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近来发文宣称要在2025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一贯对外公开高举反传统文化大旗的中共当局，现在竟然如此高调地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令笔者十分诧异。

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一开始就是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招牌起家的，在这里所指的“封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化被中共当局斥之为“封建文化”，一直以来中共当局表面上都是以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的，特别是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篡夺政权之后，更是如此。

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其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实物，诸如：文化典籍、历史文物、建筑遗跡以及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中国古典音乐、地方戏曲……乃至传统的风俗习惯悉数被毛和中共鼓动的红卫兵们公开批判、丑化、摧毁殆尽。

然而对毛和中共领导集团而言，这一切仅仅是表象而已，实际上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推崇的，不过被他们骨子里奉为圭臬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糟粕，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自中共当政七十一年以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已被中共当局摧毀殆尽，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却被中共当局“发扬光大”到了极致。

现在中共当局宣称：要在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显而易见其要复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那些有利于其共产极权统治“长治久安”的糟粕，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等级观念；对权力、权威、和领袖(过去是皇帝)的崇拜、敬畏与驯服；对暴力、苦难的逆来顺受和忍让；特别是《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贫民……等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有恒产……等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暗地里所崇奉的却是其糟粕之中的糟粕，那就是《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贫民。

自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的历届中共最高领导集团，都把《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当作其治国理政的秘而不宣的最基本准则。“解放”以来，中共最高领导集团的一切重大政策、措施和法令都是以《商君书》中驭民五术为准则来制定的，其中以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习时代为最，而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则有所松动。让笔者按驭民五术的顺序依次论述一下中共在中国大陆是怎样用这五术来愚弄、驾驭、统治中国大陆民众的。

一、 愚民：

中共当局在大陆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就把所有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广播电台、电影制片……等各种新闻媒体和文艺出版机构收归“国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有)，让全国民众只能听到中共当局发出的一种声音，中共当局垄断了所有的资讯来源，使民众丧失了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事实依据；中共当局又通过宣传、政治学习、各种大小会议和课堂向民众灌输共产极权教条，以改变大陆民众判断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从而使大陆民众变成只会根据中共当局灌输的错识的价值标准，和中共提供的、按中共的需要而被扭曲了的“事实”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愚民。

例如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爭，在中共当局的歪曲宣传之下，几乎全大陆的民众都认为是南朝鲜李承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鼓动之下，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是为了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东北，推翻新生的(中共的)红色政权，在中国大陆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是以这些中共编造的、虚假的、颠倒黑白的“事实”为依据，中共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这场由中共掀起的运动，当时还真的得到了听信中共宣传的绝大多数大陆民众的真心拥护，大陆民众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军参战，奔赴朝鲜战场打击美帝侵略者，后方民众纷纷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隨着国门的逐渐开啓，真实资讯进入中国大陆，才有一部份大陆人士认清了朝鲜战爭的真像，原来这是一场由斯大林的苏共和毛泽东的中共共同唆使、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动发动的侵略南朝鲜的侵略战爭，由此事可以看出中共愚民术的威力。

为达到长期愚民的目的，中共当局不仅垄断一切资讯资源，而且还着手通过教育方式的改变来制造一大批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现代愚民。

早在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二年初，中共当局就对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培养有独立人格、有独立思想的人为目的的欧美式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以苏俄的、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这场改革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

本来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前的这三十八年中，在民国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以综合大学为主体的欧美式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的运行是十分成功的。尽管在这三十八年中，中国经历了连年的军阀混戦、中共叛乱割据、日本侵占东北蚕食华北、八年抗战、四年国共内战。然而在如此动荡不安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民国的这一套欧美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是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各类人才，反观中国大陆自1952年“院系调整”推行苏俄的、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以来，至今己近七十年，却未能培弄出一位大师级的学术人才，两种教育体系孰优孰劣豈非一目了然了吗？然而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愚民”的目的，不惜汰优取劣，通过“院系调整”全面推行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苏俄式高教模式。

