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起斯大林隐蔽战略的概念，我早在2012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不过，原先我一直采用“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来申述的。如《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写道，“因此，我像一名检察官，从浩瀚如海的史料，细心搜集、鉴别、整理史料，寻找出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载于《“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四》/陈智淙(博讯2013年9月17日)）中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事实经过是，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电文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 当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此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尽管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历史和国共内战的历史上是很小很小的事件，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五/孟泳新》(博讯2013年10月20日)） 一文中， 我评点说道：“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在同一篇文章又讲了，“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审理时，不仅要求结论正确，更要求论证正确。 1973年2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发布的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 E34， 269 （287）〕这是作为自由民主的德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德国宪法法院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出的最高认定和最高嘉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从事我们历史研究和作出历史判断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历史事件互相联系的论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

 

    依此我确定了，由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这是主因。决定了成立彭真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立即前往东北赴任，这是果（1）。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即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到东北），这是果（2）。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佯作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这是果（3）。 这果（1）、果（2）、果（3），其总目的就是欲想控制东北，掌握东北，占领全中国，这不是共产党主动挑起内战，又是什么呢？”

 

   这一段话中提到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这样的一个词，在我书写时也觉得，若有可采纳的“好词”时将改写之。到了二零一九年我准备为写作《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搜集资料时看到了吕迅的《大棋局中》的介绍和从网上搜索到的文章《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喜出望外，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词“隐蔽”。真可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为此我在2019年5月4日发表时在介绍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前写了一个简短按语。

 

   “今天公开的附录，是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尽管很短，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今天的人们，斯大林的策略是什么的国共关系，要实现这斯大林策略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要隐蔽，要麻痹美国马歇尔，要麻痹中国蒋介石，要麻痹所有的天下人。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

 

   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

 

  “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成功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

 

   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的援助的时侯，我从来没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 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暇，而我们手上满是泥污”。

 

    就在此时，我也就有了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改写为“斯大林隐蔽战略”的灵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灵感也为我多年来苦苦思索所得出的毛泽东战略找到了一个极其确当的限定词，“毛泽东隐蔽战略”。上面按语中所用到的“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一句话，就是明说的，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之关键所在；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列宁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事业的全部奋斗历史”之关键所在。

 

第二节 对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评价

 

    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商品简介中写道，“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脉络，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

 

    这说明了，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一种历史性的解说，而这种历史性的解说背后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什么呢？作者也只是否定了 “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没有向读者分析、解释何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作者所认为正确的、是值得向读者所推荐的？至于如何去反思呢？那就无从说起了。

 

    总之，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历史事实的一种史料堆砌，而严重地缺失了对国共内战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这一更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也就是说，作者吕迅在回答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为何要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呢？或者，更直接地说，吕迅研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个项目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吕迅却没有回答。其实，我也是过来的人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德国亚琛大学做博士时我的导师就多次地向我指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我从铁道工程及管理专业转到法学专业、又从法学专业转到历史专业后却发现了，在历史专业方面有非常多的博士，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根本不能进一步地追问你做的博士论文有何意义、或者对其和同伴的博士论文进行价值评判问题，更罕觏有人追问何种价值评判是最正确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来自于勃朗斯威克大学铁道专业一名博士生选的题目，他的教授导师〔也是勃朗斯威克大学的校长〕将其论文交给我的导师审阅并请我导师再次担当副审，结果被我导师否决了。我导师否定的理由就是于此，你选了一个题目，就得定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与独创性必须得够博士的水平，还有你写出的论文是否确确实实地解决了你原先提出的问题，没有确确实实地解决问题那就不能算成功。就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发行的，以余英时为顾问由陈永发编写、陈永发因为编写而荣升为院士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而论，该书毫无新意、毫无主见、毫无独创观点、连个博士论文都不够，可以看出，如同那位勃朗斯威克大学那位教授一样，顶级的余英时也不懂这样的问题，也无法回答此类的问题的，只是徒有虚名而已。1979年，美国学者艾恺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还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所谓‘最后的儒家’，是艾恺胡无知妄说，他不知道在梁漱溟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儒家。”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马勇说：“艾恺当年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访谈话题，他就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从来都不这么讲。”从马勇这一既客观又正确的评议中，可以看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余英时欧阳哲生等人却将艾恺的“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论”作为他们论题的原始假设与大前提，以此再作出他们的推论，真是可笑至极。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了国共内战。但要问，国共内战究竟是哪一天开始的呢？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7月起算，结束于1949年，故有三年解放战争之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应该定为从1945年8月8日日本宣布投降日算起。我曾经写一篇短文质疑之。今天，在这里我提出我的观点，是1945年9月14日。为什么有如此之说法？那就得请听以后分解。

