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学法律的时候，就觉得中国大陆法律文化，对受无妄之灾的过于残酷冷血，例如侵权行为法中的受害人赔偿就很少，对强奸罪的受害人女方有一种活该的意味，谁叫你摊上了。总之往谁倒霉揣一脚牺牲了，以维护社会稳定。

你受了无妄之灾，你活该，自费治疗，死了去火葬场进骨灰盒。反正你活该。看到武汉有患者死之前在电话中最后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是该怨社会还是该怨自己。

美国刑法中的无罪推定，就是预设每个人都有概率摊上事犯罪入狱，而中国的有罪推定，就是预设我肯定没事犯罪是肯定是别人，死道友不死贫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这是何等残酷无情冷血的法律文化。后来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里面讲，不是站在强者，而是站在老弱病残，被命运的打击击中的弱者一边。受无妄之灾的，应该去怨谁，是他的原罪吗？是他罪恶惹的，还是命中注定的。

对统治者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温顺的羔羊了，受了无妄之灾，自杀的比比皆是，顶多报复一下社会，二十年来，我看到的敢于报复政府和官员的，几乎没有。我曾和朋友争论过他们报复社会是否正当。因为法律文化中没有抵抗权一说，所以只有自杀和报复社会，连问责政府找政府赔偿，那些知识分子都大白天走路怕鬼，就会吹嘘自己勇敢，自我感动自我神话。

退休的湖北司法厅陈副厅长，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当进入数字目管理模式的时候，你就是一只猪羊。我以前坐绿皮车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猪羊。没有人上人的位置，根本就没法活得像人，我相信这是陈副厅长的内心理由，长期生存得出的结论。灾难频繁的几十年，生存本身就是残酷的淘汰赛，本来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状态。

 

 

 

有个段子。某公知有一次飞机上遇一安徽大学老师，聊天时那老师说，安徽大学不是什么有名的大学，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学校。某公知说，你们原来的校长刘文典可是大名人啊，连蒋介石都敢骂的，你们学校现在还有这样的老师吗？那老师挠挠头，然后看着我说：我们现在学校的每个老师都敢骂蒋介石。

没想到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潮动涟漪，裹挟来的却是陈旧的废料。在社会本身开始抗争的时候，通常都是旧石器时代，作家文人这种老古董出来石头棍子乱扔，有着返祖现象。例如这次武汉作家“方方现象”。专制造成民间抗争永远处于不可提升的初级阶段，还没提起来半点哧溜又掉下去，还没提起来半点哧溜又掉下去。

四十年前启蒙，三十年前启蒙，二十年前的网络启蒙，和今天的网络启蒙，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时候如同沙漠的绿洲，此时的网络启蒙根本就是行动不能或者不敢行动站着不腰疼又自以为是的代名词。

被洗脑的人其实不可怕，大部分好人。外部力量说民主，就民主化了。被钱搞坏的，干什么只要对他不利，都会破坏。被钱搞坏的，比洗脑的恶毒多了。

柴静搞了一个反雾霾的纪录片《穹庐之下》，其中一个观点是雾霾人人有责，“从娃娃抓起”，这种官方生病使劲给老百姓吃药的启蒙观点真是没了脑袋没了良心被狗吃了。好吧，那么多人启蒙谁都挡不住，那么启蒙了四十年了，官方使劲倒车，你这要让老百姓吃多少药。既然越启蒙越惨，就不会改为公民维权。维权中自动启蒙了。

像童之伟教授发布患者信息，迫使政府接受就很好。法学家法政系讲利益，分蛋糕。文人作家讲道义，在疫情灾难中，在我看来，就像对一个在河里快淹死奄奄一息的人说，来来来，我朗诵一首歌德的诗歌给你听，我作为作家牛叉吧，听好背诵一遍。需要用锤子砸的事情，说话是没用的。

以前有个案件，丈夫被人撞死了，妻子起诉事主，一开始妻子真是未亡人在追求正义，讨回丈夫公道，后来妻子碰上喜欢的男人，好了妻子就变得利用前夫的死攫取金钱的意图了。我曾经给电影《1942》写过一段影评，其中说到，宪政是牺牲者遇难者死者的宪政，而不是在灾难中幸运地活下来人的。很多夹边沟叙事中叙事者，带有在灾难中活下来的幸运的夸耀，对后人和被苦难震惊的人面前的炫耀，然后变成生意。幸运活下来的类似妻子，死去的类似丈夫。这个妻子说自己维权，没问题。说自己为了正义为了丈夫的公道，马上就暴露了伪善的马脚。法律上的利益权利应得，没问题。但是伪善就很糟糕。

