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无论哪朝哪代，凡专制社会里显赫之辈，基本上会身不由己置身于某个心理阴暗的派系之中。它源自利益，见解，地域，亲情等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此情况构成了生活的色彩斑驳一面，但众多派系并成不了生活主演。主演从来是舞台上主角，不是配角。

 

   中共的派系形成及争斗关系亦不例外。

 

   概略地讲，陈独秀时期的中共，由于很弱势，主要是当时也没得多少权益可争夺，派系划分及夺利争权不明显。无非就是“国际派”与“本土派”争话语权。例如，陈独秀和毛泽东应属于“本土派”，留法留德又留苏的那帮人多半属于“国际派”。“本土派”又可分为“在朝派”与“追风派”。陈独秀，张国焘是当然的“在朝派”，毛泽东，董必武，周佛海等则为“追风派”。后者亦然。留法留德者固然是正宗共产党人，留苏者却是正宗中正宗。

 

   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遭到国民党打压，岌岌可危。上层不甘心失败，又获得苏联支持，便奋起反抗。反抗的前提之一乃是追责党上层的“右倾”。陈独秀只一个总书记职务就在劫难逃。实际，他作为一个无法人地位的空架子子公司总经理，既离不开卢布让公司运转，清高个性又常与莫斯科言行相悖，被莫斯科抛出作为替罪羊也是冤屈得很。毛泽东，张国焘这号人未被株连，应功于他们弯子转得快，既明白救党保党已高于一切，又巴不得“乱世”中有了新的出头机会。尔后数年，“国际派”能够统治中共，实赖来自莫斯科的东风之力。

 

   当时，只要没有莫斯科金钱上，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中共及红军或可苦撑几年，极难在贫瘠的江西大山里打开大局面。毛泽东当然是个少有的军事人才，但任何巧妇也难做无米之炊。只消读一遍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须费力就能发现其重大缺陷。便是他认定武装割据可以成功，依据不外乎受了历史上少数农民造反成功先例的启发，基本上不见他对于苏俄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与支持，于中共及红军垂危士气的强心针作用。事实上，中共在江西仿苏俄模式建立国中之国，且不说当时的条件下此种分裂国家的行为难为后人认可，只说一个历史上的“缓称王”，中共上层全无人识得其重要性吗？然而，“国际派”为了讨好莫斯科，顾不了那么多了。之所以说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消看看他们的中看不中用，便能洞察他们的浅薄。

 

   中共及红军面对又一次大失败，同时不甘心失败，也就风水轮流转，轮到了“本土派”向“国际派”追责。此为遵义会议的由来。不过，此时的“国际派”固然只能担责，“本土派”也没得心思在争权夺利上大做文章。突出表现为遵义会议上大佬们不能不推毛泽东再出山，也就只能接受毛泽东乖戾性格与作风。此后不久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权力斗争，主要是两个军阀争权，算不得“红一”与“红四”的山头斗争。

 

   但中共尤其红军的山头早已形成也是不争的事实。“红一”“红三”两个军团才是嫡系，其他军团皆为杂牌。无非大敌当前，加上就读过黄埔军校的林彪有了点新见解，秉性耿直的彭德怀不善长权谋，山头成见才未逾越底线。各个派系的色彩转向浓厚，是在中共及军队去了陕北，尤其西安事变后能够睡上安稳觉的事儿。从根本上讲，此为共患难易，共江山难的人的劣根性使然。

 

   自此，“本土派”分化出了“红区派”与“白区派”，“湖南帮”与“外省帮”，“井冈山”与“大别山”，“红一”与“红四”，“八路军”与“新四军”，“一野，四野”与“二野，三野”等等。但不论它演化得如何五花八门，一条主线也清晰可见。便是各方的劣根性都受到了自我约束，因为夺得政权前尚不宜让私心太放肆。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才能与权术起了相当大作用。反面的例子是，当年洪秀全若是具备毛泽东的才能与权术，天京内乱或可幸免。

 

   整个毛皇时代，中共新派系及其开始了夺利争权，基本上延续了战争时期的格局。由于论功行赏大体上照顾到了“五湖四海”，加上对高岗，饶漱石无情打压起到了杀鸡儆猴作用，中共文革前的派系间门户成见不深。