中共当局将原来一所所完整的综合大学拆分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诸如：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土建学院、铁道学院、矿冶学院、煤炭学院、钢铁学院、水利学院、机械学院、地质学院、师范学院、粮食学院、财贸学院……等等。这些专门学院设置的课程范围十分狭窄，除了数理化俄语等基础课之外，就是与该专业有关的那有限几门专业课，人文学科的课程除了硬性规定的、以灌输共产极权教条为目的的政治学习之外，其他一概没有。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只是可以从事十分狹窄的专业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满脑子共产极权教条的、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中共当局得心应手的所谓“又红又专”的专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具。

中共当局直到今天仍然继续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传播、出版、印刷机构仍然力图掌控一切资讯资源，而且还制定网络恶法给试图通过网络寻求事物真像的人定罪，仍然坚持那套制造愚民的教育体制，仍然坚持教育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原则，也就是中共至今仍在继续玩弄它的愚民术。

二、 弱民：

从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建政之初开始，为了达到其“弱民”的目的，就开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打击、消灭各个社会阶层的那些头脑灵活、有独立见解、有判断能力、有勇气、有社会责任感、敢于反抗的“强民”(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精英”)。

中共当局先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农封里的地主、富农这些“强民”打倒或消灭；紧接着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反运动”将留在大陆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中的“强民”悉数判刑或处决；1952年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工商业界的“强人”进行批斗打击并勤索他们的财产；1955年中共发动“反胡风运动”对文艺界的“强民”进行批斗打击、判刑以震慑文艺界人士；1956年中共发动对城镇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剝夺了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等城镇“强人”的财产和生产资料；1957年毛和中共施展“阳谋”发动“反右派运动”全面打击以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民主党派为主，包括中共党内干部在内的中国大陆社会各界“强人”，对他们进行批斗、侮辱、判处徒刑、劳动教养、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毛泽东晚年为了实现他把“(中共)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的梦想，发动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强人”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又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造反派和红卫兵中的“强人”进行打击。在毛之后，中共当局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文化艺术界的“强人”进行打击；又通过军队用武力对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以大学生和知识份子为主的社会各界“强人”进行槍杀、判刑、关押、批斗；或迫使他们流亡国外。

习上台以来，又加强了使中国大陆民众“弱民”化的步伐，制定一系列恶法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网络谣言罪”、“妄议中央罪”……等罪名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党内外异议人士等各界“强人”进行打击迫害。经过中共当局将近七十年对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强民”(精英)持续不断的残杀、打击、迫害，中共当局达到了使中国大陆民众“弱民”化的目的。

三、疲民：

中共当局的“疲民”术过去就是通过冗长沉重的各种体力劳动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来耗尽民众的精力和時间，使民众一年到头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以此来剝夺民众，特别是“强民”(精英)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或是发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挑动民众之间彼此爭斗，让民众把一切劳作之余的精力和时间都白白地耗费在彼此爭斗之上，使民众长期处于疲惫不堪和恐惧之中，使民众没有思考问题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间、精力和勇气。

凡是有过在毛时代生活经历的人，特别是有过“劳改”、“劳教”、“下放农村”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笔者“有幸”曾在毛时代有过蹲监狱、农场“劳教”和“下放农村”前后共计十八年的亲身经历，对中共当局的“疲民”术有较一般人更为深刻更为痛苦的体验，一天(从天亮到天黑)冗长沉重的劳动下来，吃完晚饭唯一的愿望和“享受”就是赶紧躺下睡觉，恢复体力以迎接明天也许更为艰苦沉重的劳动，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感叹毛和中共真是“疲民”有术啊！

到现在中共当的“疲民”术又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的变化，现在中共当局通过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来使民众一天到晚为买房、结婚成家、为等集医疗费和学费而疲于奔命；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通过连篇累牍的、低俗的、歪曲历史、宣扬皇权和封建伦理观念的影视节目；充满暴力、淫诲和赌博色彩的网络游戏来侵占民众的业余时间，使民众除工作之外一天到晚沉缅于这类影视节目和网络游戏之中，弄得民众疲惫不堪，使民众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关注现实问题，也就达到了中共当局“疲民”的目的，只是方式与毛时代有所不同而已。

