否大体公平就格外显眼格外重要。当人身安全权、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权无从落实,便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也不免审美疲劳。而当特权横行、阶层固化、腐败无解、法治无存、大多数青年人注定输在起跑线上,人心思变就会不可阻遏。此为三百年来野蛮资本主义需要让位于民主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要说有普遍真理,这是一个。

   

四、所以,六·四后一代人的激情消失,算不得很反常。90后的新生代默认现状,是商品经济高温下余热的作用。段友们的表现不同于底层同龄人,并非不含觉醒成份,无非暂且迫于无奈,只能面对现实罢了。换言之,这几年习当局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得逞,离不开三十年“和谐”生活提供的老本。这老本,看来还可供他玩上几年,但仅此而已。

   

五、中国社会需要向民主、宪政转型,需要提供自由环境和丰富多姿的文化生活给予新生代,于胡温末期便已到达了临界点。越过了临界点,强行走下去,前方就是悬崖。这情况反向例子是台湾。可悲的是,庙堂上那帮当年的知青,不肯也不敢这样看问题。况且,很多人也未必读得懂这本书。当然,某种意义上习当局干得很不孬,不妨点个赞。

   

这意味着机会向新生代招手了,也向段友们招手了。

   

首先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老人时代终将过去。相应地,新生代终将成为生活主角。用不了几年了,这情况就会渐渐凸现。

   

成了生活主角,就取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在社会生活封闭、获取知识只能向后看的时代,谈不上新人换旧人,更多是“猫儿趴灶台,一代传一代”。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对中国文明的拖累,这是最权威的诠释。

   

今天的时代就不同了,几个青年人还能舍弃手机过日子?这情况在民主社会是代沟,在专制社会就不仅仅是代沟。面对互联网上海量信息,固然每个人因爱好不同会有不同选择,但有一点不会变,便是要赢得青年人的心,只能是新鲜见解新颖知识新潮品位以及平易近人的态度。普世价值之所以不可抗拒,离不开它的平易近人与接地气的态度。相当时间内,传统文化尤其皇权文化仍会存在,但成为主角的时代越来越不可能了。相应地,“内涵段子”这种文化现象就很可能发展与升级。

   

其次是中共末世王朝正在催生新时代的到来。

   

中共权贵执着于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一切姓党,等等,使用最客气的语言,也是南辕北辙,完全不接地气。它用利益交换仍然可以收买、招安新生代很多人,但想俘获新生代的心,就是痴人说梦。今后的中国,不会再有延安时代到文革初期虔诚的革命青年,也不会再有怀揣“第二种忠诚”的改革派青年。有的将主要是追求自由、民主、民生的新生代。认为毛氏文革的主要方面不会再现,这是一个理由。

   

诚然,愿望与行为不是一回事。90后新生代,多数人并非不可能成为混世虫,不少人还有可能成为“中国梦”的吹鼓手和打手,正如很多段友有可能走上市侩化道路,连寻乐的热情都不再有一样。不过,这情况只有在开明专制、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前提下才会成大概率。说习当局干得不孬,道理就在这里。   

 

我个人相信这一点,江朱、胡温时期曾经的相对渐变生活不会再现了,很多方面习时代向毛时代看齐,半是专制本性,半是时势所迫,全因万万不可丢弃党的领导这块通灵宝玉。不能说一切属于命中注定,但是事态演变到了今天已经无解了。对内,中国已到了英、法革命前的阶段,何时点燃炸药桶,全看哪根导火索和时间。对外,中国已成二战前德、日的形象。它愈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招来的反制愈大。内外强刺激下,自觉也好,被动也好,新生代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力军,甚至段友们成为一支生力军,属于大概率。他们的整体觉醒,新世纪里只需几年。

   

海内外民运人士,以往对新生代的关注是不够的。需要调整思维与行为,与新生代交心交朋友。百年沧桑告诉了我们,中国文明转型,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又协力才能完成的痛苦工程,当然也是伟大工程。前人种树,后人歇凉,文明的永恒要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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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祖田:封杀“内涵段子”的思考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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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段子(网络图片)


 

最近大陆当局封杀“内涵段子”,引发了一些段友一定规模的抗议,也引发了海外异见网站很多评论。我认为,某些评论对段友的抗议作用不无夸大之嫌。就眼下来看,段友的反应当然属于维权行为,但如同大陆太多的维权行为一样,起点不高,原动力不足,扩散的是水波,不是粘结剂,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大概不用多久又会如一阵风。

   

然而,我个人感觉这风颇有点不寻常,它更象一个信号,反映了一个趋势。通过近来与几位段友的交往,感觉真还是一篇文章。突出的感觉是,如果说成年人大量的维权行为是水面上的浪涛,年青段友们的行为便是堤坝边形成的管涌。

   

此前不被人重视的段友,主要指90后新人,多属城市市民阶层后代。由于此前父辈通过辛苦打拼跻身于中产阶级,相当多人又是独生子女,故而物质条件较之同龄农民工要优越。无须担忧无居所,驾着小车,玩着苹果手机,有条件开房和旅游,是他们的特征。他们个人的社会定位,应介乎半失业者与半有闲者之间。不屑于低层人口,欲平视高层人口又底气不足,是他们的精神共相。机场上、地铁上、高铁上随处可见的“低头族”,颇能折射很多问题。