 

文革出来了新内容，权斗焦点移到了“嫡系队伍”内部，突出表现为毛整了刘少奇又对林彪下手。不过，文革是否毛皇与昔日同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目的是为了变党天下为家天下，似还值得商榷。我个人以为，政军两界大佬们此时的权斗已近白热化，例如贺龙，叶剑英巴不得彭真倒台，罗瑞卿倒运。邓小平，陈毅的“二，三野”与林彪“四野”的缠斗。周恩来对刘少奇大施阴招。但都算不得目的是夺皇位皇权。既如此，毛泽东干嘛要与几乎整个上中下层官僚结仇呢？是否整肃官僚队伍是文革手段，不是文革目的？目的乃是通过种种手段，为他实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病态野心服务？有一点很明显，此时中共官僚队伍无分派系，皆越来越追求位子和享受，与他的野心也罢雄心也罢皆背道而驰。

 

文革结局是官僚阶级惨胜。这是必然的，打倒一批官僚无伤中共根本，不准还会招来不同派系的幸灾乐祸。但文革新贵把打击面扩大为官僚阶层全体，祸就闯大了，势必招来官僚阶层的整体反对，促使官僚队伍团结，同时也让毛皇下不了台。事实上，毛泽东的本意是让所有的旧官僚“烤烤火”，不可能统统消灭他们，那就等于打倒共产党打倒自己。所有，不论文革如何搞笑，如何疯狂，一条主线始终岿然不动，保证共产党统治中国是所有派系的最大公约数。旧派系官僚如此，新贵名流亦不例外。即便后来清算文革派，仍为保党的手段和目的。

 

这就为改开后把这个最大公约数推向高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不能不说，邪教的组织力之强，非更大外力乃至暴力不足以打败它。随着时间流逝，红一代自然生命纷纷终结，先前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派系色彩进一步淡化乃至无足轻重。突出反映在六 四对学生和民众的大开杀戒，权贵们整体上予以了支持和默认。复辟八旗子弟特权制度，何曾见过哪个派系群起反对？

 

又一个新内容出来了，新时期出现的新派系，如江派，团派以及由地域与姻亲，同窗等关系形成的这个帮那个帮，取代了毛皇时期的旧山头。他们皆打着改革开放的牌子，凝聚力离“理想”更远，结成小圈子和服从党领导全因利益所在。这又是必然的，苏东剧变后，他们中几乎无人不识共产党统治难有善终，但眼下既然相对安全，还有大财可发，当然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个新特色于无形中出来了变异迹向，便是红色权贵的江山有着被平民出身官僚和平演变的危险。此情况类似于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庭的天潢贵胄与曾，左，胡，李汉族官僚集团的关系，这一次“平民派”很快被红二代打败，其鲜明标志乃是江泽民只能靠位子，票子，女子来润滑国家机器，胡锦涛只能以“不折腾”掩饰无力作为，习近平上台后联手王岐山选择性反腐。

 

具体情况当然黑幕重重，丰富多姿。例如江泽民应是个介乎红色权贵与平民出身官僚之间的人物。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不外乎红色权贵高级管家，决不是东家，此三人会为后人理解，不会为后人认同。因为他们最大的政绩是维稳，只要用百年视角看问题，这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仍以晚清历史演进为例：曾，左，胡，李尚且改变不了皇权版图，尔后的张之洞之流又拿什么奈何皇权？那个时代没有派系吗？湘军，淮军明明是两个派系。张之洞，袁世凯一样属于不同派系。但改变皇权版图的原动力是同盟会。进一步说，晚清那些汉族重臣真不识清庭统治悖逆天道人心？他们首先是一个有心无力的问题。今日中国平民出身官僚，文痞，大金融资本家，主要是一个无力也无心的问题。无力是因为红二代不允许其他派系坐大，无心是因为卷入罪恶旋涡太深。.