武汉人可以对方方之代言有看法，既然方方被当作或者默认为为武汉人代言，代言不好是可以有看法的，打个比方说，总不能选出人大代表就不能批判人大代表做的不好。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自以为能够为民众代言，具有天然的代表权，旗帜一树，风吹草动，民众自然影从。可是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回事，根本是断裂的，不仅仅是维权之后二十世纪是断裂对立的，而且在八十年代根本也是断裂对立的。八九当时的广场总指挥他和我说，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法一体。（大概意思，可能有偏差）。只不过只有方方们有主席台麦克风，而武汉普通人没有麦克风，因此看起来方方代言了武汉人。可是武汉人需要的未必是方方这种声音。因为话语权的垄断性，这种代言需要遭受怀疑，质问和反对。

贺维彤说，如果你和你家人不幸沾染了病毒，你还会读方方的日记吗？作家方方本能地是在灾难中幸运活下来人的视角。就像一个葬礼，是活着的人的表演舞台，而死者就是一个道具。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能仅仅是个道具，他们本身必须成为主角，这就涉及到本雅明说的死者的记忆。以死者为主角，其行动是复仇或者替代品要求赔偿。赔偿是原始血亲复仇的文明替代品。

苦难的救赎之道在于文学还是律法，文学就像痛苦的呻吟，呻吟痛苦还在，而法律则避免苦难的产生。所谓圣人不死，苦难不止。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文革死了多少人，方方了；“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文革死了多少人了，方方了；非典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此次疫情死了多少人，还是方方了。可见“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有一个现象：武汉疫情这么大的灾难，最后在舆情缩水为方方笔记的争论，不是围绕武汉疫情展开，而是围绕着一个人展开，一粒芝麻等于整座泰山。在维权运动中也一样，一开始维权人士为维权服务，为大多数人（可能是不确定的）服务，后面有了一定名气，就只围绕自己展开，以自己为中心。

黎明已经来临，我们总不能只习惯于几十年漫漫长夜一盏孤灯，然后不断对孤灯发出赞美拍马屁。既然黎明已经来临，就把孤灯砸了，或者扔到一边，该在阳光之下正常生活。总不能一直保持生病吃药的模式，都快好了，还沉湎于吃药的自我感动膜拜中。要不要砸孤灯。这要看孤灯还值不值钱。我想起大学毕业离校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往学生楼楼下砸开水瓶的场景。开水瓶陪着我们大学生活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总不能带回家，所以砸了它开启新生活是对它最好的怀念。姑且承认启蒙是开药方送药。对于病人来说，吃药是好事。但是一个已经有条件过上正常生活不用吃药的人来说，还喋喋不休让他吃药，会砸死你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让从埃及出来的人，死绝在荒漠里，不得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没有你们，对我们很重要。

二十年前我写李慎之的文章中，引入《封神演义》哪吒剔骨换肉，与李靖之间父子弑杀的神话。对于叛逆者而言，关系的颠覆是首要的，父亲是专制的，儿子就要谈自由，父亲是自由的，儿子就要贬低自由。总之要逆着来，青春期叛逆的武器是可以无穷无尽替换的，随时随地南辕北辙顺手拈来，能打父亲就行。父亲能压住儿子驯化儿子就行。当父子之间斗争的法变为首要的，主义和立场就仅仅是武器，不是需要献身的信念，当然斗争中的儿子可以轻易地识破，所谓父亲的献身不过是骗人的勾当，不过比较隐蔽不好识破，儿子会致力于揭发识破，而儿子对父亲的叛逆，是把立场信念当作武器的，同样把父亲的骗人谎言理想主义彻底贬低为父亲的武器，把父亲身上的法袍拉了下来，拉低了父亲权威，真做假或者假作真的骗人谎言彻底被解构为身体欲望，菩萨金身剥了皮成了泥胎。说来说去，父子之间的斗争，四五一代与年轻人之间的话语争夺，让主义和立场变得很不重要，而到底是服从还是反抗，权威还是平等的问题上升为首位。

