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无产者，没有无产阶级。

什么是无产阶级？在古罗马，无产阶级表示的是除子女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层——很难想象这个夹在奴隶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具体是个什么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它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雇佣劳动者阶层，“肩负着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工人阶级。

事实上，一旦脱离了意识形态领域，无产者的概念就更加单薄。比如，农耕时代，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不属于无产者；工商时代，市民有物业，可转资创业，小商小贩属于小资产者，暂时无产的单身工人，成家置业之后即转为有产者。“无产”只是个短暂现象，仿佛人类社会的流沙，“无产者”、“无产阶级”则是流沙上的城堡，比海市蜃楼还要飘忽。推及无产阶级革命，更是有其名无其实。

30年代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的回忆录中说：“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不是通常所谓的工人及其同盟农民，而是一批鸡鸣狗盗、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被中共收罗为革命的积极份子，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

建国后，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消灭资产阶级”，则相当于用政治压力制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五反”时大量资本家“有苦难言”，甚至大量自杀。1956年广东公私合营，陶铸喜不自禁：“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上海五反运动时，陈毅公开报告不过一周，上海资方就自杀59人，每天平均自杀超过8个。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扩展“无产阶级”的定义，认为物质标准应该让位于精神标准，即是否掌握政权、拥有生产资料都在其次，“无产阶级”的首要标准应是有无共产主义信仰理想、是否自食其力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否反对剥削他人不劳而获等……这就纯粹是不知所云了。

所以有人说：社会主义消灭了有产者，资本主义消灭了无产者。现在看来是道理，也是事实。

回到中国革命的原点“辛亥革命”，确切地说，辛亥革命原本是国民革命的概念，革命对象是清政府，革命目的是推翻爱新觉罗皇族，建立共和国。国民即民众，国民革命就是所有国民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府公务员、工人、流氓无产者，都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建立共和制度，脉络还是清晰的。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到1925年中共四大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之间就发生了方向性分歧。中共以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开始全方位争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城市，表面上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实质上是与资本家的对抗，是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农村，则成立农会，发动群众斗地主，一切权利归农会。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成了从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旁逸斜出的一个分支。国共的分裂，就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展开。本来共同的目标是国民革命，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流裹挟了民众，从五卅运动到1927年国共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冲破了国民革命洪流的堤坝，以强劲势头，分支成工人革命、农民起义的激流，重蹈了太平天国、李自成的覆辙，导致我们的建国，也在某种意义上演绎成了几千年来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改朝换代。

 

 

 

 

“资产阶级”这个词，源于“市民”，原意是在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逐渐获得了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居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阶层。在我们国家，从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演变成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地主的出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起源。

封建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土地都属于皇帝，每家每户的几头耕牛几亩薄地，纯属私产。皇室可以征用，但纯粹的掠夺毕竟是少数，低价买卖是常态，所以私有制一直存在。毛泽东曾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前提是有市场经济，被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成熟。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政权的税收不再靠农产品，而是靠工业以及海运税收支撑。政府和军队都要靠经营工厂、海洋运输的资本家供养，资本家随即提出政治上的诉求，要求参政议政。这就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共和国的诞生。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唯独法国大革命有些类似于中国革命。或者可以说，苏俄革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深受苏俄革命的影响，但其后来的革命轨迹更亲近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789年到1791年属于政治革命，大资产阶级施行君主立宪制；1791年到1792年是社会革命，类似中国的打土豪分田地，中资产阶级吉伦特派掌权，路易十六叛逃后被抓捕、审判，国王威望全失；1793年是更激进的文化革命，以小资产阶级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执政。政体改了，社会改了，文化革命继之以人的精神结构为革命对象，号称铲除旧人，重塑法兰西新人。他们从大规模的教育改制着手，诞生了大规模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文化政策。这又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793年，法国表面上确实是意气风发，但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类似文革的“斗私批修”，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每一个人也都是革命的对象，最后只能被名之为“浩劫”。

在中国式的封建社会里，在当官发财的社会结构中，势必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造成新一轮的农民革命。历次改朝换代，无论谁上台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解决不了穷富矛盾，根源是官民矛盾无解。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本质上还是农耕社会，没有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甚至没有真正形成，四万万同胞中，贫苦农民是绝大多数，理应是革命的主体，但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军阀后，没有及时调整革命重点，把国民革命搞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站在了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一边，“平均地权”成了一句空话，而穷人造反，直接憎恨的就是眼前的富人，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恨小鱼，不会恨大鱼一样。中国共产党卡准了时代诉求，因势利导，夺取了政权。国民党直到败退台湾，才醒过神来，开始搞减租减息，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赎买下来分给穷苦农民，给城市工人提供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

资产阶级共和也叫国民共和，不仅是一种有产者的共和，而是皇室、达官贵族、大资产阶级、小商小贩乃至贫民、罪犯，共同立约保护私有产权，即使是乞丐的一间窝棚，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彻底的保护私有产权，是国民共和制度的经济基础，在保护私有产权、维护皇权的前提下，政府的税收和行政都要有代表。于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税收基础上的代议制，就成了资产阶级形成的两个支点。总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它囊括全体国民，要解决的是官民矛盾；可以说，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资产阶级，我们所需要的，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换句话说，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仍是脱胎于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各种“革命党理论”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争，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执政党理论”，要做的正是向各种主义告别，建立一个国民共和制度而不是工农共和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百姓社会而非阶级社会，自有一套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相对完善的内部调和机制，遵循人类关系的自然法则，更多普世价值和人性色彩，是超越阶级等意识形态的。所谓百姓社会，不仅是有一个上下流通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是以血缘、宗族来维系或者区分的，而不是以资产来隔离或者划分的。比如亲兄弟两个分家，当初资产对等，但是几年之后出现分化，一个保持富裕并良性发展，一个可能就挥霍一空走向破败了。几年之内，亲兄弟一个沦为无产阶级、一个上升为资产阶级？这样的划分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习惯，更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守望互助的百姓社会，民我同胞，物我同类，如果哥哥富裕，弟弟穷困，哥哥不可能不去救助。西方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很可疑，由于“圈地运动”，短期内产生了无产阶级，但是他们的阶级并没有固化。

