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无从谈学术性，感触太深的一孔之见罢了。

 

先说件往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因工作与一位老革命结成了朋友。契因是关于一部小说的续集如何才能获得通过而出版，他对此提了不少建议，特别告我如何打擦边球。

 

我原以为他即使全抛官腔也会谨慎用词，自当感谢他的开诚相待，便感慨：“你不但让我开了眼界，而且让我见识了你的本色。”

他道：“整整二十年，我在一个鬼世界打滚。”

他意犹未尽，又道：“会要一代不如一代的，我看不见刹车的可能。除非。。。。。不敢想象。”

 

结合这位长者的宦海生涯，我无须怀疑他的至情与无奈。他先前走的路子我不清楚，但我已知此前二十年他的宦海沉浮。他曾是林彪当红时的军队总政治部属下的一个二级部长，林彪倒台，他遭株连。两年后，他得到解脱。粉碎“四人帮”，苏振华挑了一百多人，随他前往上海接管各个部门权力，长者是其中一人，很快做上了上海市委常委。不久，他又被审查，疑他是“四人帮”的人。审查仍无据，被贬去内地我所在的省的省委挂个闲差，部级级别和待遇不变，但再无实权。

 

 

他所说的在鬼世界打滚，无疑是指在中共权斗场被绞肉机无情地抛上掷下，面对人心叵测的防不胜防。听话听音，后者予他刺激更大。

 

再说一事，不久后张爱萍的类似感慨，使我更加相信他们不像是发泄个人恩怨。张爱萍针对的是官样文章，文革悲剧是极左路线所致。他认为人的品行这个因素很重要也要谈。因为制度是人定的，人的太过卑劣品行不可以都推往制度，路线上去。

 

我以为这位前国防部长一样属于心灵遭受巨创后的痛定思痛。极力为路线，制度辩护，避谈人的个人行为，多为御用文人工作。当然为大局着想，多数老军人也会注意场合，约束感情。张爱萍的真性情，类似于彭德怀，是出了名的。

 

这就于无形中反映了一个严酷事实。中共以及红朝百年间的嗜血成性，对外人不留情对自己人一样不留情，避而不谈行为人的品行因素，只能是整体素质太过卑劣，卑鄙小人太多。前者讲出来太损自家颜面，后者人数太多想究责也究责不过来。尤其究责之剑指向已死的人和倒霉蛋可能后患不大，能够指向正在台上的权贵人物吗？

 

然而，对一场又一场的惊天浩劫中的作恶者，对改开中疯狂掠夺国资民财的盗国贼，甚至对那些完全信口雌黄的党的宣传官员，只追究其时代背景以及他们作为执行者的从属责任。今天的时代是不够的，将无助于打倒极权后提高这块痛苦土地的认识，也无从伸张正义，因为对那些反人类者，不可以谈和理非。否则，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确立的新准则，“良心是最高法律”，就说不通。以色列迄今仍在追捕法西斯分子的行为，也就不免以暴易暴之嫌。

 

事实上，红朝七十年犯下的滔天罪孽，首因当然是它的权力架构，指导思想，制度，规章。其众多行为人的极度蔑视良心，任由兽性作祟，其对受害者的伤害，对社会生活的毒化，不可以不谈。环境与兽性有密切联系，但非具体个案上都属于必然关系。例如枪决张志新的前后，执行人并做不到拒不执行，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并未规定一定要使用那种凶残方式，采取那种凶残方式的人也未必就能因此升官晋爵。坚持那样做，首先就是兽性压倒一切的问题。这样的人，制度与品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孰轻孰重？

 

进一步说，中共格外强调政治当然是取经于苏俄的制度使然，但中共从不讲道德底线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推向极致就成了自己的特色。犹如从鸦片中提炼海洛因，放大的效应可以惊人。今天，中共制度与权贵们品行的关系，恰如鸦片与海洛因的关系。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

 

我个人以为，陈独秀时期的中共不失为一个理想主义政党。那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多人有心解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忍心看着几亿人在愚昧与贫困之中挣扎，并不假。他们由信奉欧美的民主，科学生活方式改为信奉苏式马列社会主义，也有其时代性的一面。在二战前那个时代，列强奉行的乃是，也只能是很冷酷的强权路线，整体上谈不上同情世界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苏联社会主义表象上改造现状的高效率，不由难识真情的人不耳目一新。既然那会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他们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救中国，主观上的动机不能说成邪恶。