 

第三节《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的特点所在

 

    （1）吕迅在《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部几百页的大书中所缺少的就是对国共内战进行价值评判，也就是说，他不回答为什么“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的为什么全都，要不没有提出来、要不提出来但没有回答。

         总之，没有形而上的发问，也没有形而上的回答；更没有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斯大林毛泽东发动的国共内战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值得的？！我在2012到2014年间写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却遭受到了陈奎德的封杀，后只好在别的网站上发表。但我百折不挠地继续沿着我原定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这六、七年的时间中，拼命地学习、拼命地思考，终于将当前有关中国历史的大部分主要问题搞清楚了。主要的成绩按学术分科领域是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理论等领域。《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就是我向公众公开我研究结果的主要核心部分。

    （2）《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讲斯大林是如何实施他的隐蔽战略的历史事实，这主要取自于我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的材料；《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三部分主要讲述毛泽东隐蔽战略从初步构思阶段、可行性研究（包括最大的难点所在及其破解之方略）阶段、初步实施阶段、全面成功阶段（蒙骗全球所有人）的过程的历史事实，当然其最后阶段即为世人识破、全面破产阶段，由于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我也不必多言之。这里所使用大多数材料是我依靠众多的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的历史证据材料，但他们皆因缺乏价值分析的眼力、眼识而被遗忘了的历史证据材料，这是一个方面问题，另一个方面问题则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综观世界刑事诉讼发展史，证据制度的变迁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神示证据制度阶段、法定证据制度阶段和自由心证制度阶段；三种证据制度要解决的其实都主要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差别即在于，在前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或由鬼神来判定或由法律明确规定，而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则往往留由法官自由裁量。由此我认为，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致的。至于为什么最终世界上两大法系全都承认并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否定法定证据制度而进入世界法学现代化的时代呢？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之陆九渊“同心同理说”、和以当代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真理为普遍接受”说，即“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若考察大陆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开始的所谓“司法改革”来看，目前西方世界的现代先进的各种法学理念与制度有的已经确立，如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等，有许多人认为，有的还很不完善，甚至还是空白，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改的“瓶颈”，如自由心证至今还是被认为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三权分立而拒之门外。我则对中共的司法改革从一开始起就持有否定的态度，当然有些改革是可能的，这就有一个范围与边界的判断问题，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司法改革，中共是不准许公民就六四惨案到共产党的法庭去控告共产党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就不会自动放弃专制和实行三权分立的。在这里，我仅仅采用了为中共大陆所禁止的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为我的探索研究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的依据，像一位实行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一样，“用我良心的真诚”（这里的“良心的真诚”取自于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５３条对“自由心证制度”作出的明确的表述：“法律不要求法官们说明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自我确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官们确认证据完备与充分应特别遵循的规则。法律规定了法官们在沉默和静心中独立思考，用他们良心的真诚，去探究所有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理由给自己理智头脑留下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们提出限定其职责全部范围的惟一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确信了吗？’” ），来作出我的判断。由于认识论、方法论、证据的证明力方法、哲学基础上的独特性，至今在中文世界中还没有见过哪个人采用过如此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探索，从而发现别人所不能所见到的见解。这就是在这里介绍我研究体会的第一点，“见人所未见”。

 

       （3）借这里讲第二点之机，讲一讲我对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表述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突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决战中的特殊的儒家观念、地位与杰出贡献，也是面对着长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当代新儒家阵营的混乱、分化、重组过程，我们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追随者们认为，有必要对长期使用、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的命名，一个关键词是“尊德性”派、“心性之学”派，更改为“良知派”，另外一个是“道问学派”，更改为“求是派”，“求是”取自于胡适，“胡适认为父亲对他的影响，主要有兩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兒子」，一方面是程朱的理学遗风。”“胡适在介紹实验主義中的杜威思想時，也曾引用他父親「水必出山無可疑」的詩句，做為介紹實驗主義的一個例子。在治學方法上,（胡适与其父）二人都有实事求是的怀疑精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适是整理國故运动的旗手”（引自于《胡适纪念馆》网）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讲的“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而汉代的名言“实事求是”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运动的灵魂。更为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起名为《求是》杂志，《求是》杂志暨它的前身《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最）主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求是”则取自于“实事求是”之意。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故所以使用“求是派”来描述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派”的思想更为与时俱进和更为确切。