我们起码可以认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如果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那也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矛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历史上，我们有阶层，但绝对没有阶级的斗争，穷富矛盾是表象，官民矛盾是本质。也就是说，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是官民矛盾，而不是穷富矛盾。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个性叛逆浪漫，极端复杂。观其大略，有三种思想在他身上交汇。

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早期中共高层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等人都曾经在法国留学，这是党内高层非常重要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还有留苏高干，那群到苏联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后那批“国际”中的大小头目，曾经给了毛泽东很大影响；第二种思想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大同理想，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很大，希望实现“寰球同此凉热”；第三种思想来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受民主监督的政府。他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曾经清楚地表述过这种思想。

这三种思想都在影响他、左右他，表现在行为上，更是反复激荡。最后前两种思想合二为一，“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占了上风。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变化，而是整个共产党的队伍构成所决定的，赞同这两种思想的人居多。因为早期中共的骨干，是以贺龙为代表的造反起家的一批农民，加上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革命派，他们的主张是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工人农民才能站起来。可惜他们没有去美、英等国家，没有接受过共和思想的影响。历史表明，英国的君主立宪是成功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失败的。

早期中共的骨干全部源于法国和苏联，而苏联仍然是落后的农民革命的性质，法国也仅仅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大革命时期拐了一个弯，打倒地主资本家，实质是工人、农民运动，而非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法国、苏联的这种工人农民的革命，恰好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另外一种思想，即学习美国，建立一个让人民享受民主制度的思想就被淡化了。

毛泽东曾经非常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1944年的《新华日报》曾刊登毛泽东的讲话：“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对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在他看来，美国有非常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

虽然在1949年，美国就抛弃了国民党，准备支持有民主姿态的中国共产党，但中共还是倒向了苏联、卷入了朝鲜战争。于是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一连串的阴错阳差，导致我们与美式民主制度失之交臂。其实美国人被延安那一派生机勃勃的民主氛围倾倒，是个历史性的误会。因为中共的民主实践，充其量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根本没有抵达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层面。

2，“共产”、“共和”辩

中共集结城乡边缘人闹无产阶级革命，缔造“无产阶级”队伍搞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农民吃大锅饭，工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目的是什么？大同社会。结果是什么？惨痛的荒诞剧。原因是，这个方向是错的。

什么叫大同？大同小异、和而不同才是完整的社会精义，所以共和才是大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才是大同，共产不是大同，大同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国有”、“民有”基础上的“共有”，绝不是单一的“公有”和“共产”。“共产”是个方向性错误。“大同”一定是多元统一的共和主义，导向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统一的世界大同，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只会把人们引到绝路上去。

在看来，国民党建党之初搞的就是国民革命，孙中山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即属“共和”之举。而“共产”本身，根植于穷富矛盾，希望实现经济上的“均贫富”；“国民共和”则取向官民矛盾，以政治上的“等贵贱”为诉求。要解决官民矛盾，可以先解决穷富矛盾，但终极方向不能脱离官民矛盾。“穷无苗，富无根”，穷富可以转化；官则贵，民为贱，贵贱不可改变，官贵民贱，自古皆然。因为如果没有秩序、制度上的公正公平，官民之间会永远对立，永远没有通道。科举制下，还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世袭制下，包括官员遴选的优化制度，都是极其有限的。官员无非是朝廷的家奴，百姓的父母官而已，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完全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难以评说毛泽东？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相信只有“均贫富”，才能“等贵贱”。不容置疑的是，来自苏联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中共革命的底色，而且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也最大，共产取代了共和，这种路线与目的背离的历史悲剧，实在也不能由毛泽东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在党内高层中，毛泽东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其他人或留苏或留法。这些人都是阶级斗争思维，直接影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思维，他们就是要打倒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这种阶级斗争思维一直延续到四清运动末期、文革初期，典型案例就是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杀地主富农事件，连婴儿都杀，号称杀光地主富农的狗崽子。

现在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指斥文革，可是毛泽东说过，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毛泽东本人是反对出身论的，他的本意是想打倒那些“红小鬼”，“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可是这些人觉得，打江山就要坐江山，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翻天？拿2000万人头来换”！毛泽东搞的“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目标直指官僚权贵。因为文革之前的体制，毛认识到了仍然是“秦政制”，可惜病根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

真正的文革只搞了两三年，1966年到1967年，之后就是镇压。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之后，这文革“五大领袖”就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开始了漫长的审查、批斗、劳改。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了文革结束的1976年。一个令人扼腕的历史细节是，最理解毛泽东的遇罗克死于1970年3月5日，罪名是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遇罗克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在《出身论》中一语道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遇罗克：《出身论》）

即使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因为党的纲领所限，砸烂了现政府，再建政府仍然是农民的政府，仍然逃不脱农民革命的思想局限，不会实现国民革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解决不了资产阶级出现在共产党内。不错，小农生产随时随地的产生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不是必然产生权贵资产阶级，因为只有不受人民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政府才会产生权贵资产阶级。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以突破固化的意识形态为先声。比如改革之初“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仍然是意识形态之争。因为马列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旗帜是五星红旗，其中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五星红旗本身就是政治共和的旗帜，而马列主义旗帜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是阶级斗争的旗帜。

时下，共产与共和之辩，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意识形态作祟，才使得假话、空话、套话蔓延。意识形态是泥潭，是陷阱，我们没有必要打左灯向右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

3，国际悲歌

毛泽东是农民革命家，不是国民革命家，不可能成为华盛顿。当然，换作华盛顿到中国，他也未必担当得起毛泽东的功业。

很多人把历史的曲折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认为他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却出尔反尔，没有兑现当初的政治承诺，这其实是寄望于毛的个人意志，是脱离史实和时势的苛责。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周、邓、刘、林等各个系统的“主席”，形格势禁，这体制并非出自毛泽东个人，它是个方向性、整体性的问题，面对整个体制，我们只能回到原点来考量，而这个体制的原点，始自“苏维埃”。