 

这批小资始料不及的是，莫斯科要的是奴役世界，包括中国，它用卢布包养了中共，便有权命令中共随它的鼓点起舞，不容理想不服从现实政治。这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一代建党人的悲剧。

 

故事继续发酵。莫斯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是同时投注，一度对国民党的期望高于共产党。孙中山去世后，组织结构本来松散的国民党快速分化，亲俄派渐趋下风。就是他们，亲俄也属于傍大树，关注的主要是枪和钱。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权斗足以说明问题。相应地，此情况自然会逼迫莫斯科二选一。它不可能让投资全部打水漂，国民党靠不住了，只能把注都投给共产党。此举既不可能容于国民党的右翼，也不可能容于汪精卫集团，直接加速了宁汉合流。

 

从国家利益上讲，国民党反共，清共势在必行，否则无从阻止苏俄对中国的渗透，蚕食乃至鲸吞。就中共而言，却不免成了苏俄的牺牲品。我以为陈独秀洞察到了这二点，所以他不支持中共武力报复。然而，化解仇恨是需要时间的。具体地说，中共此前仗苏俄之势大闹农会，工运，实属矫枉过正，幼稚又狂热。但国民党的清共也明显地扩大化，例如湖南马日事变的滥捕滥杀，较之矫枉过正更加过分。这一来，中共的武装反抗就有了悲情成份。而任何时代，弱者总是易于博得同情。

 

既有苏俄支持，中共上层那些红了眼睛的小资也就不再理会陈独秀的“右倾”。而一旦走上了武力反叛这条路，就成了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似可以说，中共告别理想主义，应自此时始。

 

告别了理想主义，一应考量就需要服从，也必须服从利害关系，意味着要成功，就得不择手段。但不择手段不等于尽抛底线，二者还是有点区别。不幸，此二者到了中共手里，却是没有一点区别。例如，为钱而绑票自是不择手段，勒索到手钱后又撕票就是尽抛底线。中共玩的总是后一手。

 

中共越是尽抛底线，内心就越恐惧，当然是追随者越多越壮胆。于是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休问他们素质，品行如何，是人还是鬼。此一光荣传统直到今天仍在发扬。本来，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鱼龙混杂在所不免，但太过不分良莠，后患就大了。偏偏中共上层受莫斯科影响的那帮人，居然把阶级出身等同于素质和品行，于是队伍扩充的同时，很多土匪，惯窃，流氓无产者，投机取巧客，等等，便摇身一变。事儿不止如此，这类人人数较之加入共军的朴实农民虽不占优势，但他们的见风使舵，巴结，奉承，唱高调的能力却非朴实农民可比。他们只要爱党，出风头的概率相当大。

 

我以为中共结构成了“三合一”，应自此时始。三分之一是中共上层的小资们，人数在比例上已很小，但也仍旧控制着话语权，三分之一是愚昧农民，人数占了大头，被绑架后又没了退路，只能随波逐流。另外三分之一便是各式“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各个肃反运动中枉死的红军指战员，就是“积极分子”促成的。生理上的承受力总是有限的，几个人受得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逼供手段？而中共队伍里的“积极分子”，嗜血上从来就是无师自通，乐此不疲。再者“积极分子”卖了力，是要回报的。这类人一旦有了权，更大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此时的中共队伍仍需要扩充，这类人的革命积极性就更不容打压。如果说他们执行了“左倾”路线，那么错在上层，不在他们身上。可是共产党上层怎么会错呢？要上层尤其要领袖认错，只能是局面烂的无以为继，或领袖被轰下台的事儿。

 

中共所谓的“左倾”总是没个完，总是左比右吃香,相当多场合，品行比制度更起作用。

 

不过，中共此时的种种闹剧，整体上还是制度问题。标志之一便是上层小资仍掌握着话语权。这从毛泽东此时的几起几落上看得出来。当然，从知识，见解上说，毛泽东也是小资。但从品行上看，毛泽东就只能是枭雄。

 