四、 辱民：

自“解放”以来，中共当局就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不仅要求民众进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等方式对自己的思想、人格、品行进行自我羞辱、自我丑化；而且挑动民众互相批斗、互相揭发以达到互相羞辱、互相丑化的目的，使民众产生负罪感；同时又通过对中共及其领袖“伟光正”的大肆宣传，使民众在头顶“伟光正”光环的中共及其领导人面前产生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恥辱感，被羞辱到这个地步的民众完全丧失了人格、丧失了自信心，哪里还敢质疑中共及其领袖的所作所为，而这正是中共当局的“辱民”术要达到的目的。笔者就见过不少中学、大学的人品、学识都不错的老师，经长期的“自我批判”和“革命师生”的检举揭发、丑化、批斗之后，真的产生了自己思想落后、人品低下、不学无术的错觉，由此可见中共当局“辱人”术威力之巨大。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的“辱民”术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将“辱民”术披上了一层“法制”化的外衣，通过制定一系列恶法，随心所欲地利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妄议中央罪”、“传播网络谣言罪”、“恶意讨薪罪”、“恶意上访罪”、“妨碍公务罪”……等一系列罪名对维权民众进行羞辱、丑化、打击。中共当局还收买一大批五毛党、毛左份子通过网络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党内外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冠以“卖国”、“汉奸”、“境外敌对势力走狗”……等一系列恶名，对他们进行侮辱丑化。中共当局甚至不惜以酷刑、胁迫家人等单劣方式迫使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异议人士、教会人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对自己进行“自我羞辱”以此来达到“辱人”的目的。

五、 贫人：

毛和中共深知私有财产是一切个人生存和个人权利的基础，只有剥夺了大陆民众的一切私有财产，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所有大陆民众才能成为任由中共摆布的、没有独立人格的、不能也不敢反抗的、现代共产极权社会的奴隶。为此“解放”后中共当局先通过“土地改革”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然后于1955年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收归“集体所有”，剝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等)；又在1953年至1954年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剝夺了农民对主要农产品粮、油、棉……等的支配、使用权，至此中共当局，剥夺并掌控了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源，使农民陷入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1956年中共当局发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剝夺了城镇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和私人财产，使他们沦为只能依靠中共当局发给他们的微薄工资生存的中共当局的附庸。至此中共当局剝夺了大陆所有民众几乎所有的财产，大陆民众被“贫民”化，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操控中国大陆民众并迫使他们成为中共当局得心应手的政治和生产工具；迫使他们去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炮灰，居然有意识地促使民众处于贫困状态。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前期，那时为了促进生产，以恢复四年解放战爭和三年“抗美援朝”战爭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许多工厂曾一度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特别是心灵手巧又有点文化的工人的收入增加较快，有的一个月计件下来收入可达一百至一百四五十元(指大中城市)。据“文革”时暴露出来的资料介绍，当时毛泽东有次到上海视察一家工厂，当毛问到工厂工人的收入时，工厂负责人不无炫耀地向毛行绍：现在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许多心灵于巧又有文化的青年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一百至一百四五十元，不仅比许多老工人的收入高，比我们工厂领导都高，不料毛听到后，不但不高兴，反而冷冷地对陪同他视察的上海市领导和这家工厂的领导说：这怎么行？年纪轻轻就有这么高的工资，生活富裕了，今后还有哪个跟我们去干革命(大意如此)？在这次视察后不久，毛和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计件工资制，改为等级工资制，这大大挫伤了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但毛和中共对此毫不在乎，毛和中共在乎的是如何使大陆民众继续处于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以便更容易驱使他们去为毛和中共充当他们的政治和生产工具，和去为毛和中共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炮灰，以实现毛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伟大领袖的妄想。

到现在尽管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欧美各国绥靖政策的滋养之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以习为首的中共仍然没有改变它使大陆民众“贫民”化的政策，中共当局通过高税收、高管理费、高房价、高医疗费用和高学费，把大陆民众辛辛苦苦創造的财富聚敛在中共官僚和他们的红二代、官二代的手里，而民众的收入表面上虽也有所提高，但与中国大陆近四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是远远不夠的；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等方式来使大陆民众继续陷于贫困状态，近几年物价的飞涨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实。据前两年的报导，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人民币的发行量比欧美各国货币发行量总和的两倍还要多，这一状况不仅使大陆民众持续贫困化，还使大陆民众在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和货币贬值的多重压榨之下，面临两难的选择：不把手中的钱花掉，留在手中不知道哪一天会因人民币贬值而变得一文不值；赶紧把钱花掉吧，又怕一旦遇到意外又无钱应付。