苏共执政被概括为四个阶段，列宁建党、斯大林建国，赫鲁晓夫改政，勃列日涅夫腐败，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葬送。戈尔巴乔夫算是国民革命家，因为他追求全人类的新思维。勃列日涅夫阶段，苏联国力强盛，搞星球大战，与美国对峙。与此同时，国内腐败得不可收拾。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腐败，戈尔巴乔夫也不至于完成“葬送”的历史使命。我们国家的情形类似，陈独秀建党，毛泽东建国，邓小平改政，现在正处于腐败期。应该说，我们比当年的苏联乐观，起码领导人不再是一上台几十年，而是有了换届一说，这是现代进步思维对高层的影响。不能再“家天下”，五年或十年一换，是进步的，但整个体制仍然沿袭了过去，不是共和体制，也非国民政府。

现在社会的主流之争，其实仍然是“文革”的延续：维护“秦政制”的就是“保皇派”；幻想文革的就是“造反派”。保皇派，无非是保权力，保红色江山；造反派，无非是争权力，保红色江山。前者以改革为名，维护着“特权”；后者幻想着“文革”，造反清算。他们都打着毛的旗帜，都不是国民革命派。谁能容纳左右之争？只有宪政派。可是“宪政派”很微弱，既没有力量又缺乏胸怀，似乎还没有找到同盟军。

马克思的学说属于经济范畴，本质上没有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建构。《资本论》也好，哲学思想也好，包括巴黎公社和共产党宣言，都没有思索过共和制度。马克思在二十几岁时所写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种阐述表明他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他想构建一个什么社会？建设什么制度？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歌中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压迫的人”，“饥寒交迫的奴隶”是无产者，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不一定是无产者。封建社会，除皇帝本人，其他人都是受压迫的人，皇帝软弱的话，也会受压迫，甚至成为傀儡。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为“所有受压迫的人”而构建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仅仅为了“奴隶”而建设，因为他们的内涵截然不同。如果是单纯为奴隶设置一种制度，那一定是穷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是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设置制度，那就是全体国民都不受压迫的制度，即共和制度，是不能“均贫富”但可以“等贵贱”的制度，马克思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经历文革造神运动，毛泽东威望达至顶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可惜他的方向、他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根本上就不是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很多人将文革归诸权力争斗，我认为是对历史人物的庸俗化解读。农民革命，改朝换代，这是基因问题，也是方向问题，因为我们举的是公平正义的旗，走的却不是民主法治的路。那么，以毛泽东空前绝后的个人威望，能不能做个“明君”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认定自己是明君，“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不算明君吗？可悲的是，他整的是当时的官僚体系、当时的贪官污吏，是整人，而非整制度，和我们现在的大力反腐，一脉相承。

我们国家的问题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吏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运行问题？我们所倡导的与我们实践中所运行的常常陷入悖论。当我们在大力反腐的时候，恰恰是在借助并加固一种体制；当我们在纠正一些运行问题的时候，恰恰又在强化着一种制度。有人说我们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会亡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党、国家和制度绑在一起？我们建的是共和国，如果我们随着世界潮流走，世界上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我们“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又何须意识形态的外衣裹护？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变化，包括前苏联，哪一个国家亡了党、亡了国呢？

这好比“皇帝的新衣”，可以说，皇帝至今还在穿着“新衣”游行，这件“新衣”已经成了一个死结。我们设想，即使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他敢承认吗？当孩子嚷了出来，大人们窃窃私语，皇帝为什么仍然要走下去？我想，他势必要一直走下去的，因为一旦承认真相，就意味着权威和秩序的彻底坍塌，权贵的灭顶之灾，皇帝连退回去穿衣服的机会都没有。

总之，归咎于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假如说斯大林坏，那么列宁更责无旁贷，因为民粹主义手法的种子正是列宁埋下的，而建国以来的中共高干，从延安时期过来的人，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鲜血？可以想象，即便没有毛泽东，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一路都是这样惨烈。

毛泽东在历史的每个路口，都选择了站在穷人一边，代表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大众说话，所以他在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大救星和大英雄。他鼓动人们立足现实，为美好的道德理想奋斗拼搏，并鼓励青年人造反，彻底摧毁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官僚体系，从下到上地重建。他始终无法容忍少数城市精英和官僚精英占据一种优势地位，屡次试图把那些在权力体制剥夺中失去优势的广大民众重新放置在权力中心。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工人出身的吴桂贤，以及一身“工农兵”具全的王洪文，就寄托了毛泽东“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虽然做法荒唐幼稚，但其发心是“让穷人拥有权力”。他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切、紧密类似于先知和信徒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政治领袖和民众的关系。然而，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在毛泽东的革命悲剧面前，仍然困惑：他是孤独的先知还是新的主人？在为自己伟大光辉的事业毫不妥协地牺牲时，他是否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给他们套上了另一重枷锁？所有这些问题，都留在了他的背影之中。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当时社会上流传：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可谓“中国的列宁”。因为列宁在苏维埃初期，就是杀地主富农，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搞了集体化。中国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很类似前苏联的集体化；毛如死于一九六六年，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搞的是党内斗争，整党内不同政见者，杀了不下70%的俄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搞的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尤其是反右运动，很类似斯大林的清洗党内不同政见者；不幸死于一九七六年，那就只是“中国的毛泽东”了：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百代皆行秦政制”，他是想借助文革改变这个制度的。在“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以代替省、市、县党委政府。众所周知，这个制度实践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权力相互制衡的现代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意谓“时势造英雄”。邓小平说过，“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意谓“英雄造时势”。我们只能说，历史是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的，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使命和作用不同，途径和层面也不同，历史潮流决定的是方向和趋势，而英雄往往只能决定具体的道路和方式。

“方向”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方式”只需用对错来衡量。错误需要真理的校准，真理需要历史的检验。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

历史在这里分流，历史在这里沉思。

 

 

 

 

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舍生忘死地追求“均贫富，等贵贱”的人类梦想，经过几千年的血雨腥风、朝代更替，只有到了现代的工商时代才在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等贵贱”的理想，许多人也都意识到，只要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大家在人权上人人平等，就没必要在产权上“共产”，不必推行产权的“均贫富”。产权的“均贫富”，也解决不了政治的“等贵贱”问题，只能是一次次改朝换代。

由于我们进入工商时代比较晚，相对世界的格局显得很滞后。1949年以前，我们的资产阶级没有成气候，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有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现在形成了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小农阶层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两头大”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仍很薄弱，没有形成西方社会那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特色的“产权公有制度”，一旦出现清算式革命的话，还会是“工农革命”的性质，还是改朝换代，那将是社会的大倒退，等于这一百年，我们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好的选择。

