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了一则说中国人现在还没有“容忍”资格的文章。由于大家都想得到的原因，文章做得含含糊糊，原本应该说的话一是没有说，二是当时没想到。现见敝文已发表，多少有点不安，索性就这“容忍”再说几句。
近日，美国加州“金州勇士”篮球队第一次跨国比赛，而作为NBA中唯一非美国本土篮球队——多伦多猛龙首次打进总决赛，并创造了历史。赛事后，跟随美国篮球队来到美国的记者，在加拿大城市街头随机采访加国球迷，并故意要求对战败的对手美国“金州勇士”队可以尽全力喷脏话。结果没想到，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是一连串的“no”或“not”，甚至觉得非但不该喷脏话，还应多鼓励，这让记者再次见证了加拿大人的礼貌、友好、文明。
看了视频，我也觉得加拿大人确实礼貌友好文明。打败了对方，绝不肯对对方喷脏话，不仅是一种修养，还有一点点容忍在里面。当然我不止这意思——我意思，是相形之下，我们不是加拿大。我们不是一个懂得容忍的民族。如果什么时候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容忍”了，即说明我们非“容忍”不可，否则，比不“容忍”所吃的苦头更大，更惨——这个民族虽然不懂“容忍”为何物，但非常精明，对于吃亏还是赚便宜，有自己独特算法。
这一点，在一年多来的中美贸易战中很能感觉到。全世界都知道，中美贸易多年，占便宜的是中国，吃亏的是美国，现在占便宜的反而比吃亏的声势搞得还大，国家舆论机器开足马力，又像当年骂苏修一样，“九论”美国“必将失败”。好在对方不论在经济、军事，尤其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都强于中国，不然，就绝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难怪清醒的美国政界包括总统，仍强调美国要更加强大，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讲道理更不懂容忍为何物的国家存在，不可不提防。
什么叫容忍？
假设一孩子或少年与一陌生成人起了冲突，是孩子或少年不讲理，成人原谅了：这叫容忍。反过来，双方起了冲突，是成人不讲理，甚至还打了对方，这时孩子或少年，或怏怏或愤愤或哭着离开（也可叫逃走），这不叫容忍，这是没有攻击对方能力。
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民主的地方，政府允许民众手里可以有枪。为什么，因为政府知道，一般而言，只有政府可以对人民作恶，而人民很难对政府作恶。因此，允许人民手里有枪，就等于时时提醒，政府不可对人民作恶，否则，人民不仅有宪法赋予的权力，而且有能力起来推翻政府。据说近两百年前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至今仍是美国政府的“参考书”。
对单个美国人民而言，政府力量显然大得多，简直不成比例，因此，只要人民没违法，政府就要容忍人民所做的一切，包括批评政府，批评总统，乃至批评整个国家。
所以说，一个民主国家的要义，首先就是政府要懂得容忍。对政府而言，人民永远是弱者。人民不需要容忍。人民没有容忍的资格。容忍，不是弱者容忍强者，是强者容忍弱者。弱者不存在容不容忍的问题，弱者没有攻击和复仇的能力，因此没有容忍的资格。
人民跟政府“闹”，几乎100%的责任在政府。弱者不可能无故跟强者闹，就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非洲水牛或斑马主动去找狮子的碴儿。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久远的不说，甚至连“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也不说，只说这四十年来。当年如果不仅允许魏京生主张“五个现代化”的大字报在西单“民主墙”贴出来，还允许继续议论下去，允许西单“民主墙”继续存在，这样，才可以称作容忍。
后来我们都知道，非但不允许继续议论下去，还将魏先生抓起来，并且重重地判了十几年刑，这就是不容忍。这里面当然有魏先生自己的“问题”。大约他看到大家似乎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批评，加之当时最高掌权者也表现得很开明，于是就天真地想公开批评一下当时实际掌权者，看看有何反应。结果，得到的是不容忍。可以说，也就从北京西单“民主墙”被封，从魏先生吃牢饭开始，很多北京人包括知道这件事的人明白了“中国现状”：我们还不同于西方。中国还不是民主社会。最高领导人依然还是因害怕批评而不允许批评。
当然你也会说，如果允许连邓小平也能批评，允许西单“民主墙”继续存在，中国也就走上了西方民主道路，也就结束了中共一党专政，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还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了。这是肯定的。关键是请问：这样，不好吗？难道说一个国家就要永远由一党领导下去？这样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不说，请你读一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第“七”大，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多啰嗦几句。生活在这个国家也好，或是多少了解一点这国历史也罢，都一定会明白，这个国家至少两千多年中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人之下，全是奴隶或奴才，从来没有改变过。就算到了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现在看，都是有限度得很。很多人，特别是北京之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当年北京西单“民主墙”，一开始是受到中央高层包括胡乔木、叶剑英甚至邓小平也都加以肯定的。如果你再读一读于光远的《我忆邓小平》，就更清楚了※。然而，如何。
所以说，今天回过头看，既然可以判魏京生重罪，就难免发生后来军队开着坦克进城，用开枪“清场”的悲剧。广大学生和群众，不论再怎么“闹”，也还是明白他们自己都是弱者，特别是在一个不是“三权分立”，军队非但不是国家的军队，而且“姓党”，对人民而言，政府就无比强大。这种情形下，只有政府容忍学生和群众，没有学生和民众容忍政府一说。
他们罢课、静坐、绝食，都正好证明他们是弱者，他们没有谈容忍的资格。他们不可能对强者进行根本否定，更不可能危及政府安全，否则，他们就不会静坐、绝食，而是直接要求对方放弃权力了。
