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仿佛鬼子进村，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雇经营的权利，又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成都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30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它们的生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企业负担的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13000亿。如果2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6500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都不应该进入，都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才会使管制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