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大救星独裁、专制，是暴君。其实大救星举办过许多民主自由盛宴。大鸣大放就是其中之一。
1957年6月3日，西南师范学院停课大鸣大放，发动全体师生帮党整风铲除“三害”——铲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紧接着，全院、各系都是成立了鸣放委员会，各年级、各班成立鸣放小组。院、系鸣放委员会由同级学生会组成，年级、班级鸣放小组由学生选举产生。鸣放委员会和鸣放小组不是领导机构，不领导、不干涉鸣放，它们是“第三产业”，专门为大鸣大放服务。如发放纸笔墨砚供师生写大字报，分配钢板蜡纸刻笔油印机刻印传单、小报，安排讲演会、座谈会供大家发表意见等等。同时总务处还在学院主要干道搭篷拉绳，供张贴大字报用。很快，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布满了校园，各种报社、论坛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如白丁报、海鸥报、燎原报、论坛报、文科论坛……等等不下数十种；海鸥报还创造了一天出版三期，每期印数1000分的纪录。一日三餐开饭时都有各报社发行员拿着一摞摞的油印小报向人散发。任何人都可以写大字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在班级发表意见，也可在全系或全院的论坛上发表讲演。任何人，那怕一个人，领来钢板、蜡纸、刻笔，都可以出版油印小报，例如中文系57级的郭逸仙就一个人办了份《火箭炮部队》油印小报，生物系59级杨春谱也一个人办个刊物《剌》。任何人，不分系科、班级都可以结社、集会，成立鸣放组织，甚至可以在校园内游行演讲或去其他学校串联鼓动，例如外语系二年级就有部分同学高举彩旗敲锣打鼓在学园内游行，在热闹地段发表演说。还有一些人，如历史系的朱永隆、外语系的刘期朗等还和董时光老师一起到重庆大学、重庆建工学院串连、演讲……
大字报之多恐怕难以叫现在的人置信！ 凡墙壁，不管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会议厅、大礼堂、学生食堂、教工食堂，全部被一张张大字报贴满，食堂墙壁上竟搭着梯子贴了五六层！墙壁贴满了，就贴在主干道两傍专设的张贴大字报的篷席上，和有如蛛网的绳索上。这些地方都是贴满了，就干脆把大字报摆放在地面上。办公大楼和图书馆之间宽敞的地面上摆放的大字报就以千万计。夜晚来临，几十个百瓦大灯泡把这个地段照耀如同白昼……。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像中了魔发了疯似的书写和张贴大字报，都像大雨来临前蚂蚁出洞一样拥挤在大字报前观看、评阅。
西南师范学院在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中贴了多少大字报？吓死你！据岳南著《南渡北归》第三卷546页记载：3660142张！
岳南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西南师范学院又欣起‘拔白旗’和‘开展教育革命运动’高潮，至（1958年）6月达到鸣放高峰，在短短两周内，全院师生共写大字报3660142张，平均每天30万张。”
对于这段文字，笔者认为，这3660142张大字报应该是1957年6月初大鸣大放开始至1958年6月底开展教育革命运动止一年多时间内所写；如果仅仅时1958年6月开展“拔白旗”和“教育革命运动”两周内所写，可能不准确。就我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字报从57年6月初大鸣大放开始到次年“拔白旗”，“教育革命”这一年多时间就没停止过。期间经过了57年下半年的“红专大辩论”、“第二次鸣放”、“双反运动”（反对骄、娇二气）、“第二次反右运动”、“反坏运动”等等，都是是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来助威造势的，所以大字报多以达几百万张。
、
这是毛泽东特设的中国式民主自由，是中国有史以来民主自由之大观。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此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此时此刻，我们享受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级、更广泛的民主自由”，恐怕美国佬见了也要自叹弗如。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共运史上的奇迹！西师校园里人人精神振奋，以为从此以后，中国就民主了！自由了！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发们自内心的欢呼：社会主义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轻而易举得到的民主自由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陷饼，一时叫人兴奋。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不管是老谋深算的政客，还是久经历练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满腹经纶的学者、教授，都高兴得太早了。何况我等从未涉世的毛头小子！大家绝对没有想到，既然十多年前，从延安窑洞中抛出的自由民主诱饵，可以蛊惑、欺骗全国的政治家们、学者教授们、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们，以及头脑简单又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们，使他们一个个不遗余力地反对蒋介石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夺得天下，现在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抛诱饵，把那些以喝墨水为生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进而聚而歼之以巩固江山呢？可怜这些以饱读诗书积累智慧来丰富大脑的精英们，无一人识破禅机。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利用这难得的机遇掀起了一个民主运动的高潮。他们或者从报章杂志上得到的启示，或者就自己亲身的经历，对被“解放”以来七八年间的社会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大者如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领袖崇拜、一党专政、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灾难；小者如身边某些党员的刻板固执，道貌岸然，傲慢无知，对“班三角”（由行政指定的党员、团支书、班长组成的班级领导机构）僵化管理体制，脱离群众，钳制思想的否定……