中共的逆淘汰机制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反映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霸道性格，专断作风，擅长权术，勃勃野心，上层诸公并非不知。但此时保命要紧，哪还能顾得了以后。而要保命，也就是“挽救党和红军”，此时非毛泽东不可。而待到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使红军有了再生希望，再欲约束毛泽东的低劣品行，既不合时宜也无必要了。此事何尝不是天意，要让尊尚明君英主的汉文化把刺激尝个饱。

 

延安整风是第二个反映，毛泽东成了中共成立以来第一个名实相副的独裁者。这里面固然有战争时期需要专断的理由，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上层将此专断制度化为权宜之策。相反，聪明人比赛起了抬轿子。刘少奇卖力吹捧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时时看毛泽东脸色行事。前者为了升官，后者为了保位子。上层尚且如此，中下层怎不跟风。此事既表明了康生领导的中共特务机构的可怕，也表明了匪帮习气在中共直达上层的蔓延。无非形势的好转与战场捷报频传，转移了太多人的注意力，不觉得反常罢了。然而匪帮习气在中共内部势已既成，现代政党应有的素养于中共也就越来越远。

 

男女关系的强迫从侧面见证了中共由政党向邪教组织的转化。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女学生，既有救国愿景，也有浪漫情怀，但多数人并不乐意由组织指定与包办婚姻。但是，进了革命队伍就由不得她们了。她们感情上的空白，痛苦，唯有天知，地知，自己知。无非生米煮成了熟饭，有了儿女后需要为儿女着想，也就只能把肉体和感情献给革命的祭台。突出如江青与叶群，可谓连后悔成为政治夫妻的权力都没有了，几个世人理解她们？

 

理论的贫血，反动，也是中共走向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抗战胜利直到文革结束，中共一直打马列社会主义招牌。顶层的几个大佬需要有块虎皮披在身上，大量的中上层官僚却信以为真。这些人压根儿就闹不懂共产学说的一时合理性与久远反动性各在何处，只知人云亦云，况且不去人云亦云还不行。因为任何不合最高心意的独立见解，只要领袖有所表示，一定会招致群起而攻之。本来就整体素质低劣，逆淘汰机制又使宵小得势，坐大，哪里还容得下独立思考来发言。

 

认为中共渐成邪教，红朝已成恐怖朝代和犯罪时代，中南海已由匪帮盘踞，或许形态上有夸张成份，性质上实非恶意攻击。

 

诚然，中共建政后约有十几年时光，整体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形象并不孬，不乏其人甚至令人肃然生敬。之所以出来这个奇观，其实原因简单。一，中上层的相当多人鉴于江山来之不易，尚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予以了相应地重视。这方面毛泽东强于多数帝王。他被旧文化深深影响的无知工农视为“大救星”，至今拥有“毛粉”不是无缘由。二，浅薄的知识界大肆为“新社会”歌功颂德，相当多人为了名与利，不惜违心粉饰生活，进一步影响了世道人心。例如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精英对胡风的无情讨伐，仅仅是个认知问题？天晓得。三，那些品行卑劣之徒面对鲜花，赞歌，为了显示自个的正面形象，纷纷装模作样，四，队伍的迅速大扩充，确有相当健康力量加入，冲淡了新王朝狰狞一面的色彩。

 

然而，红朝上世注定了短命，源自这几点。一，集权才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需要走向独裁，二，毛泽东嗜权势如命和欲与天公比高的野心，逐渐容不下任何不同意见。三，指导思想的反动要变身为真理，不但需要盲从，而且需要大量积极分子身体力行，这就为积极分子和只有成为积极分子才有光明前途，扫除了论资排辈的一些障碍。这类卑劣小人虽未必马上进入上层，但逐渐占据中层成了不可逆转。四，当此三点成就大气候，便成谁也回天无力之势，毛泽东也不例外。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革，便有要求中共永葆青春朝气的考量。他当然是为了红朝的千年大计和为了实现他改造世界着眼，但无论他持何动机，引发的大反弹既超出他的意料，也超出他的控制力。

 