改革开放呢？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把容易改的改了，可以放开的放开了，比如砸了工人的“铁饭碗”，打破农村的“大锅饭”。然而改革时至今日，政府、国企官员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强化甚至固化了。政治权利、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呈现出工农大众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对立态势，几乎是“遍地干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下边没有权力，上层没有动力，改革很难继续深化。

那么，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告别革命，互利改革，开放社会，重构共和”的路呢？是可能的。

1，互利改革

所谓互利改革，是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以及体制外精英等全体国民都能获益的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让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

应该承认，我们的官员和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如果不是因为体制的原因进入官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打拼的话，他们大部分也能凭借本身的能力成为中产者，甚至大有作为。深化改革，应该让他们得利，让他们保留体面、放弃特权就好！

互利改革，必须让工农大众分享改革成果，起码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我们现在仅从数据上都不难得出结论，只要改变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的垄断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方式，就足以承担全民医疗、教育和养老，缓解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

体制外的精英，特别是因政治原因、制度困境、僵法恶法被打压的精英分子，应当在互利改革中获得平反，并得到国家补偿。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发生在“地富反坏右”这个范围之内，现在反革命、右派以及坏分子基本上已经摘帽平反了，而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却没有平反之说。即便在经济上补偿不太现实，我们能不能在名誉上给这个群体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初的平反，针对的是一个历史整体，没有把地主富农纳入甄别平反的范围本身就是不彻底、不公正的，虽然现在社会上已经淡化了这种阶级成分意识，也不再歧视地主富农及其后代，但是我们重提历史，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彻底平反，不仅可以廓清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伤害，而且可以以史为鉴，修复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因为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流毒造成的很多再度伤害。

只要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和体制外精英都能从改革中获益，社会就能重新取得基本共识，为重构共和创造条件。

2，开放社会

“举公平正义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无论如何都是迟早的事。国家应该去意识形态化，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最大限度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为基点。经济上，应尽快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现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三大障碍：行业的垄断制度、城乡的二元制度、公共的产权制度，这些不仅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最不公的分配制度，还阻碍着市场化经济的进程。由于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资源、金融、无形资产等），社会财富公开地或隐形地向城市、国企、有权人转移。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群体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要破除行业垄断制度、城乡二元制度，淡化公共产权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站在高处看，不论是个体还是大企业，任何人创造的财富，发明的科技都属于国家。

呼吁政策上一视同仁。从根本上要废除大量的审批经济，由市场经济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设置。我们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应该面向市场经济，为开放的社会服务。

对于农村，加大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力度，搞活农村经济。把土地的承包期提高到一百年，实现土地的完整流转。土地的治理权最好下放到县一级，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抵押。农村发展的最优组织形态就是企业化，因为企业家是独立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界领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代表人物。企业生产的是商品，最终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农业的现代化，标志就是商品的生产，而不是产品的生产，农村的土地上必须出产大量可以变现的商品，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的市场化。

政治上，要放开对群众社团的限制，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成立自己认可的农会，民众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放手让民众自己解决，政府应该“惠而不费”，不要再大包大揽，费力不讨好。

开放社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重构共和

这意味着，上至达官贵人、亿万富豪，下到平民百姓乃至监狱的犯人，都能够在共和的制度下享有自己的权利保障，这种权利的保障就是共和的体制。制定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多方博弈的公平游戏规则。

也许我们应该构建一个“议会大厦”，让各方各派坐到一起来，只要不带刀枪，怎么吵架都可以。议会就是一个博弈空间，让我们利用这个博弈空间，把美国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国共两党的实践，一一辨析清楚，明确我们的方向，找出我们的路径。

让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制度，官僚资产阶级、公务员中的中产阶级、体制外的精英阶层、民营企业家以及广大的工农大众，在这个社会中都能得到相应的利益保障，产权可以不平等，但是人权一定要平等；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都能兼顾、体现，且公开、公正、公平。

说来苍凉，1921年，阎锡山在被近代思想史有意无意忽略的进山会议上，就曾以“山西改革”为试点，发出过不容湮没的历史先声。这个“山西王”，既不认可“资本主义”，也不能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他召集梁漱溟等社会贤达讨论两年之久，提炼出一个“公道主义”，一个“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真正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设计。

时移世易，大道不废，既然世界本来是参差多态、圣凡同住的，自然要消弭无谓的争端，共期公道共和。搞清算、大规模反贪污、反腐败，固然痛快，但官员的腐败根源在于制度，有些就应该由制度买单。我们为什么不开启政治智慧，开辟一个和平转型的光明未来？比如，给官僚以资产，消除其特权；给工农大众以福利，告别革命；给政治犯平反补偿，让体制外精英进入议会。齐心合力，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宏观上说，历史还留给我们一个天然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基因，一个建立在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上的民族复兴契机。近年来，时常听闻台湾政坛人士评说国民党已经本土化，无所作为，而最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之后，大陆官方对连战提出的“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振兴中华”16字箴言做了高度评价。坊间流传，连战说：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领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是兄弟，共同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本着对等原则，希望共产党到台湾办电视台与报纸，同时台湾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也可到大陆办电视台和报纸，实现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大陆同胞的支持。这个说法，不论真假，起码已经昭示了一个方向。如果说孙中山开创了“第一共和”（姑且称之为右派共和），毛泽东缔造了“第二共和”（可谓左派共和），那么国共的第三次合作无异于担承了“第三共和”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更是中华民族的莫大福祉。

“举公平正义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消除特权，重构共和，符合这个民智已开的大时代，是对往古先贤，仁人志士的交代，是一个足以告慰历史伟人和先烈英灵的光明未来。

 

7月27日修改 孙大午

 

 

 

 

 

 

 

世界上有无产者，没有无产阶级。

什么是无产阶级？在古罗马，无产阶级表示的是除子女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层——很难想象这个夹在奴隶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具体是个什么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它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雇佣劳动者阶层，“肩负着使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工人阶级。