很遗憾，中国几千年来，朝廷也好，政府也罢，特别是直到二十一世纪，这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政治家，也没有对弱者容忍的传统，面对朝廷或政府的反对者，无一例外都是打压；打压不成，就变成武力镇压，甚至还要灭几族或“秋后算账”，或清除“余党”或抓捕“参与者”。想一想，当年政府若能意识到自己是强者，学生和民众是弱者，他们对政府不可能构成怎样的伤害，有了这种意识，就算北京城戒严，也不会发生后来那种惨剧。
两者相抗，最难得的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容忍。做不到这一点，强者不管有多强大，在道义上都是失败者，都输给了弱者。这一点，看看三十年的历史，一直在证明着，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尽管我知道，即使时光倒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依然会动用所谓“人民的军队”，依然会开着坦克进城，依然会对人群开枪。
没有办法，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命”。
20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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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人抄几段《我忆邓小平》原文，证明他们是如何出尔反尔以及他们的局限性：
“在这个讲话稿（闵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定稿之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我单独找到他家里。一见面，邓小平就对我说：于光远，北京要对西单‘民主墙’立案，真是岂有此理。我在讲话讲到‘立案’问题时要脱开讲稿，插讲一段。”
“西单‘民主墙’是‘文革’以后群众自发表达意见的一个场所，在当时影响很大。对西单‘民主墙’，上上下下看法不一。邓小平表示了肯定，叶剑英也很赞成。叶剑英在闭幕会（闵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明确表示，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大发扬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党外民主大发扬的典范。”
“邓小平找我单独谈话时，叶剑英还没有讲话，我当然无从知道叶剑英的看法，也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否交换过看法。但是，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两次同外宾谈话，都讲到了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这是会议上发了文件的。在同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会见时，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群众有受冤枉、受虐待和受迫害的人。因此，现在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对的也是当然的。现在的大字报都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闵按：指1976年‘四五’运动），党中央对此表个态是简单的。但是没有必要在报上发表。党中央不压制、不否定人民群众发表意见、贴大字报的权利。有时还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促进群众运动。因为贴了大字报就产生了疑问，认为中国的形势可能有问题。情况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一经解释，群众就会明白。问题在于怎样很好地引导。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希望安定团结。在贴大字报的人当中，也可能钻进坏人，但是，大多数是好心的群众。在同美国专栏作家罗件特·诺瓦克会见时，邓小平说得更加肯定：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能力辨别是非，关心国家大事，了不起。你看现在贴大字报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什么坏处。现在贴大字报、演讲，这种现象，我就高兴，我们中央的人就高兴。生动活泼怕什么？什么意见都完全正确也不一定。还要善于引导。西单‘民主墙’我是知道的，而且很想去看一看。不过我听说有些人去那里，被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欢呼着抛起来，我担心我这样的年龄受不了，所以一直没有去。我听说胡乔木晚上打手电筒去看过大字报。”（见《我忆邓小平223～22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需要注明的是：从“西单‘民主墙’我是知道的”这句开始，于光远在书中另起一自然段，我觉得这不妥。如果另起一段，不加说明，会让人觉得不是邓小平说的）
另外，对当时西单“民主墙”被封，马云龙先生在《刘宾雁时代·狱中杂记》中有一小段话是这么说的：
“随着一场对越战争的炮声，不管战争是胜是负，邓小平的地位是稳固了，他用一场战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此时他已经不再需要民众的舆论支持，曾经被他利用过的西单‘民主墙’被封闭了，民办的油印刊物被取缔了，主张‘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被判了重刑，民众中刚刚抬头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空气又像‘文革’时代一样凝重起来，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脆弱的暂时联盟和共同的狂欢节结束了。”（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