   

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地上,不同时代有不同形态的段友,此为少数杰出青年人的精力充沛与血气方刚以及叛逆性格构成的榜样作用所决定。鉴于专制统治以及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传统文化的强力束缚,段友作为整体,身上的棱角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发展一种圈子内的“休闲”文化,以释放身上的压抑、不平,借以刷新自身不同于众的存在感,是命运为他们残留的可怜空间。不同时期,新生代的表现大不相同。大体上讲,隋唐以降,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努力把私货卖与帝王家,换来高官厚禄和青史留名,二是与名利场保持相当距离,发展一种自我欣赏的半贵族文化。前一个选择从来是“正道”,从中分化出了众多的能臣与帝师。本朝“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朱镕基和王沪宁。他们或许真个想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其它人究竟想什么就只有天晓得。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官场如此糜烂。后一个选择能成一定气候、能在史上留下鲜明烙印的情况当然有,从唐诗、宋词到青楼歌舞,都属于此范畴,但如同前者一样,固然影响了文明,甚至充实了文明,终究无力推动文明更新。

   

即便如此,后一种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常态。此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政治相对开明,吏治相对清明,允许风花雪月存在。二是商品经济、市井文化的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让有闲者产生了诸多联想。否则,此种松散的拥有一定风骨的文化团体是经不住无情现实打压的。

   

今日大陆段友的广泛涌现,主要赖于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仍如父辈当初那样,须披星戴月劳作才可能添置家庭大件,休闲文化于他们就只能是奢望。看看今天那些90后农民工仍需披星戴月劳作的生存状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同时,不复人员流动与互联网新手段,休闲文化的传播就会严重囿于方圆不大的范围之内,多数自发的团体就会因严重贫血而早早夭折。

   

所以,认为大陆段友多半沉溺于网上的虚拟生活空间,整体上缺乏生活激情尤其对民主事业的执着追求,近乎心理空虚甚或失落的一代,确有所指。但据此就认定他们已成颓废的一代,则不免武断,后者通常属于中老年人对新生代的一种天然偏见,偏偏传统文化历来支持此种偏见。因为传统文化的一大共相是:“人老阅历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的所作所为,说到底是为了子女好。”等等。这样的人生经验之谈当然有合理之处,根本上却是精神枷锁,此种精神枷锁再配上国家专制屠刀,力量是何其强大。究竟有多少中老年人把新生代当朋友看?事实上,便是一些人文高知,乃至几个鼓吹国学的民运人士,几人敢坦承自身的通病:思维僵化,知识老化,倚老卖老,一面皓首穷经,一面拿新字眼唬人。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说教今天的时代令人讨厌是必然的。

   

段友或低头族的涌现,本质上是畸形社会母体生产的畸形儿。他们过着情商与智商不相称的生活,原非天性与本意。他们破天荒地迎来了全球化资讯时代,一年时间掌握的新知识往往抵得上父辈一生的开眼界,但是不得父辈认同。据理力争,负面效应多多,尤其吃不消物质上的断供。家庭关系尚且如此,社会利害更加无情。他们热心于网上的数字化、娱乐化,本身就是对传统家庭文化对社会败象的否定,只因奈何不了现实,便逐步异化为对现实的逃遁。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圈养的牛马,他们便仿佛玻璃瓶内可以飞来飞去的蜜蜂。事已至此,既然玻璃瓶透着光亮,能看见蓝天、白云,甚或飞翔的百鸟,不同于肮脏昏暗的牛圈马栏令人恶心,他们盼求的便是从瓶盖里进来的氧气多上一点。他们无力穿透玻璃墙,默认了掌控瓶盖的超级力量,但若超级力量不肯按时按量供应氧气,又是一回事了。此次当局关停“内涵段子”,无异于用钢铁板手把瓶盖又拧紧了半圈,使他们感到了窒息,敏感者便有了本能反弹。

   

事态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一旦出来溢出效应却不简单。

   

本来,段友们哪怕号称人数过亿,也不足以代表整个新生代。其价值观属于一股尴尬的思潮,现时并无力左右文明演进。但是,他们人数众多,构成了新生代的一个重要部份并非虚言。数量也是可以出质量的,正如空间中有时间一样。如果他们主要为自己寻乐的生活方式尚且遭到专制政府打压,其他生活中苦苦挣扎的新生代又会作何感想?既然暴戾多疑的专制当局要求子民的心灵纯洁又纯洁,只允许唱一个调子,那么催生整个新生代的某种共识和逆反行为就会是一定的。

   

事实上,个别人的自愿为娼与很多人被逼良为娼,社会效应大不相同,这在文明转型阶段尤其如此。有几点显而易见。

   

一、现代民主、宪政确立以前,无分西东,一国之内的动荡、革命、改朝换代,莫不因压迫、剥削太过所致。不论反抗行为会否异化,反对力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总以青年人为主。

  