事实上，一旦脱离了意识形态领域，无产者的概念就更加单薄。比如，农耕时代，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不属于无产者；工商时代，市民有物业，可转资创业，小商小贩属于小资产者，暂时无产的单身工人，成家置业之后即转为有产者。“无产”只是个短暂现象，仿佛人类社会的流沙，“无产者”、“无产阶级”则是流沙上的城堡，比海市蜃楼还要飘忽。推及无产阶级革命，更是有其名无其实。

30年代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的回忆录中说：“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不是通常所谓的工人及其同盟农民，而是一批鸡鸣狗盗、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被中共收罗为革命的积极份子，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

建国后，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消灭资产阶级”，则相当于用政治压力制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五反”时大量资本家“有苦难言”，甚至大量自杀。1956年广东公私合营，陶铸喜不自禁：“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上海五反运动时，陈毅公开报告不过一周，上海资方就自杀59人，每天平均自杀超过8个。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扩展“无产阶级”的定义，认为物质标准应该让位于精神标准，即是否掌握政权、拥有生产资料都在其次，“无产阶级”的首要标准应是有无共产主义信仰理想、是否自食其力并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否反对剥削他人不劳而获等……这就纯粹是不知所云了。

所以有人说：社会主义消灭了有产者，资本主义消灭了无产者。现在看来是道理，也是事实。

回到中国革命的原点“辛亥革命”，确切地说，辛亥革命原本是国民革命的概念，革命对象是清政府，革命目的是推翻爱新觉罗皇族，建立共和国。国民即民众，国民革命就是所有国民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府公务员、工人、流氓无产者，都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建立共和制度，脉络还是清晰的。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到1925年中共四大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工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共之间就发生了方向性分歧。中共以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开始全方位争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城市，表面上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实质上是与资本家的对抗，是争取提高工资待遇。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农村，则成立农会，发动群众斗地主，一切权利归农会。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成了从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旁逸斜出的一个分支。国共的分裂，就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展开。本来共同的目标是国民革命，结果“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流裹挟了民众，从五卅运动到1927年国共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冲破了国民革命洪流的堤坝，以强劲势头，分支成工人革命、农民起义的激流，重蹈了太平天国、李自成的覆辙，导致我们的建国，也在某种意义上演绎成了几千年来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改朝换代。

 

 

 

 

“资产阶级”这个词，源于“市民”，原意是在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度下，逐渐获得了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居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阶层。在我们国家，从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演变成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地主的出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的起源。

封建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土地都属于皇帝，每家每户的几头耕牛几亩薄地，纯属私产。皇室可以征用，但纯粹的掠夺毕竟是少数，低价买卖是常态，所以私有制一直存在。毛泽东曾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前提是有市场经济，被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成熟。市场经济时代，国家政权的税收不再靠农产品，而是靠工业以及海运税收支撑。政府和军队都要靠经营工厂、海洋运输的资本家供养，资本家随即提出政治上的诉求，要求参政议政。这就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共和国的诞生。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唯独法国大革命有些类似于中国革命。或者可以说，苏俄革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深受苏俄革命的影响，但其后来的革命轨迹更亲近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通常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789年到1791年属于政治革命，大资产阶级施行君主立宪制；1791年到1792年是社会革命，类似中国的打土豪分田地，中资产阶级吉伦特派掌权，路易十六叛逃后被抓捕、审判，国王威望全失；1793年是更激进的文化革命，以小资产阶级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执政。政体改了，社会改了，文化革命继之以人的精神结构为革命对象，号称铲除旧人，重塑法兰西新人。他们从大规模的教育改制着手，诞生了大规模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文化政策。这又类似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793年，法国表面上确实是意气风发，但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类似文革的“斗私批修”，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每一个人也都是革命的对象，最后只能被名之为“浩劫”。

在中国式的封建社会里，在当官发财的社会结构中，势必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造成新一轮的农民革命。历次改朝换代，无论谁上台也解决不了两极分化，解决不了穷富矛盾，根源是官民矛盾无解。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本质上还是农耕社会，没有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甚至没有真正形成，四万万同胞中，贫苦农民是绝大多数，理应是革命的主体，但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军阀后，没有及时调整革命重点，把国民革命搞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站在了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一边，“平均地权”成了一句空话，而穷人造反，直接憎恨的就是眼前的富人，就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恨小鱼，不会恨大鱼一样。中国共产党卡准了时代诉求，因势利导，夺取了政权。国民党直到败退台湾，才醒过神来，开始搞减租减息，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赎买下来分给穷苦农民，给城市工人提供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

资产阶级共和也叫国民共和，不仅是一种有产者的共和，而是皇室、达官贵族、大资产阶级、小商小贩乃至贫民、罪犯，共同立约保护私有产权，即使是乞丐的一间窝棚，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彻底的保护私有产权，是国民共和制度的经济基础，在保护私有产权、维护皇权的前提下，政府的税收和行政都要有代表。于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税收基础上的代议制，就成了资产阶级形成的两个支点。总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它囊括全体国民，要解决的是官民矛盾；可以说，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资产阶级，我们所需要的，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国民革命。换句话说，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仍是脱胎于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各种“革命党理论”的革命意识形态之争，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执政党理论”，要做的正是向各种主义告别，建立一个国民共和制度而不是工农共和制度。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百姓社会而非阶级社会，自有一套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相对完善的内部调和机制，遵循人类关系的自然法则，更多普世价值和人性色彩，是超越阶级等意识形态的。所谓百姓社会，不仅是有一个上下流通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是以血缘、宗族来维系或者区分的，而不是以资产来隔离或者划分的。比如亲兄弟两个分家，当初资产对等，但是几年之后出现分化，一个保持富裕并良性发展，一个可能就挥霍一空走向破败了。几年之内，亲兄弟一个沦为无产阶级、一个上升为资产阶级？这样的划分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习惯，更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守望互助的百姓社会，民我同胞，物我同类，如果哥哥富裕，弟弟穷困，哥哥不可能不去救助。西方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很可疑，由于“圈地运动”，短期内产生了无产阶级，但是他们的阶级并没有固化。

我们起码可以认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所谓的阶级斗争，如果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那也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矛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历史上，我们有阶层，但绝对没有阶级的斗争，穷富矛盾是表象，官民矛盾是本质。也就是说，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是官民矛盾，而不是穷富矛盾。

 

 

 

 

1，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个性叛逆浪漫，极端复杂。观其大略，有三种思想在他身上交汇。