 

 

 

习近平说过，只有中共才能打倒中共，就时下来说，这个阿二不算太蠢。不过，此话反映的更多是他的凶顽，其潜台词乃是：老子偏要这么干。要共产党垮台，先交几十万，几百万人头来。今日中共权力圈和既得利益圈，整体上就是一个派，红色权贵，大官僚，大金融资本家三位一体派。这是一个经济发展春天里大有韭菜可割的时代出来的三头怪蛇，倒也不乏先例。英，法革命前都曾有过这种时期。权力圈也内斗，但对待被压迫被剥削阶层，它们就是群狼行为。它们发展了经济，却要让好处全归自己，于是逼出了革命，离死也就不远。

 

我个人见识短浅，弄不清许多年来渲染江派，团派，习、江斗等等的动机。窃以为有志于民运的人。不要被乱象蒙蔽了眼睛。中国大变不可避免，哪怕还需十年，十几年。参照法国故事，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小资产阶层和几亿民众的起义，前提仍不免是政治高压与经济大恶化引发的民不聊生。此前，理论上分赃不均引发的怨恨会加剧内斗，却严重忽视了另一点，这样的怨恨根本不敌利益共有的诱惑与综合考量。例如激烈的“九三”之前，国民公会的平民派并无意打倒国王，终结王权，对僧侣阶层和贵族皆求其让点步，但是王权和既得利益集团拒不让步。大革命实由它们逼出。后世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人，只谈后果不谈前因，并不公允。苏东故事未必适应于中国。东欧都是小国，与西欧血浓于水。俄国东正教文化至今不肯诚服新教徒文化，儒教文化较之东正教文化更加历史久远，深入人心。它们皆与大国的魔力结了亲。结合半年来香港事态，不要多指望大陆70年代前出生的人会作为，而大陆权力圈，既得利益圈的大多数人，恰是过时的人，或叫灵魂已死的人。

 

总之，但凡邪教皆自以为是，邪教组织皆以自我为中心，针对内外敌人的手段既残忍，转而追求物质利益也就更贪婪。到了这一步，欲对其理喻可谓难上加难。此基础上太过渲染中共的派系与作用，有点像八卦。当然不排除某个派系在日后变局中起相当作用。

 

 

   一般而言，无论哪朝哪代，凡专制社会里显赫之辈，基本上会身不由己置身于某个心理阴暗的派系之中。它源自利益，见解，地域，亲情等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此情况构成了生活的色彩斑驳一面，但众多派系并成不了生活主演。主演从来是舞台上主角，不是配角。

 

   中共的派系形成及争斗关系亦不例外。

 

   概略地讲，陈独秀时期的中共，由于很弱势，主要是当时也没得多少权益可争夺，派系划分及夺利争权不明显。无非就是“国际派”与“本土派”争话语权。例如，陈独秀和毛泽东应属于“本土派”，留法留德又留苏的那帮人多半属于“国际派”。“本土派”又可分为“在朝派”与“追风派”。陈独秀，张国焘是当然的“在朝派”，毛泽东，董必武，周佛海等则为“追风派”。后者亦然。留法留德者固然是正宗共产党人，留苏者却是正宗中正宗。

 

   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遭到国民党打压，岌岌可危。上层不甘心失败，又获得苏联支持，便奋起反抗。反抗的前提之一乃是追责党上层的“右倾”。陈独秀只一个总书记职务就在劫难逃。实际，他作为一个无法人地位的空架子子公司总经理，既离不开卢布让公司运转，清高个性又常与莫斯科言行相悖，被莫斯科抛出作为替罪羊也是冤屈得很。毛泽东，张国焘这号人未被株连，应功于他们弯子转得快，既明白救党保党已高于一切，又巴不得“乱世”中有了新的出头机会。尔后数年，“国际派”能够统治中共，实赖来自莫斯科的东风之力。

 

   当时，只要没有莫斯科金钱上，精神上的大力支持，中共及红军或可苦撑几年，极难在贫瘠的江西大山里打开大局面。毛泽东当然是个少有的军事人才，但任何巧妇也难做无米之炊。只消读一遍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须费力就能发现其重大缺陷。便是他认定武装割据可以成功，依据不外乎受了历史上少数农民造反成功先例的启发，基本上不见他对于苏俄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与支持，于中共及红军垂危士气的强心针作用。事实上，中共在江西仿苏俄模式建立国中之国，且不说当时的条件下此种分裂国家的行为难为后人认可，只说一个历史上的“缓称王”，中共上层全无人识得其重要性吗？然而，“国际派”为了讨好莫斯科，顾不了那么多了。之所以说他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消看看他们的中看不中用，便能洞察他们的浅薄。