那么，中共若无毛泽东或毛泽东建政初期驾崩，红朝情况就会大好转么？我以为情况有所好转是大概率，但根本好转无可能。这方面倒是要着重谈制度。今天的习近平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休说换在民主国家了，就是红朝，他若无红色血统，就其才德，不准终身是个小村官。但是红二代需要一个主演，这个主演演技差没关系，只要他能牢记初心。

 

我个人相信，中共及红朝完成“化茧成蝶”，关键一步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至少也是再演旧式皇朝的狡兔死，猎狗烹。中上层权贵可以不懂马克思学说，却不会不懂历史典故。他们屈从于现实，反映的不只是个人的眼前利害考虑，还有中共整体素质的开始烂下去。这点相当重要。因为不沉默不屈服，一定会马上招来同僚和下属的群起而攻之。什么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党的团结，等等，辩词罢了，苍白无力。

 

此情况意味着从此以后红朝的行为，不再是制度主导的产物，而是反动制度与党官们的卑劣人品共同主导的产物。时而互为因果，时而反因为果。事实上，纵观十年文革的演进，中共绝大多数各级党官的表现，在台上则如狼似虎，镇压阶级敌人绝不手软，倒霉时候卑躬屈膝，检讨书上任什么自污的话儿都讲得出来。并不比监狱里那些刑事罪犯的表现，来得有品位。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中共不愿对文革研究开禁的一大原因。

 

往事不堪回首，把戏全穿帮，中共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想不到的地步，症结就在于是建立前述基础上，不但权力构架，基本制度不变，而且人事基因未变。当年的八大遗老，还有陈独秀时期中共小资们的气质吗？由他们招安的众多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具备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人的献身精神?原因简单，前者从绞肉机逃生后，把一切都看破了，后者自知无力扭转大势，只能由麻木而沉沦。

 

更可怕是艾滋病毒广泛传染给了红二代，官二代。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多属于无知和凶狠，他们的知识则用于了阴险加贪婪。他们的表现特别是恶毒地视普通中国人为劣等人，便是对各界精英，也无非是利用，尽人皆知，就不多说了。

 

这与红朝从上世到中世再到末世的宿命也是高度吻合的。红朝无从挣脱宿命，这与它死亡后中国将会怎样，是两回事。今天红二代，官二代多数人的卑劣品行，不但加剧了官场的糜烂，而且发酵了各行各业的溃烂。后者反过来又促成了前者对现实的无奈。纵有改革弊端不再犯罪的好愿望，好措施，也只能空转。因为说到底靠人去执行。例如反腐和扫黑，腐败分子反腐，黑恶分子反黑恶，只会成为笑料。这一来中共就只能靠大扩容来扩大统治基础，希望藉此冲淡血液里的毒素，殊不知党官越多，党身上的毒素越多。因为旧毒素未见淡化，新毒素又来了，使得党的免疫力愈低。要解决此问题，除非这个9000万人的党，大换血精简为几百万人，只是这样一来又同样要命。等于拆掉了房子只剩下地基，它还有能耐再建新房吗？

 

可怜的习当局，委实没招了。他果然要求“不忘初心”，无异于演小品，却又演技上不如赵本山。换句话讲，如今各级官场极目是罪犯，交给它什么好制度都枉然。需要谈红朝人的因素，理由就在这里。

 

固然，中共整体上素质如此低劣，也有人性原因更有历史原因，后者便是过时文化与十九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现实的作用。千年的荒谬种下的苦果，全迁怒于后世埋单人是不对的，但很多埋单人明明犯了罪仍旧心安理得，就一样不通了。进一步说，中共作为犯罪组织，不等于所有组织成员都参与了犯罪。便是犯罪者，罪行也有不可宽恕和应予宽恕之区别，当然，宽恕的前提之一是他们少不得羞愧与忏悔。

 

一句话，一个由反动制度和由无数小人进化的犯罪分子主导的红朝，今天仍能招摇撞骗，得益于官场糜烂引发的社会溃烂，仅仅清理社会腐肉就需要时间，得益于骄傲的欧美政客对中国情况的曾经想当然，加上华尔街要分赃，不惜对中共大输血，这已经是上天给予红朝的开恩眷顾了，但上天决不会对红朝总慷慨。

 

 

 

拙文无从谈学术性，感触太深的一孔之见罢了。

 