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公民社会，其中有一种方法论上的仿佛（as if)，不管真相是有没有，仿佛你已经有了权利，你按照有权利的情形去生存，去行动，致力于生活在真实中。在文革阶段，仿佛你有了权利可以维权，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基础，可以假装你有权利，仿佛你有权利，按照仿佛的情形去生存、去行动去维权。这就是黎明时分，不再是文革时的黑夜孤灯，再围绕着黑夜孤灯做文章掀起运动潮，无异于刻舟求剑。已经有条件，你可以假装天已经亮了起床洗脸准备出门活动。还觉得要守着孤灯崇拜拍马屁，无异于不想起床，不想做事，在黑暗中习惯于黑暗，还在黑暗模式中自以为义。

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完成了由改革到改革之死的过渡，之后骂人就这么说：你全家都是改革派。1968到1989，改革已死观念流行二十年，就结束了。再多灾难劫难，中国都到不了布拉格之春呐。

 

 

武汉的知识分子教授他们很怪，为什么就不敢自己做方方的事情，然后就会围绕着方方争来争去。不外乎来自体制打压。方方已经在前面挡了子弹，后面的随便干。民间一直就围绕着一个出风头的人争来争去。数十年就干这。我捉急了，教了他们一个慈禧老佛爷的办法，让他们去维权，一个人搞一摊子，随便自己搞摊子。后来好了很多。慈禧老佛爷看到洋人打篮球，十几个人就争一个球，很生气，下令一个人赏赐一个篮球，别争了。

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已经开始用维权压倒启蒙，火车扳道工已经把知识分子扳到另外一条铁轨上。没想到武汉的知识分子这么低级，还在启蒙，还在四十年前，还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维权至少是找缝隙撬那块大石头。启蒙他妈的就是念咒语好说歹说的劝石头开花，和街头算命骗钱的差不多。

我们在2003年左右提出一个法政系概念，因为经济改革做大蛋糕产生不公平到了分蛋糕公平的时候，法政系取代经济学家发言。经济学家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言人。作家文人是八十年代的发言人。市场经济对文人作家的替代，是一种进步趋于理性，在我等法学院毕业的人眼睛里，文人作家讨论政治的时候，基本就是个疯子颠趴。法政系当然要比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八十年代文人作家将权利良知化道义化，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和二十一世纪法政系将权利利益化。方方日记有维权的一面，吹哨的一面，披露封锁信息的一面。但谈启蒙和改革开放，简直就是对武汉人民心上再插一刀。难道这苦难还是文革造成的吗？

撕裂对立不是事，即使是美国台湾等民主国家大选中照样可以看到有撕裂对立，不过中国知识界很麻烦的事情，能够致力于凌驾于对立撕裂制造统一性的人很少，有此认识的又不愿意发言。愿意发言的，就想着出名占位出风头，几乎很少人制造统一性。

正如我命名的维权，作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共同行动，其中一头嫁接于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知识性身份抗争立场，有着从人文哲学和经济学向法律滑动的方向。哲学、人文和经济学向法律宪政滑动，例如康德晚年也转入政治和法学。

 

 

七八年前的微博时期，出现了激进的转世党，由于激进所以封杀厉害，而公知们粉丝众多，于是激进的一些人怨恨仇恨公知不给他们转微博。这个世界上龙有龙路蛇有蛇路，你想启蒙改变别人，就需要不影响不破坏别人正常生活的方式，否则只有制造对立怨恨仇恨。  

方方们和他的反对者这种自认弱者和受欺负的心理很有意思。方方这边以及支持者认为自己这一方是受欺负的弱者。爱国者（我不认为是爱强国者，已经差距很大虽然被利用）也认为自己是受欺负的。不同的是出于义愤，前者有很大的节制，后者有不法的冲动。关键不在于爱国不爱国，而是方式是否遵守法律底线。

以前上法学院的时候，就记住了：底线共识是法律上的。道德伦理是碎片化的，冲突的，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哪里有底线共识。

一个屡屡故意冒犯侵害别人的人，对他的赔礼道歉是不能当真的，因为那只是意味着下一步冒犯侵害你。如果你不能弄死他，就远离他。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文人作家所追问的道义良知，顶多能要来李文亮那样的赔礼道歉，或者罪己诏。然后是偶尔一次赔礼道歉可以换取十次冒犯侵害你的时间。草禁言说，以前招安要封官进爵，现在点个赞就搞定。八十年代文人作家所获取的矫正正义，是骗人的，远不如我们03年之后维权要求的赔偿，经济赔偿比赔礼道歉正义多了。对一个屡屡故意冒犯侵害的，要求他赔礼道歉，实在是脑子被驴踢了一大半。当国人眼巴巴地流着口水盯着政府，觉得要分钱撸袖子的时候，满身铜臭的时候，民主就有希望了。