 

    我研究体会的第二点是，“通人所未通”。我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2019年3月29日）写道，“由于本系列文章主要是取这二种不同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作为对决的对手，一个是袁伟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另一个是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这二派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分歧则是对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定性上，具体地讲，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大概谁都很难认定，余英时，包括陈奎德、冯崇义、胡平、严家祺、李慎之、李锐，（这一点也许谁都很难认定，有些人是从属于他的阵营的主将呢还是从属于他的同盟军？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最明白。因为此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是怎样认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是不是邪恶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邪恶党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是以袁伟时为代表来点出中共大陆历史学家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胡华、何干之以及最近刚刚死去的王家范（1938年一2020年7月7日）所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所表现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也包括像应克复（1939年）、以及胡乔木、李慎之、李锐、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金冲及（1930）、许纪霖（1957）等人各种政治观点所表现出的中国现近代历史观，他们都代表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历史观，尽管在表达上有许多互不相同表述，但可以他们的各种历史观的共性、共同点，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他们研究工作的指导准则，因此可称之为中共历史学家派，中共“求是派”；我是以余英时为代表来表示像以余英时（1930）为顾问、陈永发（1944）编写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代表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目前台湾所使用大学教科书所表现出的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胡适、傅斯年、钱穆为代表现代朱熹理学派、中国胡适“求是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西方罗素、费正清为首的西方“求是派”、汉学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自然也包括目前在海外的像余英时、陈奎德、胡平、严家祺、冯崇义以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派表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他们在历史观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通”。其实，“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话本身就出典于毛泽东。“就是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在这些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的人心目背后其实还是他们深深地相信着“毛泽东说的句句是真理”这样的一句话，故由此话语之出。可想，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特别是在美国、世界开始声讨中共习近平时，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中共意识形态之总管王沪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至于讲美国主流思想界、特别是原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其他智库集体，究竟今天是怎样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的历程的、特别是否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恶党这一重要关键点，以及五十年来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历史的，以及能否清晰地确立起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全套的外交政策战略与策略、以及是否能正确地制定出它的破共灭共之策，我们海外中国人还需拭目以待，切莫盲目乐观。）中国民主运动怎么也无法理解，这批人为何独独只批习而拒绝批判王沪宁呢？！其实，前几年习近平搞的废除终身制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习近平最先是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后经过王沪宁的首肯与大力支持下才搞起来的。而这样的共产党操作程序都不明白，还能称得上中国首号政治学家或理论家吗？中国民主运动岂能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破共灭共之策吗？！就从他们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判断就可以全面看他们的“不通”之处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要求不仅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更要求注重本质性和根本性变动。“通”就是我对历史研究一贯的追求，此外我还提出“四通”的要求。“通人所未通”，这就是本篇论文的一个特点。

 

     （4）我在《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6年）一文中，指出除了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外，还有逻辑，此外还有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为此哈伯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以取得为普遍所接受的真理。在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建立的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在1973年2月14日发布了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E34，269（287）〕。 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提出了，我的“第二条预想，是设立了中国宪法法院的最最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无论何派欲想治理好如此之大国，都必须承认，认同此预想是唯一可行之策”。而今，我书写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主要目的就是为未来的中国宪法法院进行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而发的。我研究体会的第三点，“发人所未发”。

 

第四节 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之关系的交待

 

    （1）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2013,3,13)-- -孟泳新〔陈智淙〕一文中写道， “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早在1933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张浩”就是他回国时用的化名。到1935年，共产国际指派他回国与中共中央接洽。他于是从外蒙入境，经过艰苦跋涉，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及弟弟林彪，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当年11月，张浩抵达陕北，旋即出席了瓦窑堡会议，代表共产国际转告了中共中央，斯大林支持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1936年1月16日，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取消另行建立的中共中央，在其斡旋之下，张国焘最终决定同毛泽东和解，率军北上。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去世，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出殡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其实，张浩只不过传达了斯大林的一句话而己。可见到，毛泽东也明白，是斯大林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

 

（2）“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到了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当初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此时，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

 