先说件往事。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因工作与一位老革命结成了朋友。契因是关于一部小说的续集如何才能获得通过而出版，他对此提了不少建议，特别告我如何打擦边球。

 

我原以为他即使全抛官腔也会谨慎用词，自当感谢他的开诚相待，便感慨：“你不但让我开了眼界，而且让我见识了你的本色。”

他道：“整整二十年，我在一个鬼世界打滚。”

他意犹未尽，又道：“会要一代不如一代的，我看不见刹车的可能。除非。。。。。不敢想象。”

 

结合这位长者的宦海生涯，我无须怀疑他的至情与无奈。他先前走的路子我不清楚，但我已知此前二十年他的宦海沉浮。他曾是林彪当红时的军队总政治部属下的一个二级部长，林彪倒台，他遭株连。两年后，他得到解脱。粉碎“四人帮”，苏振华挑了一百多人，随他前往上海接管各个部门权力，长者是其中一人，很快做上了上海市委常委。不久，他又被审查，疑他是“四人帮”的人。审查仍无据，被贬去内地我所在的省的省委挂个闲差，部级级别和待遇不变，但再无实权。

 

 

他所说的在鬼世界打滚，无疑是指在中共权斗场被绞肉机无情地抛上掷下，面对人心叵测的防不胜防。听话听音，后者予他刺激更大。

 

再说一事，不久后张爱萍的类似感慨，使我更加相信他们不像是发泄个人恩怨。张爱萍针对的是官样文章，文革悲剧是极左路线所致。他认为人的品行这个因素很重要也要谈。因为制度是人定的，人的太过卑劣品行不可以都推往制度，路线上去。

 

我以为这位前国防部长一样属于心灵遭受巨创后的痛定思痛。极力为路线，制度辩护，避谈人的个人行为，多为御用文人工作。当然为大局着想，多数老军人也会注意场合，约束感情。张爱萍的真性情，类似于彭德怀，是出了名的。

 

这就于无形中反映了一个严酷事实。中共以及红朝百年间的嗜血成性，对外人不留情对自己人一样不留情，避而不谈行为人的品行因素，只能是整体素质太过卑劣，卑鄙小人太多。前者讲出来太损自家颜面，后者人数太多想究责也究责不过来。尤其究责之剑指向已死的人和倒霉蛋可能后患不大，能够指向正在台上的权贵人物吗？

 

然而，对一场又一场的惊天浩劫中的作恶者，对改开中疯狂掠夺国资民财的盗国贼，甚至对那些完全信口雌黄的党的宣传官员，只追究其时代背景以及他们作为执行者的从属责任。今天的时代是不够的，将无助于打倒极权后提高这块痛苦土地的认识，也无从伸张正义，因为对那些反人类者，不可以谈和理非。否则，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确立的新准则，“良心是最高法律”，就说不通。以色列迄今仍在追捕法西斯分子的行为，也就不免以暴易暴之嫌。

 

事实上，红朝七十年犯下的滔天罪孽，首因当然是它的权力架构，指导思想，制度，规章。其众多行为人的极度蔑视良心，任由兽性作祟，其对受害者的伤害，对社会生活的毒化，不可以不谈。环境与兽性有密切联系，但非具体个案上都属于必然关系。例如枪决张志新的前后，执行人并做不到拒不执行，这是制度问题。但制度并未规定一定要使用那种凶残方式，采取那种凶残方式的人也未必就能因此升官晋爵。坚持那样做，首先就是兽性压倒一切的问题。这样的人，制度与品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孰轻孰重？

 

进一步说，中共格外强调政治当然是取经于苏俄的制度使然，但中共从不讲道德底线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推向极致就成了自己的特色。犹如从鸦片中提炼海洛因，放大的效应可以惊人。今天，中共制度与权贵们品行的关系，恰如鸦片与海洛因的关系。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

 

我个人以为，陈独秀时期的中共不失为一个理想主义政党。那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多人有心解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忍心看着几亿人在愚昧与贫困之中挣扎，并不假。他们由信奉欧美的民主，科学生活方式改为信奉苏式马列社会主义，也有其时代性的一面。在二战前那个时代，列强奉行的乃是，也只能是很冷酷的强权路线，整体上谈不上同情世界劳动者的苦难生活。苏联社会主义表象上改造现状的高效率，不由难识真情的人不耳目一新。既然那会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他们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救中国，主观上的动机不能说成邪恶。