 

   中共及红军面对又一次大失败，同时不甘心失败，也就风水轮流转，轮到了“本土派”向“国际派”追责。此为遵义会议的由来。不过，此时的“国际派”固然只能担责，“本土派”也没得心思在争权夺利上大做文章。突出表现为遵义会议上大佬们不能不推毛泽东再出山，也就只能接受毛泽东乖戾性格与作风。此后不久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权力斗争，主要是两个军阀争权，算不得“红一”与“红四”的山头斗争。

 

   但中共尤其红军的山头早已形成也是不争的事实。“红一”“红三”两个军团才是嫡系，其他军团皆为杂牌。无非大敌当前，加上就读过黄埔军校的林彪有了点新见解，秉性耿直的彭德怀不善长权谋，山头成见才未逾越底线。各个派系的色彩转向浓厚，是在中共及军队去了陕北，尤其西安事变后能够睡上安稳觉的事儿。从根本上讲，此为共患难易，共江山难的人的劣根性使然。

 

   自此，“本土派”分化出了“红区派”与“白区派”，“湖南帮”与“外省帮”，“井冈山”与“大别山”，“红一”与“红四”，“八路军”与“新四军”，“一野，四野”与“二野，三野”等等。但不论它演化得如何五花八门，一条主线也清晰可见。便是各方的劣根性都受到了自我约束，因为夺得政权前尚不宜让私心太放肆。不能不说，毛泽东的才能与权术起了相当大作用。反面的例子是，当年洪秀全若是具备毛泽东的才能与权术，天京内乱或可幸免。

 

   整个毛皇时代，中共新派系及其开始了夺利争权，基本上延续了战争时期的格局。由于论功行赏大体上照顾到了“五湖四海”，加上对高岗，饶漱石无情打压起到了杀鸡儆猴作用，中共文革前的派系间门户成见不深。

 

文革出来了新内容，权斗焦点移到了“嫡系队伍”内部，突出表现为毛整了刘少奇又对林彪下手。不过，文革是否毛皇与昔日同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目的是为了变党天下为家天下，似还值得商榷。我个人以为，政军两界大佬们此时的权斗已近白热化，例如贺龙，叶剑英巴不得彭真倒台，罗瑞卿倒运。邓小平，陈毅的“二，三野”与林彪“四野”的缠斗。周恩来对刘少奇大施阴招。但都算不得目的是夺皇位皇权。既如此，毛泽东干嘛要与几乎整个上中下层官僚结仇呢？是否整肃官僚队伍是文革手段，不是文革目的？目的乃是通过种种手段，为他实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病态野心服务？有一点很明显，此时中共官僚队伍无分派系，皆越来越追求位子和享受，与他的野心也罢雄心也罢皆背道而驰。

 

文革结局是官僚阶级惨胜。这是必然的，打倒一批官僚无伤中共根本，不准还会招来不同派系的幸灾乐祸。但文革新贵把打击面扩大为官僚阶层全体，祸就闯大了，势必招来官僚阶层的整体反对，促使官僚队伍团结，同时也让毛皇下不了台。事实上，毛泽东的本意是让所有的旧官僚“烤烤火”，不可能统统消灭他们，那就等于打倒共产党打倒自己。所有，不论文革如何搞笑，如何疯狂，一条主线始终岿然不动，保证共产党统治中国是所有派系的最大公约数。旧派系官僚如此，新贵名流亦不例外。即便后来清算文革派，仍为保党的手段和目的。

 

这就为改开后把这个最大公约数推向高峰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不能不说，邪教的组织力之强，非更大外力乃至暴力不足以打败它。随着时间流逝，红一代自然生命纷纷终结，先前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派系色彩进一步淡化乃至无足轻重。突出反映在六 四对学生和民众的大开杀戒，权贵们整体上予以了支持和默认。复辟八旗子弟特权制度，何曾见过哪个派系群起反对？