一种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早期中共高层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等人都曾经在法国留学，这是党内高层非常重要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还有留苏高干，那群到苏联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后那批“国际”中的大小头目，曾经给了毛泽东很大影响；第二种思想就是毛泽东本人的大同理想，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很大，希望实现“寰球同此凉热”；第三种思想来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受民主监督的政府。他在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曾经清楚地表述过这种思想。

这三种思想都在影响他、左右他，表现在行为上，更是反复激荡。最后前两种思想合二为一，“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占了上风。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变化，而是整个共产党的队伍构成所决定的，赞同这两种思想的人居多。因为早期中共的骨干，是以贺龙为代表的造反起家的一批农民，加上周恩来、邓小平等留法革命派，他们的主张是消灭地主富农资本家，工人农民才能站起来。可惜他们没有去美、英等国家，没有接受过共和思想的影响。历史表明，英国的君主立宪是成功的，法国大革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失败的。

早期中共的骨干全部源于法国和苏联，而苏联仍然是落后的农民革命的性质，法国也仅仅是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大革命时期拐了一个弯，打倒地主资本家，实质是工人、农民运动，而非国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法国、苏联的这种工人农民的革命，恰好与当时中国的国情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另外一种思想，即学习美国，建立一个让人民享受民主制度的思想就被淡化了。

毛泽东曾经非常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1944年的《新华日报》曾刊登毛泽东的讲话：“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对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在他看来，美国有非常完善的民主监督制度。

虽然在1949年，美国就抛弃了国民党，准备支持有民主姿态的中国共产党，但中共还是倒向了苏联、卷入了朝鲜战争。于是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一连串的阴错阳差，导致我们与美式民主制度失之交臂。其实美国人被延安那一派生机勃勃的民主氛围倾倒，是个历史性的误会。因为中共的民主实践，充其量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根本没有抵达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层面。

2，“共产”、“共和”辩

中共集结城乡边缘人闹无产阶级革命，缔造“无产阶级”队伍搞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导致农民吃大锅饭，工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目的是什么？大同社会。结果是什么？惨痛的荒诞剧。原因是，这个方向是错的。

什么叫大同？大同小异、和而不同才是完整的社会精义，所以共和才是大同，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才是大同，共产不是大同，大同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国有”、“民有”基础上的“共有”，绝不是单一的“公有”和“共产”。“共产”是个方向性错误。“大同”一定是多元统一的共和主义，导向的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统一的世界大同，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只会把人们引到绝路上去。

在看来，国民党建党之初搞的就是国民革命，孙中山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即属“共和”之举。而“共产”本身，根植于穷富矛盾，希望实现经济上的“均贫富”；“国民共和”则取向官民矛盾，以政治上的“等贵贱”为诉求。要解决官民矛盾，可以先解决穷富矛盾，但终极方向不能脱离官民矛盾。“穷无苗，富无根”，穷富可以转化；官则贵，民为贱，贵贱不可改变，官贵民贱，自古皆然。因为如果没有秩序、制度上的公正公平，官民之间会永远对立，永远没有通道。科举制下，还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世袭制下，包括官员遴选的优化制度，都是极其有限的。官员无非是朝廷的家奴，百姓的父母官而已，和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完全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难以评说毛泽东？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相信只有“均贫富”，才能“等贵贱”。不容置疑的是，来自苏联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中共革命的底色，而且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也最大，共产取代了共和，这种路线与目的背离的历史悲剧，实在也不能由毛泽东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在党内高层中，毛泽东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其他人或留苏或留法。这些人都是阶级斗争思维，直接影响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思维，他们就是要打倒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这种阶级斗争思维一直延续到四清运动末期、文革初期，典型案例就是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杀地主富农事件，连婴儿都杀，号称杀光地主富农的狗崽子。

现在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指斥文革，可是毛泽东说过，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毛泽东本人是反对出身论的，他的本意是想打倒那些“红小鬼”，“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可是这些人觉得，打江山就要坐江山，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翻天？拿2000万人头来换”！毛泽东搞的“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目标直指官僚权贵。因为文革之前的体制，毛认识到了仍然是“秦政制”，可惜病根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

真正的文革只搞了两三年，1966年到1967年，之后就是镇压。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之后，这文革“五大领袖”就被赶下了历史舞台，开始了漫长的审查、批斗、劳改。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了文革结束的1976年。一个令人扼腕的历史细节是，最理解毛泽东的遇罗克死于1970年3月5日，罪名是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遇罗克指出“人人生而平等”，在《出身论》中一语道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遇罗克：《出身论》）

即使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因为党的纲领所限，砸烂了现政府，再建政府仍然是农民的政府，仍然逃不脱农民革命的思想局限，不会实现国民革命。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解决不了资产阶级出现在共产党内。不错，小农生产随时随地的产生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不是必然产生权贵资产阶级，因为只有不受人民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政府才会产生权贵资产阶级。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以突破固化的意识形态为先声。比如改革之初“不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仍然是意识形态之争。因为马列主义并不是我们的旗帜，我们的旗帜是五星红旗，其中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五星红旗本身就是政治共和的旗帜，而马列主义旗帜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是阶级斗争的旗帜。

时下，共产与共和之辩，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意识形态作祟，才使得假话、空话、套话蔓延。意识形态是泥潭，是陷阱，我们没有必要打左灯向右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

3，国际悲歌

毛泽东是农民革命家，不是国民革命家，不可能成为华盛顿。当然，换作华盛顿到中国，他也未必担当得起毛泽东的功业。

很多人把历史的曲折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认为他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却出尔反尔，没有兑现当初的政治承诺，这其实是寄望于毛的个人意志，是脱离史实和时势的苛责。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周、邓、刘、林等各个系统的“主席”，形格势禁，这体制并非出自毛泽东个人，它是个方向性、整体性的问题，面对整个体制，我们只能回到原点来考量，而这个体制的原点，始自“苏维埃”。