 

这批小资始料不及的是，莫斯科要的是奴役世界，包括中国，它用卢布包养了中共，便有权命令中共随它的鼓点起舞，不容理想不服从现实政治。这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一代建党人的悲剧。

 

故事继续发酵。莫斯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是同时投注，一度对国民党的期望高于共产党。孙中山去世后，组织结构本来松散的国民党快速分化，亲俄派渐趋下风。就是他们，亲俄也属于傍大树，关注的主要是枪和钱。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权斗足以说明问题。相应地，此情况自然会逼迫莫斯科二选一。它不可能让投资全部打水漂，国民党靠不住了，只能把注都投给共产党。此举既不可能容于国民党的右翼，也不可能容于汪精卫集团，直接加速了宁汉合流。

 

从国家利益上讲，国民党反共，清共势在必行，否则无从阻止苏俄对中国的渗透，蚕食乃至鲸吞。就中共而言，却不免成了苏俄的牺牲品。我以为陈独秀洞察到了这二点，所以他不支持中共武力报复。然而，化解仇恨是需要时间的。具体地说，中共此前仗苏俄之势大闹农会，工运，实属矫枉过正，幼稚又狂热。但国民党的清共也明显地扩大化，例如湖南马日事变的滥捕滥杀，较之矫枉过正更加过分。这一来，中共的武装反抗就有了悲情成份。而任何时代，弱者总是易于博得同情。

 

既有苏俄支持，中共上层那些红了眼睛的小资也就不再理会陈独秀的“右倾”。而一旦走上了武力反叛这条路，就成了不归路，要么成功，要么死亡。似可以说，中共告别理想主义，应自此时始。

 

告别了理想主义，一应考量就需要服从，也必须服从利害关系，意味着要成功，就得不择手段。但不择手段不等于尽抛底线，二者还是有点区别。不幸，此二者到了中共手里，却是没有一点区别。例如，为钱而绑票自是不择手段，勒索到手钱后又撕票就是尽抛底线。中共玩的总是后一手。

 

中共越是尽抛底线，内心就越恐惧，当然是追随者越多越壮胆。于是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休问他们素质，品行如何，是人还是鬼。此一光荣传统直到今天仍在发扬。本来，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鱼龙混杂在所不免，但太过不分良莠，后患就大了。偏偏中共上层受莫斯科影响的那帮人，居然把阶级出身等同于素质和品行，于是队伍扩充的同时，很多土匪，惯窃，流氓无产者，投机取巧客，等等，便摇身一变。事儿不止如此，这类人人数较之加入共军的朴实农民虽不占优势，但他们的见风使舵，巴结，奉承，唱高调的能力却非朴实农民可比。他们只要爱党，出风头的概率相当大。

 

我以为中共结构成了“三合一”，应自此时始。三分之一是中共上层的小资们，人数在比例上已很小，但也仍旧控制着话语权，三分之一是愚昧农民，人数占了大头，被绑架后又没了退路，只能随波逐流。另外三分之一便是各式“积极分子”。很大程度上，各个肃反运动中枉死的红军指战员，就是“积极分子”促成的。生理上的承受力总是有限的，几个人受得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逼供手段？而中共队伍里的“积极分子”，嗜血上从来就是无师自通，乐此不疲。再者“积极分子”卖了力，是要回报的。这类人一旦有了权，更大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此时的中共队伍仍需要扩充，这类人的革命积极性就更不容打压。如果说他们执行了“左倾”路线，那么错在上层，不在他们身上。可是共产党上层怎么会错呢？要上层尤其要领袖认错，只能是局面烂的无以为继，或领袖被轰下台的事儿。

 

中共所谓的“左倾”总是没个完，总是左比右吃香,相当多场合，品行比制度更起作用。

 

不过，中共此时的种种闹剧，整体上还是制度问题。标志之一便是上层小资仍掌握着话语权。这从毛泽东此时的几起几落上看得出来。当然，从知识，见解上说，毛泽东也是小资。但从品行上看，毛泽东就只能是枭雄。

