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稍微喜欢用点脑子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大家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空，人人都认为不好也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偏偏就是那么肆无忌惮甚至耀武扬威地存在着，似乎谁也没办法。只能等待某个时代的到来，等待某个特殊人物出现，然后纠正这种存在。

从改革开放后纠正的一些“历史错误”来看，不只是文革十年，还包括1949年后的一些文艺政策以及后来的反右、浮夸、“阶级斗争天天讲”等等。但那些年大家对此毫无办法。一直等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直等到一个人物复出。

当年我们的报纸上公开认为：改革开放可称之为中国“第二次解放”。

不扯远了。哪怕仅就现在所获得的信息来看，这次济源掴耳光事件并非那么简单。表面上张书记打的是翟秘书长的脸，其实是在打他的脑袋，想把他“打醒”，谁叫他不跟他张书记“完全保持一致”。说到这里，插一句，张书记内心所想也许不无道理，可他也不想一想，如果他与市长不合，而作为市政府秘书长，又怎么可能对他张书记比对市长还亲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意识到了，翟秘书长每天上班心很累，领导不合，他在中间受夹板气。而那两个领导也是的，殷鉴不远，南京市的教训还不够吗？两大领导不合，你咬我我咬你，最后都咬进去了！也不知那两个原本副省级（南京是副省级城市）官员现在狱中作何想。

上面又扯远了。一百年前，甚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很多人都拥护社会主义，就因为这个主义反对等级制，强调平等。王实味不说，丁玲也不说，反正刚奔赴延安的人看到的就是中共领袖们的穿戴、生活跟大家没有多大差别。只要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又不认真观察，是不会像王实味和丁玲那样有意见的；相反，都觉得延安就是追求平等者的希望，延安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今后建立的“新中国”也一定是延安这一种。

但事实上，等级制一直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问题，可以说就是等级制惹的祸。不是等级制，张书记能对秘书长那么说话吗？那里的饭凭什么只有“市领导”或说副市长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吃？这分明是严重的等级制嘛。可你说张书记这种思想错了吗？也不能。放眼望去，中国大陆，等级制哪儿没有？就包括翟秘书长内心也一定明白他生活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只是他的妻子觉得他的丈夫不应该受那么大的委屈，否则哪有这一出大戏可看。

当然你会说，我们现在的等级制就是为了有一天消灭等级制。姑且我信。不然，就愧对当年那些抱着消灭等级制而奔赴延安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而对几十年来的等级制也就更不好解释。有时候，人们想要做某件事，只有说是为了将来不做那件事，才会得到别人的理解甚至支持，否则，人们是要投反对票的。

但七十余年前的奥威尔就认为人类从来就没平等过。这里不浪费篇幅，直接看他怎么说的。当然，他写的是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字特别是情节都是虚构的，因此，这里说看他怎么说的，也不过是引他在小说中的文字而已——有些，你可以看作是他的意思，也可看作不是。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但从一九00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特别是有的国家在奥威尔看来，“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甚至“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

这些话的意思我们虽然都懂，但还是感到新鲜。

最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翻译的关系，让我这个读者感觉奥威尔的文字有时简直就是“鲁迅文风”：“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大家看看这些文字像不像鲁迅说的。

最后想说的是，人类社会，到底是有平等才有自由，还是有了自由才会有平等，争论至少两个世纪了，一直没有个结果。就本人而言，我是倾向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所言：“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逐步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

现在已经不能再叫他“张书记”的张战伟，如果平时能多读点有进步意义的书，懂得“身份平等”是人类大势所趋，就不会那么较真，更不会让我们看到他扮演主角的这出闹剧。托克维尔还说了：“人们之所以变坏，决不是由于执政者行使权力或被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由于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和后者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

也不知喜欢打人的张书记是否听得懂这句话。

平时稍微喜欢用点脑子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大家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空，人人都认为不好也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偏偏就是那么肆无忌惮甚至耀武扬威地存在着，似乎谁也没办法。只能等待某个时代的到来，等待某个特殊人物出现，然后纠正这种存在。

从改革开放后纠正的一些“历史错误”来看，不只是文革十年，还包括1949年后的一些文艺政策以及后来的反右、浮夸、“阶级斗争天天讲”等等。但那些年大家对此毫无办法。一直等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直等到一个人物复出。

当年我们的报纸上公开认为：改革开放可称之为中国“第二次解放”。

不扯远了。哪怕仅就现在所获得的信息来看，这次济源掴耳光事件并非那么简单。表面上张书记打的是翟秘书长的脸，其实是在打他的脑袋，想把他“打醒”，谁叫他不跟他张书记“完全保持一致”。说到这里，插一句，张书记内心所想也许不无道理，可他也不想一想，如果他与市长不合，而作为市政府秘书长，又怎么可能对他张书记比对市长还亲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意识到了，翟秘书长每天上班心很累，领导不合，他在中间受夹板气。而那两个领导也是的，殷鉴不远，南京市的教训还不够吗？两大领导不合，你咬我我咬你，最后都咬进去了！也不知那两个原本副省级（南京是副省级城市）官员现在狱中作何想。

上面又扯远了。一百年前，甚至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很多人都拥护社会主义，就因为这个主义反对等级制，强调平等。王实味不说，丁玲也不说，反正刚奔赴延安的人看到的就是中共领袖们的穿戴、生活跟大家没有多大差别。只要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又不认真观察，是不会像王实味和丁玲那样有意见的；相反，都觉得延安就是追求平等者的希望，延安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今后建立的“新中国”也一定是延安这一种。

但事实上，等级制一直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问题，可以说就是等级制惹的祸。不是等级制，张书记能对秘书长那么说话吗？那里的饭凭什么只有“市领导”或说副市长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吃？这分明是严重的等级制嘛。可你说张书记这种思想错了吗？也不能。放眼望去，中国大陆，等级制哪儿没有？就包括翟秘书长内心也一定明白他生活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只是他的妻子觉得他的丈夫不应该受那么大的委屈，否则哪有这一出大戏可看。

当然你会说，我们现在的等级制就是为了有一天消灭等级制。姑且我信。不然，就愧对当年那些抱着消灭等级制而奔赴延安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而对几十年来的等级制也就更不好解释。有时候，人们想要做某件事，只有说是为了将来不做那件事，才会得到别人的理解甚至支持，否则，人们是要投反对票的。

但七十余年前的奥威尔就认为人类从来就没平等过。这里不浪费篇幅，直接看他怎么说的。当然，他写的是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字特别是情节都是虚构的，因此，这里说看他怎么说的，也不过是引他在小说中的文字而已——有些，你可以看作是他的意思，也可看作不是。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但从一九00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特别是有的国家在奥威尔看来，“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甚至“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

这些话的意思我们虽然都懂，但还是感到新鲜。

最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翻译的关系，让我这个读者感觉奥威尔的文字有时简直就是“鲁迅文风”：“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大家看看这些文字像不像鲁迅说的。

最后想说的是，人类社会，到底是有平等才有自由，还是有了自由才会有平等，争论至少两个世纪了，一直没有个结果。就本人而言，我是倾向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所言：“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知道平等逐步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

现在已经不能再叫他“张书记”的张战伟，如果平时能多读点有进步意义的书，懂得“身份平等”是人类大势所趋，就不会那么较真，更不会让我们看到他扮演主角的这出闹剧。托克维尔还说了：“人们之所以变坏，决不是由于执政者行使权力或被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由于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和后者服从于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

也不知喜欢打人的张书记是否听得懂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