文人作家介入时政，可以说成空对空，持续不停几个月地吹冲锋号。光喊口号，没有冲锋，无数喊口号的司号兵都妄想成为司令。仅仅是个兵哥好不好，而且还是新兵蛋子土八路那种。

维权是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更进一步，要个赔偿有什么恐怖的。都是官方生病好不好，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让老百姓吃药，脑子坏了吧良心给狗吃了吧。吹牛逼自己勇敢，一起让政府赔偿胆子就消失了。《国家赔偿法》二十年前就出台了好不好。广东汪洋说凡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真是惊弓之鸟，大白天走路怕鬼，还说自己勇敢的怂。《今天》的北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那叫勇敢。不是所有的自我感动，都叫勇敢。

启蒙的知识分子低端末梢位置就像快递小哥。像现在的物流业，没有快递小哥哥，宅女收不到快递。但快递小哥并不是救世主，并不是物流世界的核心，而是末端。思想观念产品也需要极大数量的推销员，在各种犄角旮旯社区或者落后山村，推销员仅仅是产业末端而已。

中学或者小学老师其所传授的知识，是非常末端的，但会建立其非常浓重的真理感和自我权威感。据说在民国时期共党的4/3的组成人员都是中小学老师。对于犄角旮旯的乡巴佬，信息封闭没见过世面，自然会把推销员当作是不得了的人物。推销员欺人最后自欺，最后也会把乡巴佬面前建立起来的真理感和自我权威感，用来与思想观念产品的开创人和高端者处来争夺位置。乡巴佬夜郎自大就是此等人物的特征。当快递小哥推销员在体系中很多，并且夺取话语权。就是这个体系的崩溃。如同马克思说体系诞生的掘墓人现象。

民国共党与国民党之间就是这样的。左翼边缘知识分子与民国上层法政系之间也是这样。

传销中金牌推销员容易有僭越教主位置的狂妄。传销体系中不管新的传销员从那个下线开始，也就找到了所谓的上面他一层的启蒙导师，这个传销员有可能把市场做大，积累的下线极多，成为金牌推销员。在众多被洗脑被蛊惑的下线眼里，是神一般存在，被极度崇拜。因此就自我神话，会产生一种客大欺主的野心，做宗做祖。我就见过靠老板发工资的职工一枚对老板搞政治斗争妄图夺权的事。

以前是不能说，后来是随便说不能动不能搞事，一旦搞事就遭遇警察军队国家暴力。只有经济危机或者国际地缘政治才能面对国家暴力。我为什么瞧不上文人作家们，这是一个随便说但不能动不能搞事的时期，随便说都不敢，瓶瓶罐罐很多，自己把自己吓尿，就像没有鬼走个夜路怕死了。

武汉的知识分子落后北京的知识分子四十年。居然围绕着文人作家说启蒙，这不是穿越到西单民主墙。谈启蒙的就好可怕，当官一生病就使劲让老百姓吃药。我这么刻薄是想说，改变价值评价体系吧，把公民启蒙的渴望变为公民维权。李文亮作为吹哨人就符合维权，方方赶紧别讲真话了，多讲假话和维权任选一项。

湖北书记应勇和武汉书记王忠林就是政法系的，官方已经提前于民间，让武汉进入法政系时代哦。官方政法系，民间法政系，一起搞呗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想起了文学诗歌抗争相当于给坦克送玫瑰花的典故。法政系维稳坦克轰隆隆碾压过来了，作家送了几把玫瑰花迎过去，以为是抗争然后人没了，最后镶有玫瑰花的坦克多美好哦。

网友大唐引进黑禄山说，方方主席这一波人成为后文革新贵之后，真正的告别革命进程才算是完成了，称得上是告别革命进程的“组织落实”。小圈子统治方式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旧时代的工农干部及其领导方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后文革新贵还引导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彻底变革。

 

 

 

 

维权就像挡在推土机前面。我小的时候，与别家小孩打架，别人家长使劲拦住我，让他小孩打我。既然想劝架，就要停止伤害或者去拦住伤害一方。拆迁的推土机开到某人的祖宅要压过去，这时候想劝和，就要先拦住推土机前进，而不是挡抗争者身前，让推土机好推过去。

 

 

 

 

 

 

 

 