   “埃德加·斯诺在《中共杂记》这本书里，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西安事变之后，苏联通过宋庆龄转给中共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让中共领袖目瞪口呆。这个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说了三条：第一、西安事变定性，是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第二条、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应该尽一切努力，促进事件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而且怕中共不听话，电报里还警告，说中共你要不尽力办这事儿， 促成释放蒋介石，苏联就要向全世界宣布，跟中共断绝关系，甭管咱都是一个共字儿的，从此我以土匪相看，就是说从此我把你中共当匪来看。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了细节，当时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气得那是满脸通红，跺脚大骂。” 〔引自于《斯大林定性西安事变：系日本人汪精卫张学良共谋》凤凰网历史〕

 

   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是一个不同等级的谋略家的远见、风度、个性。（孟泳新注解，这句话应该讲，说明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两个人智商、智谋上的差异。这也就说明了，在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也努力地向斯大林隐蔽战略学习，多年地琢磨、思索斯大林隐蔽战略，最后终于斯大林死了以后，五十年代底到六十年代中期，自己琢磨出了毛泽东隐蔽战略，并积极付之于实施。）我们在这里想，提请注意，从王明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和西安事变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抢占了“正义”的外衣。斯大林严禁杀掉蒋介石不是在真实的理由对否，而在于杀掉蒋介石的时间不对，杀了蒋介石，立马就丢失“正义”，还需背上终生的骂名。” 

 

 

 

 

 

 

 

 

 

    要讲起斯大林隐蔽战略的概念，我早在2012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不过，原先我一直采用“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来申述的。如《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写道，“因此，我像一名检察官，从浩瀚如海的史料，细心搜集、鉴别、整理史料，寻找出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载于《“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四》/陈智淙(博讯2013年9月17日)）中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事实经过是，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电文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 当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此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尽管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历史和国共内战的历史上是很小很小的事件，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四评〔下〕之五/孟泳新》(博讯2013年10月20日)） 一文中， 我评点说道：“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在同一篇文章又讲了，“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审理时，不仅要求结论正确，更要求论证正确。 1973年2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发布的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 E34， 269 （287）〕这是作为自由民主的德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德国宪法法院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出的最高认定和最高嘉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从事我们历史研究和作出历史判断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历史事件互相联系的论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

 

    依此我确定了，由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这是主因。决定了成立彭真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立即前往东北赴任，这是果（1）。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即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到东北），这是果（2）。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佯作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这是果（3）。 这果（1）、果（2）、果（3），其总目的就是欲想控制东北，掌握东北，占领全中国，这不是共产党主动挑起内战，又是什么呢？”

 

   这一段话中提到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这样的一个词，在我书写时也觉得，若有可采纳的“好词”时将改写之。到了二零一九年我准备为写作《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搜集资料时看到了吕迅的《大棋局中》的介绍和从网上搜索到的文章《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喜出望外，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词“隐蔽”。真可曰：三人行，必有我师。

 

   为此我在2019年5月4日发表时在介绍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前写了一个简短按语。

 

   “今天公开的附录，是吕迅《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尽管很短，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明白白地告诉今天的人们，斯大林的策略是什么的国共关系，要实现这斯大林策略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要隐蔽，要麻痹美国马歇尔，要麻痹中国蒋介石，要麻痹所有的天下人。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

 

   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

 

  “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成功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

 

   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的援助的时侯，我从来没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 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暇，而我们手上满是泥污”。

 

    就在此时，我也就有了将“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改写为“斯大林隐蔽战略”的灵感,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灵感也为我多年来苦苦思索所得出的毛泽东战略找到了一个极其确当的限定词，“毛泽东隐蔽战略”。上面按语中所用到的“这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以后的走向如抗美援朝……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为此所蒙骗”一句话，就是明说的，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之关键所在；如何正确评价中国的国共内战和抗美援朝是认识“列宁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事业的全部奋斗历史”之关键所在。

 

第二节 对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评价

 

    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的商品简介中写道，“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脉络，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二战的继续；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继续，一战更是以往大小血腥权力争斗的继续。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助于我们反思人类社会20世纪的野蛮属性，文化差异也自然不能通过扩大对立去弥合。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 。”

 

    这说明了，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一种历史性的解说，而这种历史性的解说背后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什么呢？作者也只是否定了 “民（种）族主义——现代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没有向读者分析、解释何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作者所认为正确的、是值得向读者所推荐的？至于如何去反思呢？那就无从说起了。

 

