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再說，我的勇氣，我的一切都源於監獄，這是我和其他中國作家不一樣的地方。在監獄裡，我受盡折磨，自殺了兩次，但我在監獄中學會了秘密寫作，還跟一個80多歲的老和尚學會了吹奏洞簫。從簫聲中體悟到“自由源於內心”。
一個內心自由的人，是獨裁政權的天敵，而政治觀點倒在其次。關鍵是體驗過失去自由、任人宰割的可怕和可悲，你才會全身心地為他人的自由而戰，並把“為他人的自由而戰”作為一種信仰。
大多數時候，在職業寫作之外，我是失敗的。比如我的三次坐牢的獄友李必豐，在我2011年7月從中越邊境出逃不久，警方懷疑他資助了我，於是抓捕了他，於是以莫須有的經濟罪名判刑10年，以儆效尤。我不得不為他呼籲，可8年過去了，他還在監獄裡，并妻離子散。他唯一的安慰是我還沒忘記他，前不久我在巴黎推廣《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的書店活動中，還在朗讀他不朽的《冬眠》：
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滋潤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在這樣的國家
我們只有冬眠
我堅信這首詩會作為永恆的證詞，載入六四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文學史。可作為流亡者，我的堅持并沒有幫助他走出監獄。後來，更致命的災難像李必豐詩中的雪，覆蓋了全中國。更多的朋友進去了，僅僅故鄉四川，就有劉賢斌、黃琦、陳衛、陳兵等等。我的四次坐牢的摯友劉曉波，也於2017年7月13日被謀殺在囚籠，我們曾竭盡全力營救，但最終被打敗了。雖然他的遺孀後來被釋放到德國，可代價如此慘痛——況且這一切很快會被忘記，中國依舊是全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市場，美國發起的對中國的貿易戰，不斷持續的起伏震盪，已經在一點點抹掉對李必豐、劉曉波等人的記憶——這個庸俗而殘酷的世界不再需要這些為祖國走向民主而坐穿牢底的英雄，無論他是螞蟻般的小人物，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明白這些，我明白雖然記錄得夠多，可還得寫下去——正如兩千多年前，柏拉圖記錄了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那場獄中哲學辯論。如果沒有柏拉圖留下來的文字，蘇格拉底也會被時間抹掉，他的死也是一個漸漸遠去的謎，不會至今還激蕩著我們。
是的，我寫出了《六四 我的證詞》和《子彈鴉片》，兩本書是一個整體，都記述了30年前的天安門大屠殺的受難者，許多人死了，許多人被監獄毀了——他們雖然出了監獄，卻在一座沒有圍牆的更大的監獄中，朝不保夕，生不如死。2000年1月13日，劉曉波第三次出獄時，讀完《六四 我的證詞》，曾寫信給我：“......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六四 我的證詞》記錄了我四年牢獄，花樣翻新的酷刑，雞姦，死刑犯的最後時刻，絕望與變態。為了在狹窄的野獸籠子裡活下去，我已忘記我是政治犯。記得前蘇聯崩潰前夕，那邊囚禁了戈爾巴喬夫，宣布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這邊的重慶看守所也如臨大敵，加了雙崗，在二樓過道和一樓鐵柵，竟有兩挺重機槍前後瞄準我們。犯人們被一個個叫出去談話，卻只能表示“他們挽救了蘇聯挽救了黨”。有個犯人不識時務，表示“這是謀反”，結果被按倒在地，被電警棍捅了肛門。
十五年前，我開始了《子彈鴉片》的采寫，從未想過有出版機會。數不清的像六四坦克人王維林那樣的街頭抗暴者，有的被當場射殺，有的被戒嚴部隊抓住，活活打死，沒死的，有的失蹤，有的判死刑、無期、二十年、十幾年。血氣方剛的小伙子進去，受盡各種折磨，生產什麽橡膠手套、陰道擴展器、紙板棺材等等，出獄時卻被改造成跟不上資本主義潮流的陽痿的失意者。