我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学法律的时候，就觉得中国大陆法律文化，对受无妄之灾的过于残酷冷血，例如侵权行为法中的受害人赔偿就很少，对强奸罪的受害人女方有一种活该的意味，谁叫你摊上了。总之往谁倒霉揣一脚牺牲了，以维护社会稳定。

你受了无妄之灾，你活该，自费治疗，死了去火葬场进骨灰盒。反正你活该。看到武汉有患者死之前在电话中最后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是该怨社会还是该怨自己。

美国刑法中的无罪推定，就是预设每个人都有概率摊上事犯罪入狱，而中国的有罪推定，就是预设我肯定没事犯罪是肯定是别人，死道友不死贫道，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这是何等残酷无情冷血的法律文化。后来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里面讲，不是站在强者，而是站在老弱病残，被命运的打击击中的弱者一边。受无妄之灾的，应该去怨谁，是他的原罪吗？是他罪恶惹的，还是命中注定的。

对统治者来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温顺的羔羊了，受了无妄之灾，自杀的比比皆是，顶多报复一下社会，二十年来，我看到的敢于报复政府和官员的，几乎没有。我曾和朋友争论过他们报复社会是否正当。因为法律文化中没有抵抗权一说，所以只有自杀和报复社会，连问责政府找政府赔偿，那些知识分子都大白天走路怕鬼，就会吹嘘自己勇敢，自我感动自我神话。

退休的湖北司法厅陈副厅长，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当进入数字目管理模式的时候，你就是一只猪羊。我以前坐绿皮车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猪羊。没有人上人的位置，根本就没法活得像人，我相信这是陈副厅长的内心理由，长期生存得出的结论。灾难频繁的几十年，生存本身就是残酷的淘汰赛，本来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状态。

 

 

 

有个段子。某公知有一次飞机上遇一安徽大学老师，聊天时那老师说，安徽大学不是什么有名的大学，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学校。某公知说，你们原来的校长刘文典可是大名人啊，连蒋介石都敢骂的，你们学校现在还有这样的老师吗？那老师挠挠头，然后看着我说：我们现在学校的每个老师都敢骂蒋介石。

没想到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潮动涟漪，裹挟来的却是陈旧的废料。在社会本身开始抗争的时候，通常都是旧石器时代，作家文人这种老古董出来石头棍子乱扔，有着返祖现象。例如这次武汉作家“方方现象”。专制造成民间抗争永远处于不可提升的初级阶段，还没提起来半点哧溜又掉下去，还没提起来半点哧溜又掉下去。

四十年前启蒙，三十年前启蒙，二十年前的网络启蒙，和今天的网络启蒙，根本不是一回事。那时候如同沙漠的绿洲，此时的网络启蒙根本就是行动不能或者不敢行动站着不腰疼又自以为是的代名词。

被洗脑的人其实不可怕，大部分好人。外部力量说民主，就民主化了。被钱搞坏的，干什么只要对他不利，都会破坏。被钱搞坏的，比洗脑的恶毒多了。

柴静搞了一个反雾霾的纪录片《穹庐之下》，其中一个观点是雾霾人人有责，“从娃娃抓起”，这种官方生病使劲给老百姓吃药的启蒙观点真是没了脑袋没了良心被狗吃了。好吧，那么多人启蒙谁都挡不住，那么启蒙了四十年了，官方使劲倒车，你这要让老百姓吃多少药。既然越启蒙越惨，就不会改为公民维权。维权中自动启蒙了。

像童之伟教授发布患者信息，迫使政府接受就很好。法学家法政系讲利益，分蛋糕。文人作家讲道义，在疫情灾难中，在我看来，就像对一个在河里快淹死奄奄一息的人说，来来来，我朗诵一首歌德的诗歌给你听，我作为作家牛叉吧，听好背诵一遍。需要用锤子砸的事情，说话是没用的。

以前有个案件，丈夫被人撞死了，妻子起诉事主，一开始妻子真是未亡人在追求正义，讨回丈夫公道，后来妻子碰上喜欢的男人，好了妻子就变得利用前夫的死攫取金钱的意图了。我曾经给电影《1942》写过一段影评，其中说到，宪政是牺牲者遇难者死者的宪政，而不是在灾难中幸运地活下来人的。很多夹边沟叙事中叙事者，带有在灾难中活下来的幸运的夸耀，对后人和被苦难震惊的人面前的炫耀，然后变成生意。幸运活下来的类似妻子，死去的类似丈夫。这个妻子说自己维权，没问题。说自己为了正义为了丈夫的公道，马上就暴露了伪善的马脚。法律上的利益权利应得，没问题。但是伪善就很糟糕。