 

又一个新内容出来了，新时期出现的新派系，如江派，团派以及由地域与姻亲，同窗等关系形成的这个帮那个帮，取代了毛皇时期的旧山头。他们皆打着改革开放的牌子，凝聚力离“理想”更远，结成小圈子和服从党领导全因利益所在。这又是必然的，苏东剧变后，他们中几乎无人不识共产党统治难有善终，但眼下既然相对安全，还有大财可发，当然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个新特色于无形中出来了变异迹向，便是红色权贵的江山有着被平民出身官僚和平演变的危险。此情况类似于镇压太平天国后，清庭的天潢贵胄与曾，左，胡，李汉族官僚集团的关系，这一次“平民派”很快被红二代打败，其鲜明标志乃是江泽民只能靠位子，票子，女子来润滑国家机器，胡锦涛只能以“不折腾”掩饰无力作为，习近平上台后联手王岐山选择性反腐。

 

具体情况当然黑幕重重，丰富多姿。例如江泽民应是个介乎红色权贵与平民出身官僚之间的人物。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不外乎红色权贵高级管家，决不是东家，此三人会为后人理解，不会为后人认同。因为他们最大的政绩是维稳，只要用百年视角看问题，这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仍以晚清历史演进为例：曾，左，胡，李尚且改变不了皇权版图，尔后的张之洞之流又拿什么奈何皇权？那个时代没有派系吗？湘军，淮军明明是两个派系。张之洞，袁世凯一样属于不同派系。但改变皇权版图的原动力是同盟会。进一步说，晚清那些汉族重臣真不识清庭统治悖逆天道人心？他们首先是一个有心无力的问题。今日中国平民出身官僚，文痞，大金融资本家，主要是一个无力也无心的问题。无力是因为红二代不允许其他派系坐大，无心是因为卷入罪恶旋涡太深。.

 

 

 

习近平说过，只有中共才能打倒中共，就时下来说，这个阿二不算太蠢。不过，此话反映的更多是他的凶顽，其潜台词乃是：老子偏要这么干。要共产党垮台，先交几十万，几百万人头来。今日中共权力圈和既得利益圈，整体上就是一个派，红色权贵，大官僚，大金融资本家三位一体派。这是一个经济发展春天里大有韭菜可割的时代出来的三头怪蛇，倒也不乏先例。英，法革命前都曾有过这种时期。权力圈也内斗，但对待被压迫被剥削阶层，它们就是群狼行为。它们发展了经济，却要让好处全归自己，于是逼出了革命，离死也就不远。

 

我个人见识短浅，弄不清许多年来渲染江派，团派，习、江斗等等的动机。窃以为有志于民运的人。不要被乱象蒙蔽了眼睛。中国大变不可避免，哪怕还需十年，十几年。参照法国故事，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小资产阶层和几亿民众的起义，前提仍不免是政治高压与经济大恶化引发的民不聊生。此前，理论上分赃不均引发的怨恨会加剧内斗，却严重忽视了另一点，这样的怨恨根本不敌利益共有的诱惑与综合考量。例如激烈的“九三”之前，国民公会的平民派并无意打倒国王，终结王权，对僧侣阶层和贵族皆求其让点步，但是王权和既得利益集团拒不让步。大革命实由它们逼出。后世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人，只谈后果不谈前因，并不公允。苏东故事未必适应于中国。东欧都是小国，与西欧血浓于水。俄国东正教文化至今不肯诚服新教徒文化，儒教文化较之东正教文化更加历史久远，深入人心。它们皆与大国的魔力结了亲。结合半年来香港事态，不要多指望大陆70年代前出生的人会作为，而大陆权力圈，既得利益圈的大多数人，恰是过时的人，或叫灵魂已死的人。

 

总之，但凡邪教皆自以为是，邪教组织皆以自我为中心，针对内外敌人的手段既残忍，转而追求物质利益也就更贪婪。到了这一步，欲对其理喻可谓难上加难。此基础上太过渲染中共的派系与作用，有点像八卦。当然不排除某个派系在日后变局中起相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