接著是53歲那年，我用《周易》占了一卦，得“復”。意思是天地的循環，以七日為周期。於是我懷揣這兩部證詞，買通黑社會走過中越邊境，流亡了。當時我隨身帶著四個拳頭大的諾基亞手機，一個公開的，供警方跟蹤，兩個私下的，與黑社會和德國一個隱身的朋友單線聯繫，還有一個備用。電池隨時裝卸。這套原始的障眼法，那時挺管用的，而現在，我的寶貝諾基亞早被淘汰，手機卡、刀具和易燃易爆品一樣，購買時都必須掃描《身份證》。
“互聯網將摧毀專制，市場化將催生民主”，這曾是美國一位著名政客的風靡一時的預言，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不謀而合。於是在美國的傾力支持下，中國被批准加入世貿組織，被給予最惠國待遇——20多年過去，不是“互聯網摧毀專制”，而是專制政權大肆利用西方網路科技，對全中國實行全面監控，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只要是一個異議分子，都會被竊聽和跟蹤，你的任何一次銀行進出和任何一段網上言論都會被記錄，並隨時轉換成你危害國家的罪證。
在酒店、車站和機場，你的人臉會被警察從手機或電腦屏幕自動識別——被西方人發明和不斷升級的互聯網和市場化，就這樣有效地幫助了獨裁統治。進而挑戰西方民主——比如中國有防火牆，翻越防火牆，流覽海外網站是“違法犯罪”，警察有權抓人；而西方國家沒有防火牆，幾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國人，還有不少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都可隨意使用微信、微博、華為軟體等等，卻不知不覺被監視和跟蹤，如果你有過激、可疑、諷刺或其它手段的顛覆言論，微信管理員就會發出「取消帳號」的警告，甚至不警告就直接取消，你暫時「失蹤」了，你在國內的家人、朋友說不定也會惹上麻煩。
最近的案例是成都秋雨聖約教案。警方通過對這個特定微信朋友圈的隨時掌控，在2018年12月9日晚間，同時抓捕了這個家庭教會的100多名基督徒，還凍結了不少銀行賬戶，卻抹去了一切現場目擊證據。教案核心人物王怡牧師，也是我多年的詩友，才華不在李必豐之下，當我為他發出呼籲時，許多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我明白，我在重複8年前流亡伊始的工作，推廣一個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陌生人，他已經被失蹤7個月，面臨10年以上的刑期。
在這兒，我朗讀一首王怡的詩——此時為他們而戰，是我流亡生活的重要部分。這很可能失敗，可如果我沉默，就連失敗的激情也將消逝殆盡——而這恰恰是一本見證性傑作的源泉——《1984》令人沮喪，寫出了《1984》，就不那麼沮喪了：
在這個時代，你必須寫一首涉嫌犯罪的詩。
一排漢語，可以顛覆一個政權。
十四行詩，可以顛覆十四個政權。
在秘密的化裝舞會上，讓認出你的人
認出你來。認不出你的，更加認不出你。
在這個時代，你必須讓領袖害怕一首詩。
一個比喻，是一枚核彈。
商女不知，滿紙荒唐言，一把亡國淚。
在最糟糕的日子，也有巨大的湧浪襲來。
死亡，成了囚犯，被水羈押著。
誰不是政治犯家屬呢？誰不是鬼魂的未亡人？
在這個時代，你朗誦一首詩，涉嫌三、五個罪名。
你不朗誦，你就被他們朗誦。
在這個時代，瞎子吶吶自語。
神聖，神聖，神聖。瞎子問聾子，你看見了嗎？
在這個時代，你必須寫一首涉嫌犯罪的詩。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2019年5月28日於漢堡
Liao Yiwu: „Die Abgeschmacktheit und Grausamkeit der Welt“
Der chinesische Schriftsteller und Friedenspreisträger Liao Yiwu hielt am Dienstag im Körber Forum die dritte „Rede zum Ex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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