    总之，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只提供了对国共内战的历史事实的一种史料堆砌，而严重地缺失了对国共内战历史事实的价值评判这一更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也就是说，作者吕迅在回答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为何要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呢？或者，更直接地说，吕迅研究《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个项目有什么意义呢？作者吕迅却没有回答。其实，我也是过来的人了；三十多年前我在德国亚琛大学做博士时我的导师就多次地向我指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一直铭记在心。但我从铁道工程及管理专业转到法学专业、又从法学专业转到历史专业后却发现了，在历史专业方面有非常多的博士，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根本不能进一步地追问你做的博士论文有何意义、或者对其和同伴的博士论文进行价值评判问题，更罕觏有人追问何种价值评判是最正确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来自于勃朗斯威克大学铁道专业一名博士生选的题目，他的教授导师〔也是勃朗斯威克大学的校长〕将其论文交给我的导师审阅并请我导师再次担当副审，结果被我导师否决了。我导师否定的理由就是于此，你选了一个题目，就得定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与独创性必须得够博士的水平，还有你写出的论文是否确确实实地解决了你原先提出的问题，没有确确实实地解决问题那就不能算成功。就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发行的，以余英时为顾问由陈永发编写、陈永发因为编写而荣升为院士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而论，该书毫无新意、毫无主见、毫无独创观点、连个博士论文都不够，可以看出，如同那位勃朗斯威克大学那位教授一样，顶级的余英时也不懂这样的问题，也无法回答此类的问题的，只是徒有虚名而已。1979年，美国学者艾恺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还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所谓‘最后的儒家’，是艾恺胡无知妄说，他不知道在梁漱溟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儒家。”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马勇说：“艾恺当年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访谈话题，他就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从来都不这么讲。”从马勇这一既客观又正确的评议中，可以看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水平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余英时欧阳哲生等人却将艾恺的“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论”作为他们论题的原始假设与大前提，以此再作出他们的推论，真是可笑至极。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了国共内战。但要问，国共内战究竟是哪一天开始的呢？按中共历史书的讲法，解放战争的开战时间指的是从1946年7月起算，结束于1949年，故有三年解放战争之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应该定为从1945年8月8日日本宣布投降日算起。我曾经写一篇短文质疑之。今天，在这里我提出我的观点，是1945年9月14日。为什么有如此之说法？那就得请听以后分解。

 

第三节《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的特点所在

 

    （1）吕迅在《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这部几百页的大书中所缺少的就是对国共内战进行价值评判，也就是说，他不回答为什么“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的为什么全都，要不没有提出来、要不提出来但没有回答。

         总之，没有形而上的发问，也没有形而上的回答；更没有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追问斯大林毛泽东发动的国共内战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值得的？！我在2012到2014年间写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却遭受到了陈奎德的封杀，后只好在别的网站上发表。但我百折不挠地继续沿着我原定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这六、七年的时间中，拼命地学习、拼命地思考，终于将当前有关中国历史的大部分主要问题搞清楚了。主要的成绩按学术分科领域是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思想史、中国儒学思想史、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理论等领域。《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全文就是我向公众公开我研究结果的主要核心部分。