所以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自“解放”以来直至今日，都始终处于贫困状态，中共及其领导人可谓“贫民”有术。然而习和中共当局为忽悠国内外民众，居然恬不知耻地对国内外宣称：在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全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贪”，就连中共的国务院总李克强不久前都不得不承认，全国(指中国大陆)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中共当局的所谓脱贫工程，帮大陆民众脱贫是假，以此来掩盖中共当局使大陆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贫民”术的真实面目是真。

七十年来中共及其领导人背地里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中的糟粕《商君书》的驭民五术，来统治、驾驭中国大陆民众的结果导致全社会那些有独立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种、勇于反抗、勇于进取、品格高尚的各界“强人”(精英)或被中共当局翦除殆尽、关进监獄；或是迫使他们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溅民”，终日为生计劳碌奔波，没有时间和精力为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和民众的权益发声呐喊；或是迫使他们为生存和私利放弃初衷，自甘堕落沦为中共当局的吹鼓手和帮凶，以致现在在中国大陆只有少数“漏网”的精英仍在冒着杀头、坐牢、被监控、被污名化、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风险仍在不屈不撓地继续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念和维护大陆民众的基本权益而努力呐喊奋斗，他们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的希望。

然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民众经中共当局用《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七十年来的统治、驾驭之后，都成为了胆小怕事、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崇拜权力、权威、领袖；崇拜金钱、自私自利；面对权势、暴力和社会不公不敢反抗，甚至连声都不敢吱一声；謟媚权势、暴力；助纣为疟、冷漠、缺乏社会责任感、对苦难和底层民众缺乏同情心；对强权、暴力和社会不公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却长于与同为社会底层的人内斗、弄虚作假、互相欺骗的的现代共产极权社会的忠实奴隶。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和中共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锇死四五千万人时，大陆民众都没有勇气敢于反抗，就连许多饿得快死的大陆民众，面对近在咫尺的装满“战备粮”的国家粮库都不敢去搶夺那些中共当局从他们手中夺走的粮食来救自己一命，宁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以致“大饥荒”的主要制造者之一的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发出：“多好的人民啊！”这样的感慨，陈云也留下：“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这样的遗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多毛粉、五毛党、乌有之乡乡民、愤青、爱国贼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在社会底层为生存痛苦挣扎、没有基本人权、任中共宰割的劳苦大众依然觉得“岁月静好”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盛产金灿荣、金一男、孔庆东、公方彬、张维维、房宁、张召忠……之类不学无术的无良“砖家”、“叫兽”的原因。

中共当局今天提出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是因为它过去用来忽悠囯内外民众的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说教，已经被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历史无情地证明是荒谬的、错誤的，这套说教给人类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民众带来的是死亡、贫困和无穷无尽的灾难，这套说教到现在不仅普通民众已很少有人相信它了，就连中共内部从上到下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它了，既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套说教已经丧失了继续忽悠国内外民众的作用，于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得不改变方式，改而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这面大旗来继续忽悠国内外民众，企图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这块招牌来重新凝聚中国大陆那早巳涣散了的民心。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要复兴的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社会和谐和进步的精华，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诸如《商君书》之类中共暗中已经“复兴”了七十年的糟粕之中的糟粕，只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糟粕之中的糟粕，由于其赤裸裸地反文明、反人性，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只可能仿效中国历代王朝那样，采取“儒表法里”方式，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表面上宣扬儒家文化中的那些精华，暗地里仍然推行以商鞅的《商君书》有代表的反文明、反人性的“法家”文化来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政策依据。

 

2021年3月3日写于望春轩

“一真溅雪真诚地向诸位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将文题中的葫字误写为萌字，给诸位读者对文题的理解造成不便。3月7日一真溅雪敬啓”

中共当局近来发文宣称要在2025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一贯对外公开高举反传统文化大旗的中共当局，现在竟然如此高调地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令笔者十分诧异。