 

中共的逆淘汰机制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反映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霸道性格，专断作风，擅长权术，勃勃野心，上层诸公并非不知。但此时保命要紧，哪还能顾得了以后。而要保命，也就是“挽救党和红军”，此时非毛泽东不可。而待到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使红军有了再生希望，再欲约束毛泽东的低劣品行，既不合时宜也无必要了。此事何尝不是天意，要让尊尚明君英主的汉文化把刺激尝个饱。

 

延安整风是第二个反映，毛泽东成了中共成立以来第一个名实相副的独裁者。这里面固然有战争时期需要专断的理由，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上层将此专断制度化为权宜之策。相反，聪明人比赛起了抬轿子。刘少奇卖力吹捧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时时看毛泽东脸色行事。前者为了升官，后者为了保位子。上层尚且如此，中下层怎不跟风。此事既表明了康生领导的中共特务机构的可怕，也表明了匪帮习气在中共直达上层的蔓延。无非形势的好转与战场捷报频传，转移了太多人的注意力，不觉得反常罢了。然而匪帮习气在中共内部势已既成，现代政党应有的素养于中共也就越来越远。

 

男女关系的强迫从侧面见证了中共由政党向邪教组织的转化。当时，那些投奔延安的女学生，既有救国愿景，也有浪漫情怀，但多数人并不乐意由组织指定与包办婚姻。但是，进了革命队伍就由不得她们了。她们感情上的空白，痛苦，唯有天知，地知，自己知。无非生米煮成了熟饭，有了儿女后需要为儿女着想，也就只能把肉体和感情献给革命的祭台。突出如江青与叶群，可谓连后悔成为政治夫妻的权力都没有了，几个世人理解她们？

 

理论的贫血，反动，也是中共走向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自抗战胜利直到文革结束，中共一直打马列社会主义招牌。顶层的几个大佬需要有块虎皮披在身上，大量的中上层官僚却信以为真。这些人压根儿就闹不懂共产学说的一时合理性与久远反动性各在何处，只知人云亦云，况且不去人云亦云还不行。因为任何不合最高心意的独立见解，只要领袖有所表示，一定会招致群起而攻之。本来就整体素质低劣，逆淘汰机制又使宵小得势，坐大，哪里还容得下独立思考来发言。

 

认为中共渐成邪教，红朝已成恐怖朝代和犯罪时代，中南海已由匪帮盘踞，或许形态上有夸张成份，性质上实非恶意攻击。

 

诚然，中共建政后约有十几年时光，整体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形象并不孬，不乏其人甚至令人肃然生敬。之所以出来这个奇观，其实原因简单。一，中上层的相当多人鉴于江山来之不易，尚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予以了相应地重视。这方面毛泽东强于多数帝王。他被旧文化深深影响的无知工农视为“大救星”，至今拥有“毛粉”不是无缘由。二，浅薄的知识界大肆为“新社会”歌功颂德，相当多人为了名与利，不惜违心粉饰生活，进一步影响了世道人心。例如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精英对胡风的无情讨伐，仅仅是个认知问题？天晓得。三，那些品行卑劣之徒面对鲜花，赞歌，为了显示自个的正面形象，纷纷装模作样，四，队伍的迅速大扩充，确有相当健康力量加入，冲淡了新王朝狰狞一面的色彩。

 

然而，红朝上世注定了短命，源自这几点。一，集权才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需要走向独裁，二，毛泽东嗜权势如命和欲与天公比高的野心，逐渐容不下任何不同意见。三，指导思想的反动要变身为真理，不但需要盲从，而且需要大量积极分子身体力行，这就为积极分子和只有成为积极分子才有光明前途，扫除了论资排辈的一些障碍。这类卑劣小人虽未必马上进入上层，但逐渐占据中层成了不可逆转。四，当此三点成就大气候，便成谁也回天无力之势，毛泽东也不例外。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革，便有要求中共永葆青春朝气的考量。他当然是为了红朝的千年大计和为了实现他改造世界着眼，但无论他持何动机，引发的大反弹既超出他的意料，也超出他的控制力。

 

