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国内的一位朋友转来在微信中传出的“关于立即制止拆除香堂文化新村，迅速采取措施安定人心的紧急报告”。这份“紧急”对我别有一番滋味。
香堂村中，住着一位我曾经的好友，她的母亲是我父母延安时的熟人。她在我们一家三口被父亲的第二任妻子逼出家门找不到落脚处时，腾出了自己的一间居室，借给我们安顿下来。半年多，两家人同在一个蜂窝煤炉子上煮食，挤在小小的九吋黑白电视机前观看女排第一次夺取世界冠军的鏖战，还有容志行领军的中国足球冲出亚洲，中国冰球队晋级B组……两家人共同沉浸在中国人从十年文革浩劫中走出后振兴、奋起的激情中。那种温暖我永远不会忘记。
大约十年前，我突然感到好友对我的冷淡，她不再回复我新年寄给她的贺卡，后来听到共同的熟人传话，说她觉得我的思想变得太反动。在北京最后一次同三线工厂的朋友们聚会时，这位好友突然隔着饭桌对我发问：你们美国看到中国同自己的距离越缩越短，再有五十年中国就要赶上美国了，就受不了了，想尽办法压制中国。为什么美国看不得中国的强大，一定要灭掉中国？！我当时真是被她问懵了。我告诉她我生活在美国，感受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和友好。显然地，她根本就不相信。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她贴出了一张照片，手里捧着母亲的遗像，背景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习近平站立在敞篷车上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里驶出的画面。我对着照片里的她说：哪一天我们父母所献身的这个政党欺压到你的头上，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时候，你也许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认同咱们父辈所献身的那个党，要与它顽强地对抗了。我笃定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国土上，无一家庭幸免于被折腾，只是七荤八素和咸淡的不同。
10月23日，一位美国东岸的老朋友发来了一个链接，是一段香堂村的业主们激愤地与镇党支书和镇长对话的视频，我看到曾经的好友就站在人群之中。领头向两位镇首长发出质问的男士的最后两句话令我百感交集：“……我们都是党员干部……我们也给别人做工作，我们都懂……”他一定同我的那位好友一样，退休前曾是党的一级干部，如今却成了曾经为之效力的政权砧板上的一块肉——政府缺钱了，得把你们赶走卖地。
10月25日，又在网上看到“北京昌平崔村镇村民：就香堂强拆事件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内中有这样的话：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等中央领导和多名部委负责同志曾莅临指导，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曾以《燕山之麓翠华山一峰独秀——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致富之路》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报道、推广……
应当按照中央要求，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依法依规，分类处置……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
而且即便政府强拆得逞，也将信誉无存，民心尽失，法律蒙羞，给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从根本上动摇党的执政之基。这是我们万万不愿看到的……
危难之际，向社会求救。恳请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协助吁请中央立即下令停止强拆，并派出巡视组到香堂调查研究，了解实情。我们完全相信，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香堂强拆事件一定能够迅速平息……
我状告首都机场海关扣留《李锐口述往事》一案已经六年之久。应该说，我和香堂村业主们保卫的东西是共同的：公民的个人利益。但是我们的诉求南辕北辙。我依据“行政诉讼法”状告违法的公权；香堂村的业主依据党的前领导人的评价、党媒的报道、党中央的要求、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根本宗旨，要求党中央派出巡视组调查。我将海关告到法院，是我笃信法比党大；香堂村业主将中共基层组织告到最高一级组织党中央，是为了万万不愿看到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万万不愿看到党的执政基础因之动摇——说透了，信的是党天下，靠的是党天下。
我的走法律程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此路不通”，因为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是党的一级政法机构；香堂村业主走组织路线“吁请中央立即下令停止强拆”，也会是毫无结果。只要看看崔村镇党支书韩军在愤怒的众业主面前的那份成竹在胸，身着红衣的女镇长李桂美那般的镇定自若，你就应该知道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别以为你们原来的地位比我显赫，出身背景说出来更是了得，可你们是过了气儿的遗老遗少，我的靠山是蔡奇，他的后面是“当今”——你们闹吧，闹下大天，最后都得给我老老实实地滚蛋。
尽管我和香堂村的业主们一样都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共产党的铜墙铁壁上，但是我自信前行的道路十分宽广，因为我跟香港人唱的是同一首歌：“昂首、拒默沉呐喊声响透，盼自由归于这里！”而香堂村的业主们除非走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恳请各界人士伸出援手”不会得到太多的回应。那些在十冬腊月的寒风中被逐出北京的“低端人口”，那些身陷囹圄的维权律师们对你们只会侧目而视。香堂村的朋友，请融入争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与统治人民的政权抗争的行列！如此，别人我不知道，我必定会声援你！
再进一步说，当开发商的推土机隆隆地开进香堂村时，最大的受害者是这片小产权土地的使用者——持有农业户口的村民。随着业主们被逐出家门，他们在这片小产权土地上可持续的红利也就消失了。镇支书和镇长会是将土地转让给与北京市政府勾兑好的开发商的最大受益者，农民们也许会同时分得小小的一杯羹，但那是一次性的。不要说养活你三代，那一点点的土地转让费能为你们这一代养老送终，就算烧了高香。香堂村的业主们放下身段，特别是那些父辈靠着农民的支持打下天下的“红二代们”走进农民的家，跟他们说：“我们彼此的利益息息相关，让我们一起来保卫香堂”，才是一种有希望的抗争。
最后要说的是，《李锐口述往事》的口述人李锐今年走了，转眼2020年就要到了。请朋友们像往年那样为我的“跟进”写几句话吧，我将编入岁末、年初的“跟进——感言集锦”。
2019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