苏共执政被概括为四个阶段，列宁建党、斯大林建国，赫鲁晓夫改政，勃列日涅夫腐败，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葬送。戈尔巴乔夫算是国民革命家，因为他追求全人类的新思维。勃列日涅夫阶段，苏联国力强盛，搞星球大战，与美国对峙。与此同时，国内腐败得不可收拾。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腐败，戈尔巴乔夫也不至于完成“葬送”的历史使命。我们国家的情形类似，陈独秀建党，毛泽东建国，邓小平改政，现在正处于腐败期。应该说，我们比当年的苏联乐观，起码领导人不再是一上台几十年，而是有了换届一说，这是现代进步思维对高层的影响。不能再“家天下”，五年或十年一换，是进步的，但整个体制仍然沿袭了过去，不是共和体制，也非国民政府。

现在社会的主流之争，其实仍然是“文革”的延续：维护“秦政制”的就是“保皇派”；幻想文革的就是“造反派”。保皇派，无非是保权力，保红色江山；造反派，无非是争权力，保红色江山。前者以改革为名，维护着“特权”；后者幻想着“文革”，造反清算。他们都打着毛的旗帜，都不是国民革命派。谁能容纳左右之争？只有宪政派。可是“宪政派”很微弱，既没有力量又缺乏胸怀，似乎还没有找到同盟军。

马克思的学说属于经济范畴，本质上没有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建构。《资本论》也好，哲学思想也好，包括巴黎公社和共产党宣言，都没有思索过共和制度。马克思在二十几岁时所写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这种阐述表明他的思想本身就有问题。他想构建一个什么社会？建设什么制度？其实并不清晰。国际歌中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压迫的人”，“饥寒交迫的奴隶”是无产者，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不一定是无产者。封建社会，除皇帝本人，其他人都是受压迫的人，皇帝软弱的话，也会受压迫，甚至成为傀儡。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为“所有受压迫的人”而构建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仅仅为了“奴隶”而建设，因为他们的内涵截然不同。如果是单纯为奴隶设置一种制度，那一定是穷人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是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设置制度，那就是全体国民都不受压迫的制度，即共和制度，是不能“均贫富”但可以“等贵贱”的制度，马克思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经历文革造神运动，毛泽东威望达至顶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可惜他的方向、他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根本上就不是政治上的共和主义者。很多人将文革归诸权力争斗，我认为是对历史人物的庸俗化解读。农民革命，改朝换代，这是基因问题，也是方向问题，因为我们举的是公平正义的旗，走的却不是民主法治的路。那么，以毛泽东空前绝后的个人威望，能不能做个“明君”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认定自己是明君，“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不算明君吗？可悲的是，他整的是当时的官僚体系、当时的贪官污吏，是整人，而非整制度，和我们现在的大力反腐，一脉相承。

我们国家的问题究竟是体制问题还是吏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运行问题？我们所倡导的与我们实践中所运行的常常陷入悖论。当我们在大力反腐的时候，恰恰是在借助并加固一种体制；当我们在纠正一些运行问题的时候，恰恰又在强化着一种制度。有人说我们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会亡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党、国家和制度绑在一起？我们建的是共和国，如果我们随着世界潮流走，世界上哪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我们“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又何须意识形态的外衣裹护？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变化，包括前苏联，哪一个国家亡了党、亡了国呢？

这好比“皇帝的新衣”，可以说，皇帝至今还在穿着“新衣”游行，这件“新衣”已经成了一个死结。我们设想，即使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他敢承认吗？当孩子嚷了出来，大人们窃窃私语，皇帝为什么仍然要走下去？我想，他势必要一直走下去的，因为一旦承认真相，就意味着权威和秩序的彻底坍塌，权贵的灭顶之灾，皇帝连退回去穿衣服的机会都没有。

总之，归咎于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假如说斯大林坏，那么列宁更责无旁贷，因为民粹主义手法的种子正是列宁埋下的，而建国以来的中共高干，从延安时期过来的人，哪一个不是双手沾满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鲜血？可以想象，即便没有毛泽东，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一路都是这样惨烈。

毛泽东在历史的每个路口，都选择了站在穷人一边，代表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大众说话，所以他在底层民众的心目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大救星和大英雄。他鼓动人们立足现实，为美好的道德理想奋斗拼搏，并鼓励青年人造反，彻底摧毁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官僚体系，从下到上地重建。他始终无法容忍少数城市精英和官僚精英占据一种优势地位，屡次试图把那些在权力体制剥夺中失去优势的广大民众重新放置在权力中心。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工人出身的吴桂贤，以及一身“工农兵”具全的王洪文，就寄托了毛泽东“让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愿望。虽然做法荒唐幼稚，但其发心是“让穷人拥有权力”。他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切、紧密类似于先知和信徒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政治领袖和民众的关系。然而，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在毛泽东的革命悲剧面前，仍然困惑：他是孤独的先知还是新的主人？在为自己伟大光辉的事业毫不妥协地牺牲时，他是否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给他们套上了另一重枷锁？所有这些问题，都留在了他的背影之中。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当时社会上流传：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可谓“中国的列宁”。因为列宁在苏维埃初期，就是杀地主富农，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搞了集体化。中国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很类似前苏联的集体化；毛如死于一九六六年，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搞的是党内斗争，整党内不同政见者，杀了不下70%的俄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搞的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尤其是反右运动，很类似斯大林的清洗党内不同政见者；不幸死于一九七六年，那就只是“中国的毛泽东”了：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百代皆行秦政制”，他是想借助文革改变这个制度的。在“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基础上，设立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以代替省、市、县党委政府。众所周知，这个制度实践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权力相互制衡的现代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意谓“时势造英雄”。邓小平说过，“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意谓“英雄造时势”。我们只能说，历史是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的，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使命和作用不同，途径和层面也不同，历史潮流决定的是方向和趋势，而英雄往往只能决定具体的道路和方式。

“方向”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方式”只需用对错来衡量。错误需要真理的校准，真理需要历史的检验。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

历史在这里分流，历史在这里沉思。

 

 

 

 

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舍生忘死地追求“均贫富，等贵贱”的人类梦想，经过几千年的血雨腥风、朝代更替，只有到了现代的工商时代才在一些发达国家实现了“等贵贱”的理想，许多人也都意识到，只要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大家在人权上人人平等，就没必要在产权上“共产”，不必推行产权的“均贫富”。产权的“均贫富”，也解决不了政治的“等贵贱”问题，只能是一次次改朝换代。