    （2）《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讲斯大林是如何实施他的隐蔽战略的历史事实，这主要取自于我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中的材料；《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第三部分主要讲述毛泽东隐蔽战略从初步构思阶段、可行性研究（包括最大的难点所在及其破解之方略）阶段、初步实施阶段、全面成功阶段（蒙骗全球所有人）的过程的历史事实，当然其最后阶段即为世人识破、全面破产阶段，由于还没有真正地开始我也不必多言之。这里所使用大多数材料是我依靠众多的历史学家已经发表了的历史证据材料，但他们皆因缺乏价值分析的眼力、眼识而被遗忘了的历史证据材料，这是一个方面问题，另一个方面问题则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综观世界刑事诉讼发展史，证据制度的变迁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神示证据制度阶段、法定证据制度阶段和自由心证制度阶段；三种证据制度要解决的其实都主要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其差别即在于，在前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或由鬼神来判定或由法律明确规定，而现代的诉讼形态下证据的证明力则往往留由法官自由裁量。由此我认为，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致的。至于为什么最终世界上两大法系全都承认并采用了自由心证制度、否定法定证据制度而进入世界法学现代化的时代呢？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之陆九渊“同心同理说”、和以当代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真理为普遍接受”说，即“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若考察大陆从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算起，开始的所谓“司法改革”来看，目前西方世界的现代先进的各种法学理念与制度有的已经确立，如无罪推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等，有许多人认为，有的还很不完善，甚至还是空白，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改的“瓶颈”，如自由心证至今还是被认为是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三权分立而拒之门外。我则对中共的司法改革从一开始起就持有否定的态度，当然有些改革是可能的，这就有一个范围与边界的判断问题，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司法改革，中共是不准许公民就六四惨案到共产党的法庭去控告共产党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就不会自动放弃专制和实行三权分立的。在这里，我仅仅采用了为中共大陆所禁止的法学上的自由心证与中国儒家哲学中的心性之学为我的探索研究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的依据，像一位实行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法官一样，“用我良心的真诚”（这里的“良心的真诚”取自于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５３条对“自由心证制度”作出的明确的表述：“法律不要求法官们说明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自我确信；法律也没有规定法官们确认证据完备与充分应特别遵循的规则。法律规定了法官们在沉默和静心中独立思考，用他们良心的真诚，去探究所有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理由给自己理智头脑留下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们提出限定其职责全部范围的惟一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确信了吗？’” ），来作出我的判断。由于认识论、方法论、证据的证明力方法、哲学基础上的独特性，至今在中文世界中还没有见过哪个人采用过如此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探索，从而发现别人所不能所见到的见解。这就是在这里介绍我研究体会的第一点，“见人所未见”。

 

       （3）借这里讲第二点之机，讲一讲我对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表述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突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在中国近现代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次决战中的特殊的儒家观念、地位与杰出贡献，也是面对着长期以来中国出现的当代新儒家阵营的混乱、分化、重组过程，我们现代新儒家张君劢的追随者们认为，有必要对长期使用、极其重要的二个关键词作一重新的命名，一个关键词是“尊德性”派、“心性之学”派，更改为“良知派”，另外一个是“道问学派”，更改为“求是派”，“求是”取自于胡适，“胡适认为父亲对他的影响，主要有兩个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兒子」，一方面是程朱的理学遗风。”“胡适在介紹实验主義中的杜威思想時，也曾引用他父親「水必出山無可疑」的詩句，做為介紹實驗主義的一個例子。在治學方法上,（胡适与其父）二人都有实事求是的怀疑精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胡适是整理國故运动的旗手”（引自于《胡适纪念馆》网）唐君毅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一起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讲的“以清代考证之学中有科学方法，而人多喜提倡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之学，以反对宋明儒”。而汉代的名言“实事求是”就是胡适提倡的整理國故运动的灵魂。更为主要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起名为《求是》杂志，《求是》杂志暨它的前身《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最）主要思想理论阵地。而“求是”则取自于“实事求是”之意。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反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故所以使用“求是派”来描述毛泽东邓小平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胡适余英时的“道问学派”的思想更为与时俱进和更为确切。

 

    我研究体会的第二点是，“通人所未通”。我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2019年3月29日）写道，“由于本系列文章主要是取这二种不同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作为对决的对手，一个是袁伟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另一个是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这二派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分歧则是对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定性上，具体地讲，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大概谁都很难认定，余英时，包括陈奎德、冯崇义、胡平、严家祺、李慎之、李锐，（这一点也许谁都很难认定，有些人是从属于他的阵营的主将呢还是从属于他的同盟军？只有他们自己心中最明白。因为此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是怎样认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是不是邪恶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邪恶党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是以袁伟时为代表来点出中共大陆历史学家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胡华、何干之以及最近刚刚死去的王家范（1938年一2020年7月7日）所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所表现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观，也包括像应克复（1939年）、以及胡乔木、李慎之、李锐、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金冲及（1930）、许纪霖（1957）等人各种政治观点所表现出的中国现近代历史观，他们都代表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历史观，尽管在表达上有许多互不相同表述，但可以他们的各种历史观的共性、共同点，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他们研究工作的指导准则，因此可称之为中共历史学家派，中共“求是派”；我是以余英时为代表来表示像以余英时（1930）为顾问、陈永发（1944）编写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代表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目前台湾所使用大学教科书所表现出的国民党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胡适、傅斯年、钱穆为代表现代朱熹理学派、中国胡适“求是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以及西方罗素、费正清为首的西方“求是派”、汉学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自然也包括目前在海外的像余英时、陈奎德、胡平、严家祺、冯崇义以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派表达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观，他们在历史观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通”。其实，“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话本身就出典于毛泽东。“就是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过后，（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在这些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的人心目背后其实还是他们深深地相信着“毛泽东说的句句是真理”这样的一句话，故由此话语之出。可想，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特别是在美国、世界开始声讨中共习近平时，又怎么可能，去要求这批人去认识中共意识形态之总管王沪宁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至于讲美国主流思想界、特别是原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其他智库集体，究竟今天是怎样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的历程的、特别是否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恶党这一重要关键点，以及五十年来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历史的，以及能否清晰地确立起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全套的外交政策战略与策略、以及是否能正确地制定出它的破共灭共之策，我们海外中国人还需拭目以待，切莫盲目乐观。）中国民主运动怎么也无法理解，这批人为何独独只批习而拒绝批判王沪宁呢？！其实，前几年习近平搞的废除终身制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习近平最先是从普京那里得到的，后经过王沪宁的首肯与大力支持下才搞起来的。而这样的共产党操作程序都不明白，还能称得上中国首号政治学家或理论家吗？中国民主运动岂能指望他们能提出什么破共灭共之策吗？！就从他们力荐“中国二十一世纪为胡适世纪”这句判断就可以全面看他们的“不通”之处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要求不仅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更要求注重本质性和根本性变动。“通”就是我对历史研究一贯的追求，此外我还提出“四通”的要求。“通人所未通”，这就是本篇论文的一个特点。