虽然许多意见是对别人观点的重复或赞同，但是许多观点却展现了大学生们深刻的智慧和锐敏的洞察。例如历史系59级学生朱永隆的文章《抽象化的“党”=上帝》。文章说：“党是绝对正确的，它的党员犯了错误而党却一点错误也没有。于是党就成了万能的和绝对正确的东西了。……反对把共产党神化、抽象化、绝对化和当偶像崇拜。”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苏联的个人崇拜，中国的‘三害’，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应该从制度上去研究。”半个多世纪前一个大二学生能发表如此深刻的见解，其思想深度为世人莫及，说他是年青思想家也未尝不可。可惜这位如黑夜中升起的一颗明亮的新星不久惨遭镇压，被逮捕判刑，毁了一生。
还有生物系60级（一年级）19岁的谭家驹，观察到共产党执政八年来的专横跋扈，苛政害民等社会现象，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警告说：“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克服缺点错误，也要像国民党那样没落。”如此“恶毒”的“攻击”，给他换来开除学籍，逮捕判刑的结果。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却无情地证明了谭家驹预言的正确、精准！几乎所有握有大小权柄的党员干部，都用他们的贪污腐败，以权谋么，行贿受贿，嫖赌奸淫等等实际行动，争先恐后地为谭家驹的预言提供无可辩驳实证。
大救星的民主自由盛宴使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既兴奋又糊涂。当6月8号《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许多大学生不知道风向突变，他们认为这绝对不是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什么《人民日报》杀气腾腾要抓右派呢？于是《海鸥报》、《白丁报》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批判《人民日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
6月23日，全院师生员工在大礼堂批判大右派董时光后，情况才急转直下。在此我说明两点：
一是董时光先生在斗争大会上十分从容不迫大义凛然，表现了对专制强权的极大蔑视，有一种古代士大夫临死不屈的风骨。当大会主持人马娴华（后来在陈希同案件中自杀的北京市财政局长王宝森的老婆）勒令董时光检讨时，董时光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走上讲台，以给人作报告的口气说：“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虽然“打倒大右派董时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但董先生的义正词严使斗争大会并未达到目的，草草收场。
二是自此以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反右运动全面铺开。全学院13个系，近200个斑，除图画系、音乐系1、2、3年级实为高中生（初中生入学)不反右派之外，其余斑斑抓右派，斑斑有右派，没听说过没有右派的班级，有的斑右派达1/3。如物理系58级30名学生抓了李德伟、陈昌文等11名右派，中文系58级二班抓了雷崇功、黄鹏先等12名右派，数学系57级2斑揪出贺承烈等10名右派……
西南师范学院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岳南在《南渡北归》第三卷542页说；“短短几日，西南师范学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名，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这里的“短短几日”应该是指6月23日到7月10日的第一次反右斗争，7月10后放暑假反右运动暂停，612名右派就是这个时候揪出来的。1958年3月又进行了清查漏网右派的第二次反右运动，又揪出包括作者在内的100多名右派，因此，西南师范学院揪出的右派学生达700多人！
这个数字的来源：一是1981年，西师某副系主任带领学生来笔者所在学校进行教学实习，谈到当年反右，该副系主任什分气愤地说：“搞什么名堂，西师竟然打了700多右派学生”。二是20年后，即2001年，我们生物系60级毕业41年之后在成都聚会，当年斑上的党员，年级反右组长，后来留校当政工干部，官至图书馆副馆长的杨一之，主动找我这个当年他亲手揪出的右派分子，似有歉意地说：“西师反右确实搞得太左了，揪了700多个右派学生。”他们的两人的说法完全一致。说明西南师范学院反右运动中抓了700多右派学生这个数目是真实的。
还要说明，当时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只有4000人。700多个右派学生占18%以上！这就是大救星民主自由盛宴的伟大成就！
大救星的民主自由盛宴，不仅迫害了数万名右派大学生，更迫害了3百多万知识精英。这笔帐，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2020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