由于我们进入工商时代比较晚，相对世界的格局显得很滞后。1949年以前，我们的资产阶级没有成气候，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有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现在形成了以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小农阶层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两头大”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仍很薄弱，没有形成西方社会那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这样“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和特色的“产权公有制度”，一旦出现清算式革命的话，还会是“工农革命”的性质，还是改朝换代，那将是社会的大倒退，等于这一百年，我们是在原地踏步。所以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好的选择。

改革开放呢？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把容易改的改了，可以放开的放开了，比如砸了工人的“铁饭碗”，打破农村的“大锅饭”。然而改革时至今日，政府、国企官员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不仅没有打破，反而强化甚至固化了。政治权利、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呈现出工农大众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对立态势，几乎是“遍地干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下边没有权力，上层没有动力，改革很难继续深化。

那么，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告别革命，互利改革，开放社会，重构共和”的路呢？是可能的。

1，互利改革

所谓互利改革，是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官僚（权贵）资产阶级以及体制外精英等全体国民都能获益的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让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

应该承认，我们的官员和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如果不是因为体制的原因进入官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打拼的话，他们大部分也能凭借本身的能力成为中产者，甚至大有作为。深化改革，应该让他们得利，让他们保留体面、放弃特权就好！

互利改革，必须让工农大众分享改革成果，起码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我们现在仅从数据上都不难得出结论，只要改变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的垄断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方式，就足以承担全民医疗、教育和养老，缓解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

体制外的精英，特别是因政治原因、制度困境、僵法恶法被打压的精英分子，应当在互利改革中获得平反，并得到国家补偿。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发生在“地富反坏右”这个范围之内，现在反革命、右派以及坏分子基本上已经摘帽平反了，而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却没有平反之说。即便在经济上补偿不太现实，我们能不能在名誉上给这个群体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初的平反，针对的是一个历史整体，没有把地主富农纳入甄别平反的范围本身就是不彻底、不公正的，虽然现在社会上已经淡化了这种阶级成分意识，也不再歧视地主富农及其后代，但是我们重提历史，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彻底平反，不仅可以廓清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历史伤害，而且可以以史为鉴，修复改革开放30年以来，因为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流毒造成的很多再度伤害。

只要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和体制外精英都能从改革中获益，社会就能重新取得基本共识，为重构共和创造条件。

2，开放社会

“举公平正义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无论如何都是迟早的事。国家应该去意识形态化，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最大限度保障每一个人的权益为基点。经济上，应尽快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现在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三大障碍：行业的垄断制度、城乡的二元制度、公共的产权制度，这些不仅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最不公的分配制度，还阻碍着市场化经济的进程。由于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资源、金融、无形资产等），社会财富公开地或隐形地向城市、国企、有权人转移。这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群体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要破除行业垄断制度、城乡二元制度，淡化公共产权制度。在一个国家内，站在高处看，不论是个体还是大企业，任何人创造的财富，发明的科技都属于国家。

呼吁政策上一视同仁。从根本上要废除大量的审批经济，由市场经济主导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设置。我们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应该面向市场经济，为开放的社会服务。

对于农村，加大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力度，搞活农村经济。把土地的承包期提高到一百年，实现土地的完整流转。土地的治理权最好下放到县一级，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抵押。农村发展的最优组织形态就是企业化，因为企业家是独立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界领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代表人物。企业生产的是商品，最终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农业的现代化，标志就是商品的生产，而不是产品的生产，农村的土地上必须出产大量可以变现的商品，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的市场化。

政治上，要放开对群众社团的限制，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成立自己认可的农会，民众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放手让民众自己解决，政府应该“惠而不费”，不要再大包大揽，费力不讨好。

开放社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重构共和

这意味着，上至达官贵人、亿万富豪，下到平民百姓乃至监狱的犯人，都能够在共和的制度下享有自己的权利保障，这种权利的保障就是共和的体制。制定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多方博弈的公平游戏规则。

也许我们应该构建一个“议会大厦”，让各方各派坐到一起来，只要不带刀枪，怎么吵架都可以。议会就是一个博弈空间，让我们利用这个博弈空间，把美国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国共两党的实践，一一辨析清楚，明确我们的方向，找出我们的路径。

让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制度，官僚资产阶级、公务员中的中产阶级、体制外的精英阶层、民营企业家以及广大的工农大众，在这个社会中都能得到相应的利益保障，产权可以不平等，但是人权一定要平等；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都能兼顾、体现，且公开、公正、公平。

说来苍凉，1921年，阎锡山在被近代思想史有意无意忽略的进山会议上，就曾以“山西改革”为试点，发出过不容湮没的历史先声。这个“山西王”，既不认可“资本主义”，也不能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他召集梁漱溟等社会贤达讨论两年之久，提炼出一个“公道主义”，一个“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的真正民主共和的社会制度设计。

时移世易，大道不废，既然世界本来是参差多态、圣凡同住的，自然要消弭无谓的争端，共期公道共和。搞清算、大规模反贪污、反腐败，固然痛快，但官员的腐败根源在于制度，有些就应该由制度买单。我们为什么不开启政治智慧，开辟一个和平转型的光明未来？比如，给官僚以资产，消除其特权；给工农大众以福利，告别革命；给政治犯平反补偿，让体制外精英进入议会。齐心合力，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宏观上说，历史还留给我们一个天然的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基因，一个建立在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上的民族复兴契机。近年来，时常听闻台湾政坛人士评说国民党已经本土化，无所作为，而最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之后，大陆官方对连战提出的“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振兴中华”16字箴言做了高度评价。坊间流传，连战说：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领土，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政党，是兄弟，共同目标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本着对等原则，希望共产党到台湾办电视台与报纸，同时台湾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也可到大陆办电视台和报纸，实现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言论自由。希望得到共产党和大陆同胞的支持。这个说法，不论真假，起码已经昭示了一个方向。如果说孙中山开创了“第一共和”（姑且称之为右派共和），毛泽东缔造了“第二共和”（可谓左派共和），那么国共的第三次合作无异于担承了“第三共和”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更是中华民族的莫大福祉。

“举公平正义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消除特权，重构共和，符合这个民智已开的大时代，是对往古先贤，仁人志士的交代，是一个足以告慰历史伟人和先烈英灵的光明未来。

 

7月27日修改 孙大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