 

     （4）我在《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6年）一文中，指出除了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外，还有逻辑，此外还有价值理念。价值理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为此哈伯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以取得为普遍所接受的真理。在二战以后德国基本法所规定建立的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在1973年2月14日发布了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E34，269（287）〕。 我在《二零一八宣言》导读（二）中提出了，我的“第二条预想，是设立了中国宪法法院的最最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无论何派欲想治理好如此之大国，都必须承认，认同此预想是唯一可行之策”。而今，我书写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主要目的就是为未来的中国宪法法院进行的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最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历史大审判，即对毛泽东共产党的历史大审判而发的。我研究体会的第三点，“发人所未发”。

 

第四节 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之关系的交待

 

    （1）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2013,3,13)-- -孟泳新〔陈智淙〕一文中写道， “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早在1933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张浩”就是他回国时用的化名。到1935年，共产国际指派他回国与中共中央接洽。他于是从外蒙入境，经过艰苦跋涉，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及弟弟林彪，终于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当年11月，张浩抵达陕北，旋即出席了瓦窑堡会议，代表共产国际转告了中共中央，斯大林支持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领导权。1936年1月16日，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其取消另行建立的中共中央，在其斡旋之下，张国焘最终决定同毛泽东和解，率军北上。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去世，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出殡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其实，张浩只不过传达了斯大林的一句话而己。可见到，毛泽东也明白，是斯大林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

 

（2）“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到了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当初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都欲杀掉蒋介石以缓解自身被围剿的危机，因为蒋介石是最坚决主张剿共的剿共统帅。此时，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

 

   “埃德加·斯诺在《中共杂记》这本书里，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西安事变之后，苏联通过宋庆龄转给中共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让中共领袖目瞪口呆。这个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说了三条：第一、西安事变定性，是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第二条、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应该尽一切努力，促进事件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而且怕中共不听话，电报里还警告，说中共你要不尽力办这事儿， 促成释放蒋介石，苏联就要向全世界宣布，跟中共断绝关系，甭管咱都是一个共字儿的，从此我以土匪相看，就是说从此我把你中共当匪来看。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了细节，当时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气得那是满脸通红，跺脚大骂。” 〔引自于《斯大林定性西安事变：系日本人汪精卫张学良共谋》凤凰网历史〕

 

   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是一个不同等级的谋略家的远见、风度、个性。（孟泳新注解，这句话应该讲，说明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两个人智商、智谋上的差异。这也就说明了，在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也努力地向斯大林隐蔽战略学习，多年地琢磨、思索斯大林隐蔽战略，最后终于斯大林死了以后，五十年代底到六十年代中期，自己琢磨出了毛泽东隐蔽战略，并积极付之于实施。）我们在这里想，提请注意，从王明在莫斯科发布了《八一宣言》和西安事变后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抢占了“正义”的外衣。斯大林严禁杀掉蒋介石不是在真实的理由对否，而在于杀掉蒋介石的时间不对，杀了蒋介石，立马就丢失“正义”，还需背上终生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