武汉人可以对方方之代言有看法，既然方方被当作或者默认为为武汉人代言，代言不好是可以有看法的，打个比方说，总不能选出人大代表就不能批判人大代表做的不好。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自以为能够为民众代言，具有天然的代表权，旗帜一树，风吹草动，民众自然影从。可是在我看来根本不是这回事，根本是断裂的，不仅仅是维权之后二十世纪是断裂对立的，而且在八十年代根本也是断裂对立的。八九当时的广场总指挥他和我说，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法一体。（大概意思，可能有偏差）。只不过只有方方们有主席台麦克风，而武汉普通人没有麦克风，因此看起来方方代言了武汉人。可是武汉人需要的未必是方方这种声音。因为话语权的垄断性，这种代言需要遭受怀疑，质问和反对。

贺维彤说，如果你和你家人不幸沾染了病毒，你还会读方方的日记吗？作家方方本能地是在灾难中幸运活下来人的视角。就像一个葬礼，是活着的人的表演舞台，而死者就是一个道具。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不能仅仅是个道具，他们本身必须成为主角，这就涉及到本雅明说的死者的记忆。以死者为主角，其行动是复仇或者替代品要求赔偿。赔偿是原始血亲复仇的文明替代品。

苦难的救赎之道在于文学还是律法，文学就像痛苦的呻吟，呻吟痛苦还在，而法律则避免苦难的产生。所谓圣人不死，苦难不止。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文革死了多少人，方方了；“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文革死了多少人了，方方了；非典死了多少人，方方了；此次疫情死了多少人，还是方方了。可见“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有一个现象：武汉疫情这么大的灾难，最后在舆情缩水为方方笔记的争论，不是围绕武汉疫情展开，而是围绕着一个人展开，一粒芝麻等于整座泰山。在维权运动中也一样，一开始维权人士为维权服务，为大多数人（可能是不确定的）服务，后面有了一定名气，就只围绕自己展开，以自己为中心。

黎明已经来临，我们总不能只习惯于几十年漫漫长夜一盏孤灯，然后不断对孤灯发出赞美拍马屁。既然黎明已经来临，就把孤灯砸了，或者扔到一边，该在阳光之下正常生活。总不能一直保持生病吃药的模式，都快好了，还沉湎于吃药的自我感动膜拜中。要不要砸孤灯。这要看孤灯还值不值钱。我想起大学毕业离校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往学生楼楼下砸开水瓶的场景。开水瓶陪着我们大学生活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总不能带回家，所以砸了它开启新生活是对它最好的怀念。姑且承认启蒙是开药方送药。对于病人来说，吃药是好事。但是一个已经有条件过上正常生活不用吃药的人来说，还喋喋不休让他吃药，会砸死你的。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们很重要。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让从埃及出来的人，死绝在荒漠里，不得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没有你们，对我们很重要。

二十年前我写李慎之的文章中，引入《封神演义》哪吒剔骨换肉，与李靖之间父子弑杀的神话。对于叛逆者而言，关系的颠覆是首要的，父亲是专制的，儿子就要谈自由，父亲是自由的，儿子就要贬低自由。总之要逆着来，青春期叛逆的武器是可以无穷无尽替换的，随时随地南辕北辙顺手拈来，能打父亲就行。父亲能压住儿子驯化儿子就行。当父子之间斗争的法变为首要的，主义和立场就仅仅是武器，不是需要献身的信念，当然斗争中的儿子可以轻易地识破，所谓父亲的献身不过是骗人的勾当，不过比较隐蔽不好识破，儿子会致力于揭发识破，而儿子对父亲的叛逆，是把立场信念当作武器的，同样把父亲的骗人谎言理想主义彻底贬低为父亲的武器，把父亲身上的法袍拉了下来，拉低了父亲权威，真做假或者假作真的骗人谎言彻底被解构为身体欲望，菩萨金身剥了皮成了泥胎。说来说去，父子之间的斗争，四五一代与年轻人之间的话语争夺，让主义和立场变得很不重要，而到底是服从还是反抗，权威还是平等的问题上升为首位。