那么，中共若无毛泽东或毛泽东建政初期驾崩，红朝情况就会大好转么？我以为情况有所好转是大概率，但根本好转无可能。这方面倒是要着重谈制度。今天的习近平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休说换在民主国家了，就是红朝，他若无红色血统，就其才德，不准终身是个小村官。但是红二代需要一个主演，这个主演演技差没关系，只要他能牢记初心。

 

我个人相信，中共及红朝完成“化茧成蝶”，关键一步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至少也是再演旧式皇朝的狡兔死，猎狗烹。中上层权贵可以不懂马克思学说，却不会不懂历史典故。他们屈从于现实，反映的不只是个人的眼前利害考虑，还有中共整体素质的开始烂下去。这点相当重要。因为不沉默不屈服，一定会马上招来同僚和下属的群起而攻之。什么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党的团结，等等，辩词罢了，苍白无力。

 

此情况意味着从此以后红朝的行为，不再是制度主导的产物，而是反动制度与党官们的卑劣人品共同主导的产物。时而互为因果，时而反因为果。事实上，纵观十年文革的演进，中共绝大多数各级党官的表现，在台上则如狼似虎，镇压阶级敌人绝不手软，倒霉时候卑躬屈膝，检讨书上任什么自污的话儿都讲得出来。并不比监狱里那些刑事罪犯的表现，来得有品位。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中共不愿对文革研究开禁的一大原因。

 

往事不堪回首，把戏全穿帮，中共不得已搞起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今天想不到的地步，症结就在于是建立前述基础上，不但权力构架，基本制度不变，而且人事基因未变。当年的八大遗老，还有陈独秀时期中共小资们的气质吗？由他们招安的众多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具备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人的献身精神?原因简单，前者从绞肉机逃生后，把一切都看破了，后者自知无力扭转大势，只能由麻木而沉沦。

 

更可怕是艾滋病毒广泛传染给了红二代，官二代。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多属于无知和凶狠，他们的知识则用于了阴险加贪婪。他们的表现特别是恶毒地视普通中国人为劣等人，便是对各界精英，也无非是利用，尽人皆知，就不多说了。

 

这与红朝从上世到中世再到末世的宿命也是高度吻合的。红朝无从挣脱宿命，这与它死亡后中国将会怎样，是两回事。今天红二代，官二代多数人的卑劣品行，不但加剧了官场的糜烂，而且发酵了各行各业的溃烂。后者反过来又促成了前者对现实的无奈。纵有改革弊端不再犯罪的好愿望，好措施，也只能空转。因为说到底靠人去执行。例如反腐和扫黑，腐败分子反腐，黑恶分子反黑恶，只会成为笑料。这一来中共就只能靠大扩容来扩大统治基础，希望藉此冲淡血液里的毒素，殊不知党官越多，党身上的毒素越多。因为旧毒素未见淡化，新毒素又来了，使得党的免疫力愈低。要解决此问题，除非这个9000万人的党，大换血精简为几百万人，只是这样一来又同样要命。等于拆掉了房子只剩下地基，它还有能耐再建新房吗？

 

可怜的习当局，委实没招了。他果然要求“不忘初心”，无异于演小品，却又演技上不如赵本山。换句话讲，如今各级官场极目是罪犯，交给它什么好制度都枉然。需要谈红朝人的因素，理由就在这里。

 

固然，中共整体上素质如此低劣，也有人性原因更有历史原因，后者便是过时文化与十九世纪以来积贫积弱现实的作用。千年的荒谬种下的苦果，全迁怒于后世埋单人是不对的，但很多埋单人明明犯了罪仍旧心安理得，就一样不通了。进一步说，中共作为犯罪组织，不等于所有组织成员都参与了犯罪。便是犯罪者，罪行也有不可宽恕和应予宽恕之区别，当然，宽恕的前提之一是他们少不得羞愧与忏悔。

 

一句话，一个由反动制度和由无数小人进化的犯罪分子主导的红朝，今天仍能招摇撞骗，得益于官场糜烂引发的社会溃烂，仅仅清理社会腐肉就需要时间，得益于骄傲的欧美政客对中国情况的曾经想当然，加上华尔街要分赃，不惜对中共大输血，这已经是上天给予红朝的开恩眷顾了，但上天决不会对红朝总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