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艾:为何公民对中国的司法不信任?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3月31日02时38分 发布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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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艾:为何公民对中国的司法不信任?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3月31日02时38分 发布




   
   
    
    前些天看了电视剧《杨三姐告状》,清末的吏治腐败使民女杨三娥为姐姐申冤而受尽磨难,令人颇有感触。表面看杨三姐的阻力来自财大势大的被告高家,认钱认权不认人的县衙、府衙,了解真相却被迫不能或不敢说出真相的小民这三方面,而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以“皇权”为中心的清朝,在王朝末期已达致官逼民反、怨声载道的崩溃局面,官员的腐败没有机制来约束,而权势即一切的社会价值体系又助长了统治层的嚣张气焰,统治层并非不怕民众揭竿而起颠覆江山,最坐立不安的是最高统治者。其实最高统治者很担忧,恐怕连觉都睡不香甜,大厦将倾之刻即是他本人命绝之时。而官僚阶层则会延续下来,无非改朝换代,改了姓氏的江山仍需要官僚,社会本质上不会发生变化。民还是民,官还是民的父母,而爬上最高统治者位子的皇帝,无论他大权在握之前是土匪出身也好、流氓出身也罢,总之皇帝的历史从至高无上这一刻才开始,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而官就是一个县、府的土皇帝,县衙仿佛官老爷的私家公寓,民众击鼓可以鸣冤,而冤能不能得申却完全取赖于父母官的个人道德水准。在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民众遇见道德水准高、勇于承担得罪权势的严重后果的官的几率很小。所以当一个个体挺身而出为权利而战时,不能依赖“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而是寄希望于体制的人性化文明化的进步与完善。
   
    杨三姐在发现姐姐是被人下毒致死后,毅然决然地选择告状之途去为地下的姐姐申冤,而不顾旁观者的劝阻:“你是斗不过高家人的!”第一次升堂后,杨三姐似乎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大人会秉公执法的。可是一切幻像破灭得快而狠,第二次升堂前,高家给了县衙一万两银子和一尊价值不菲的古董,于是疑犯平安地回家了,所有的证人都翻供了,杨二娥非中毒而亡,乃疾病致死。杨三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没有妥协,但她开始领悟这个世界跟她想得不一样。之后杨三姐策略地从高家要走三万两银子,再次去告状,把银票给了县衙,并签订协议要求县衙一定得还冤死的杨二娥一个公道。疑犯又被抓去,高家不得已又拿出四万两银子去贿赂县衙,县官收了双方的银子,只好为双方都办点事,于是高家的一个丫鬟成了替罪羊,疑犯被换出,替罪羊被砍头示众。县衙、高家以为,有人给偿命了,杨三娥这下总该死心了吧。可是这个坚强倔强的民女还是不服,因为她知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她哭过也灰心失望过,但仍是坚持要告状。
   
    杨三姐对县衙已失去信心,她不得不寄希望于更高一级的府衙。于是她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府衙击鼓鸣冤,并把高家和县衙一块告了。民告官,让府衙的老爷大吃一惊,这位官僚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涵养的,他答应为杨三姐申冤,之后并真的将真凶高家二少爷高成栋抓来打进了死牢。可是这位官老爷很快也倒戈了,高家老爷出面把儿子从死牢里又捞了出来,杨三姐白叩谢“青天大老爷”了。这次,杨三姐是绝望了,可她并不死心,她还想找机会告状。高家也使出黑社会的手段来,企图让这个“刁民”无声无息地消失。杨三姐的母亲被逼死,她逃亡了,心里有千个万个不服也只好装着,她彻底绝望了。
   
    清朝覆亡,民国政府成立,此时已不再信任政府的杨三姐终于在“新时代”为姐姐申了冤。虽然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的思路不可取,但杨三姐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当下,我们未必有杨三姐的勇气,也未必有杨三姐幸运。毕竟这个时代不一定比当时有所进步,甚至现在的社会环境比当时潜在更险恶的因素,可是告状的司法之路还得走下去,以暴易暴,以黑抗黑,并不能为社会体制带来本质的变革。
   
    耳闻眼见过的众多司法腐败、判决不公等事实,为每个公民寻求法治之途都种下了深深的阴影。为什么公民对司法存在极大的不信任?仅仅因为某些执法者徇私枉法,某些利益集团腿长胳膊粗吗?实质在于制度本身的顽疾,司法不独立,金字塔型的权利结构环环相扣,腐败丛生,利益链动一伤百,于是都成了一家人,什么独立、公正都成了空谈。深陷在制度怪圈中的司法,只能成了法治的代名词,很多公民并不相信这条路。“没有一点关系,普通的小民去打官司,不是输就是被折腾够呛!”再加之昂贵的官司费用,没完没了的时间拖延,都打消着公民迈出法律之步的积极性,于是更多的公民遇事选择私了,或者忍气吞声,免得陷入麻烦之中。“清王朝还能击鼓鸣冤呢,可是我们跑趟法院都不一定有人搭理!”我看到听到的更多的是人们对司法的抱怨和抗议,而这种情绪来自于人们对司法的普遍不信任感。
   
    以我个人为例,我状告中国移动侵犯通信自由权一案,整个诉讼过程下来,我也感到有点筋疲力尽,真是鲜有杨三姐的那种毅力。如果有一个独立、透明的司法制度存在,我想我是乐于使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所有纷争的。重构文明社会的价值体系,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司法体制,才是提升公民建立对司法的信心的有效途径。我们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等到下个时代再去申冤,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该这个时代解决,而不是把官司打到下个时代来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我们也不可能像杨三姐一样去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存在,“包青天”时代是神话,一个道德水准再高的人也会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为了生存而同流合污,贪官并不是他人本身有多坏,而是他所存在的制度把他制造成了“坏蛋”。
   
    这是一个需要公民行动起来维权、吁求三权分立、宪政治国的时代,每个公民都不希望利益集团黑社会化,政府打手化,也不希望自己某天成为“孤岛”上的钉子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