二、就红朝近70年历史来看,如何维系统治,中共是很有几手的。它特别关注洗脑,从娃娃身上就抓起,对青年人尤其大中学生的洗脑再辅以收买与镇压,从来不遗余力。相当时期内,它卓有成效。突出如当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又去广阔天地练红心,很多人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但是,中共既挣不脱“三世说”的宿命,那么随着“上世”、“中世”的不再,仍用陈腐的教义来忽悠青年人就行不通了。胡温时期提出了“与时俱进”口号,半是无奈,半是明智。

   

三、胡温时期的“与时俱进”之所以仍有收效,例如一代青年人近乎犬儒化、市侩化,主要来自商品经济大发展阶段的利益交换。这当然令人无语,但若跳出百年看又无须大惊小怪。从老牌的欧洲列强到二十世纪的新兴国家,面对商品经济的全面铺开和发展,巨大的诱惑是穷怕了的人抗拒不了的,一时的“和谐”由此而来。

   

但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阶段,情况就会起大变化。因为社会生活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接受生态长期失衡。既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直线上升,专制条件下分配是否大体公平就格外显眼格外重要。当人身安全权、财产所有权、言论自由权无从落实,便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也不免审美疲劳。而当特权横行、阶层固化、腐败无解、法治无存、大多数青年人注定输在起跑线上,人心思变就会不可阻遏。此为三百年来野蛮资本主义需要让位于民主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要说有普遍真理,这是一个。

   

四、所以,六·四后一代人的激情消失,算不得很反常。90后的新生代默认现状,是商品经济高温下余热的作用。段友们的表现不同于底层同龄人,并非不含觉醒成份,无非暂且迫于无奈,只能面对现实罢了。换言之,这几年习当局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得逞,离不开三十年“和谐”生活提供的老本。这老本,看来还可供他玩上几年,但仅此而已。

   

五、中国社会需要向民主、宪政转型,需要提供自由环境和丰富多姿的文化生活给予新生代,于胡温末期便已到达了临界点。越过了临界点,强行走下去,前方就是悬崖。这情况反向例子是台湾。可悲的是,庙堂上那帮当年的知青,不肯也不敢这样看问题。况且,很多人也未必读得懂这本书。当然,某种意义上习当局干得很不孬,不妨点个赞。

   

这意味着机会向新生代招手了,也向段友们招手了。

   

首先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老人时代终将过去。相应地,新生代终将成为生活主角。用不了几年了,这情况就会渐渐凸现。

   

成了生活主角,就取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在社会生活封闭、获取知识只能向后看的时代,谈不上新人换旧人,更多是“猫儿趴灶台,一代传一代”。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以及对中国文明的拖累,这是最权威的诠释。

   

今天的时代就不同了,几个青年人还能舍弃手机过日子?这情况在民主社会是代沟,在专制社会就不仅仅是代沟。面对互联网上海量信息,固然每个人因爱好不同会有不同选择,但有一点不会变,便是要赢得青年人的心,只能是新鲜见解新颖知识新潮品位以及平易近人的态度。普世价值之所以不可抗拒,离不开它的平易近人与接地气的态度。相当时间内,传统文化尤其皇权文化仍会存在,但成为主角的时代越来越不可能了。相应地,“内涵段子”这种文化现象就很可能发展与升级。

   

其次是中共末世王朝正在催生新时代的到来。

   

中共权贵执着于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一切姓党,等等,使用最客气的语言,也是南辕北辙,完全不接地气。它用利益交换仍然可以收买、招安新生代很多人,但想俘获新生代的心,就是痴人说梦。今后的中国,不会再有延安时代到文革初期虔诚的革命青年,也不会再有怀揣“第二种忠诚”的改革派青年。有的将主要是追求自由、民主、民生的新生代。认为毛氏文革的主要方面不会再现,这是一个理由。

   

诚然,愿望与行为不是一回事。90后新生代,多数人并非不可能成为混世虫,不少人还有可能成为“中国梦”的吹鼓手和打手,正如很多段友有可能走上市侩化道路,连寻乐的热情都不再有一样。不过,这情况只有在开明专制、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前提下才会成大概率。说习当局干得不孬,道理就在这里。   

 

我个人相信这一点,江朱、胡温时期曾经的相对渐变生活不会再现了,很多方面习时代向毛时代看齐,半是专制本性,半是时势所迫,全因万万不可丢弃党的领导这块通灵宝玉。不能说一切属于命中注定,但是事态演变到了今天已经无解了。对内,中国已到了英、法革命前的阶段,何时点燃炸药桶,全看哪根导火索和时间。对外,中国已成二战前德、日的形象。它愈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招来的反制愈大。内外强刺激下,自觉也好,被动也好,新生代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力军,甚至段友们成为一支生力军,属于大概率。他们的整体觉醒,新世纪里只需几年。

   

海内外民运人士,以往对新生代的关注是不够的。需要调整思维与行为,与新生代交心交朋友。百年沧桑告诉了我们,中国文明转型,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又协力才能完成的痛苦工程,当然也是伟大工程。前人种树,后人歇凉,文明的永恒要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