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公民社会，其中有一种方法论上的仿佛（as if)，不管真相是有没有，仿佛你已经有了权利，你按照有权利的情形去生存，去行动，致力于生活在真实中。在文革阶段，仿佛你有了权利可以维权，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基础，可以假装你有权利，仿佛你有权利，按照仿佛的情形去生存、去行动去维权。这就是黎明时分，不再是文革时的黑夜孤灯，再围绕着黑夜孤灯做文章掀起运动潮，无异于刻舟求剑。已经有条件，你可以假装天已经亮了起床洗脸准备出门活动。还觉得要守着孤灯崇拜拍马屁，无异于不想起床，不想做事，在黑暗中习惯于黑暗，还在黑暗模式中自以为义。

东欧国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完成了由改革到改革之死的过渡，之后骂人就这么说：你全家都是改革派。1968到1989，改革已死观念流行二十年，就结束了。再多灾难劫难，中国都到不了布拉格之春呐。

 

 

武汉的知识分子教授他们很怪，为什么就不敢自己做方方的事情，然后就会围绕着方方争来争去。不外乎来自体制打压。方方已经在前面挡了子弹，后面的随便干。民间一直就围绕着一个出风头的人争来争去。数十年就干这。我捉急了，教了他们一个慈禧老佛爷的办法，让他们去维权，一个人搞一摊子，随便自己搞摊子。后来好了很多。慈禧老佛爷看到洋人打篮球，十几个人就争一个球，很生气，下令一个人赏赐一个篮球，别争了。

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已经开始用维权压倒启蒙，火车扳道工已经把知识分子扳到另外一条铁轨上。没想到武汉的知识分子这么低级，还在启蒙，还在四十年前，还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维权至少是找缝隙撬那块大石头。启蒙他妈的就是念咒语好说歹说的劝石头开花，和街头算命骗钱的差不多。

我们在2003年左右提出一个法政系概念，因为经济改革做大蛋糕产生不公平到了分蛋糕公平的时候，法政系取代经济学家发言。经济学家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言人。作家文人是八十年代的发言人。市场经济对文人作家的替代，是一种进步趋于理性，在我等法学院毕业的人眼睛里，文人作家讨论政治的时候，基本就是个疯子颠趴。法政系当然要比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八十年代文人作家将权利良知化道义化，九十年代经济学家和二十一世纪法政系将权利利益化。方方日记有维权的一面，吹哨的一面，披露封锁信息的一面。但谈启蒙和改革开放，简直就是对武汉人民心上再插一刀。难道这苦难还是文革造成的吗？

撕裂对立不是事，即使是美国台湾等民主国家大选中照样可以看到有撕裂对立，不过中国知识界很麻烦的事情，能够致力于凌驾于对立撕裂制造统一性的人很少，有此认识的又不愿意发言。愿意发言的，就想着出名占位出风头，几乎很少人制造统一性。

正如我命名的维权，作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共同行动，其中一头嫁接于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知识性身份抗争立场，有着从人文哲学和经济学向法律滑动的方向。哲学、人文和经济学向法律宪政滑动，例如康德晚年也转入政治和法学。

 

 

七八年前的微博时期，出现了激进的转世党，由于激进所以封杀厉害，而公知们粉丝众多，于是激进的一些人怨恨仇恨公知不给他们转微博。这个世界上龙有龙路蛇有蛇路，你想启蒙改变别人，就需要不影响不破坏别人正常生活的方式，否则只有制造对立怨恨仇恨。  

方方们和他的反对者这种自认弱者和受欺负的心理很有意思。方方这边以及支持者认为自己这一方是受欺负的弱者。爱国者（我不认为是爱强国者，已经差距很大虽然被利用）也认为自己是受欺负的。不同的是出于义愤，前者有很大的节制，后者有不法的冲动。关键不在于爱国不爱国，而是方式是否遵守法律底线。

以前上法学院的时候，就记住了：底线共识是法律上的。道德伦理是碎片化的，冲突的，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哪里有底线共识。

一个屡屡故意冒犯侵害别人的人，对他的赔礼道歉是不能当真的，因为那只是意味着下一步冒犯侵害你。如果你不能弄死他，就远离他。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文人作家所追问的道义良知，顶多能要来李文亮那样的赔礼道歉，或者罪己诏。然后是偶尔一次赔礼道歉可以换取十次冒犯侵害你的时间。草禁言说，以前招安要封官进爵，现在点个赞就搞定。八十年代文人作家所获取的矫正正义，是骗人的，远不如我们03年之后维权要求的赔偿，经济赔偿比赔礼道歉正义多了。对一个屡屡故意冒犯侵害的，要求他赔礼道歉，实在是脑子被驴踢了一大半。当国人眼巴巴地流着口水盯着政府，觉得要分钱撸袖子的时候，满身铜臭的时候，民主就有希望了。

文人作家介入时政，可以说成空对空，持续不停几个月地吹冲锋号。光喊口号，没有冲锋，无数喊口号的司号兵都妄想成为司令。仅仅是个兵哥好不好，而且还是新兵蛋子土八路那种。

维权是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更进一步，要个赔偿有什么恐怖的。都是官方生病好不好，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让老百姓吃药，脑子坏了吧良心给狗吃了吧。吹牛逼自己勇敢，一起让政府赔偿胆子就消失了。《国家赔偿法》二十年前就出台了好不好。广东汪洋说凡是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真是惊弓之鸟，大白天走路怕鬼，还说自己勇敢的怂。《今天》的北岛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那叫勇敢。不是所有的自我感动，都叫勇敢。

启蒙的知识分子低端末梢位置就像快递小哥。像现在的物流业，没有快递小哥哥，宅女收不到快递。但快递小哥并不是救世主，并不是物流世界的核心，而是末端。思想观念产品也需要极大数量的推销员，在各种犄角旮旯社区或者落后山村，推销员仅仅是产业末端而已。

中学或者小学老师其所传授的知识，是非常末端的，但会建立其非常浓重的真理感和自我权威感。据说在民国时期共党的4/3的组成人员都是中小学老师。对于犄角旮旯的乡巴佬，信息封闭没见过世面，自然会把推销员当作是不得了的人物。推销员欺人最后自欺，最后也会把乡巴佬面前建立起来的真理感和自我权威感，用来与思想观念产品的开创人和高端者处来争夺位置。乡巴佬夜郎自大就是此等人物的特征。当快递小哥推销员在体系中很多，并且夺取话语权。就是这个体系的崩溃。如同马克思说体系诞生的掘墓人现象。

民国共党与国民党之间就是这样的。左翼边缘知识分子与民国上层法政系之间也是这样。

传销中金牌推销员容易有僭越教主位置的狂妄。传销体系中不管新的传销员从那个下线开始，也就找到了所谓的上面他一层的启蒙导师，这个传销员有可能把市场做大，积累的下线极多，成为金牌推销员。在众多被洗脑被蛊惑的下线眼里，是神一般存在，被极度崇拜。因此就自我神话，会产生一种客大欺主的野心，做宗做祖。我就见过靠老板发工资的职工一枚对老板搞政治斗争妄图夺权的事。

以前是不能说，后来是随便说不能动不能搞事，一旦搞事就遭遇警察军队国家暴力。只有经济危机或者国际地缘政治才能面对国家暴力。我为什么瞧不上文人作家们，这是一个随便说但不能动不能搞事的时期，随便说都不敢，瓶瓶罐罐很多，自己把自己吓尿，就像没有鬼走个夜路怕死了。

武汉的知识分子落后北京的知识分子四十年。居然围绕着文人作家说启蒙，这不是穿越到西单民主墙。谈启蒙的就好可怕，当官一生病就使劲让老百姓吃药。我这么刻薄是想说，改变价值评价体系吧，把公民启蒙的渴望变为公民维权。李文亮作为吹哨人就符合维权，方方赶紧别讲真话了，多讲假话和维权任选一项。

湖北书记应勇和武汉书记王忠林就是政法系的，官方已经提前于民间，让武汉进入法政系时代哦。官方政法系，民间法政系，一起搞呗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想起了文学诗歌抗争相当于给坦克送玫瑰花的典故。法政系维稳坦克轰隆隆碾压过来了，作家送了几把玫瑰花迎过去，以为是抗争然后人没了，最后镶有玫瑰花的坦克多美好哦。

网友大唐引进黑禄山说，方方主席这一波人成为后文革新贵之后，真正的告别革命进程才算是完成了，称得上是告别革命进程的“组织落实”。小圈子统治方式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旧时代的工农干部及其领导方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且后文革新贵还引导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彻底变革。

 

 

 

 

维权就像挡在推土机前面。我小的时候，与别家小孩打架，别人家长使劲拦住我，让他小孩打我。既然想劝架，就要停止伤害或者去拦住伤害一方。拆迁的推土机开到某人的祖宅要压过去，这时候想劝和，就要先拦住推土机前进，而不是挡抗争者身前，让推土机好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