众所周知，中共当局一开始就是打着“反帝反封建”的招牌起家的，在这里所指的“封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文化被中共当局斥之为“封建文化”，一直以来中共当局表面上都是以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的，特别是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篡夺政权之后，更是如此。

到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其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切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实物，诸如：文化典籍、历史文物、建筑遗跡以及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中国古典音乐、地方戏曲……乃至传统的风俗习惯悉数被毛和中共鼓动的红卫兵们公开批判、丑化、摧毁殆尽。

然而对毛和中共领导集团而言，这一切仅仅是表象而已，实际上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推崇的，不过被他们骨子里奉为圭臬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糟粕，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自中共当政七十一年以来的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已被中共当局摧毀殆尽，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却被中共当局“发扬光大”到了极致。

现在中共当局宣称：要在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显而易见其要复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那些有利于其共产极权统治“长治久安”的糟粕，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等级观念；对权力、权威、和领袖(过去是皇帝)的崇拜、敬畏与驯服；对暴力、苦难的逆来顺受和忍让；特别是《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贫民……等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有恒产……等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暗地里所崇奉的却是其糟粕之中的糟粕，那就是《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贫民。

自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的历届中共最高领导集团，都把《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当作其治国理政的秘而不宣的最基本准则。“解放”以来，中共最高领导集团的一切重大政策、措施和法令都是以《商君书》中驭民五术为准则来制定的，其中以毛泽东时代和现在的习时代为最，而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则有所松动。让笔者按驭民五术的顺序依次论述一下中共在中国大陆是怎样用这五术来愚弄、驾驭、统治中国大陆民众的。

一、 愚民：

中共当局在大陆夺取政权之后，首先就把所有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广播电台、电影制片……等各种新闻媒体和文艺出版机构收归“国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有)，让全国民众只能听到中共当局发出的一种声音，中共当局垄断了所有的资讯来源，使民众丧失了判断事物是非对错的事实依据；中共当局又通过宣传、政治学习、各种大小会议和课堂向民众灌输共产极权教条，以改变大陆民众判断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从而使大陆民众变成只会根据中共当局灌输的错识的价值标准，和中共提供的、按中共的需要而被扭曲了的“事实”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愚民。

例如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爭，在中共当局的歪曲宣传之下，几乎全大陆的民众都认为是南朝鲜李承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鼓动之下，发动了侵略北朝鲜的侵略战争，美帝国主义是为了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东北，推翻新生的(中共的)红色政权，在中国大陆恢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是以这些中共编造的、虚假的、颠倒黑白的“事实”为依据，中共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这场由中共掀起的运动，当时还真的得到了听信中共宣传的绝大多数大陆民众的真心拥护，大陆民众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军参战，奔赴朝鲜战场打击美帝侵略者，后方民众纷纷捐钱捐物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直至“改革开放”之后隨着国门的逐渐开啓，真实资讯进入中国大陆，才有一部份大陆人士认清了朝鲜战爭的真像，原来这是一场由斯大林的苏共和毛泽东的中共共同唆使、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动发动的侵略南朝鲜的侵略战爭，由此事可以看出中共愚民术的威力。

为达到长期愚民的目的，中共当局不仅垄断一切资讯资源，而且还着手通过教育方式的改变来制造一大批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现代愚民。

早在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二年初，中共当局就对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以培养有独立人格、有独立思想的人为目的的欧美式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以苏俄的、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这场改革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

本来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前的这三十八年中，在民国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一套以综合大学为主体的欧美式高等教育模式，在中国的运行是十分成功的。尽管在这三十八年中，中国经历了连年的军阀混戦、中共叛乱割据、日本侵占东北蚕食华北、八年抗战、四年国共内战。然而在如此动荡不安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民国的这一套欧美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是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各类人才，反观中国大陆自1952年“院系调整”推行苏俄的、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以来，至今己近七十年，却未能培弄出一位大师级的学术人才，两种教育体系孰优孰劣豈非一目了然了吗？然而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愚民”的目的，不惜汰优取劣，通过“院系调整”全面推行以培养专业工具为目的苏俄式高教模式。

中共当局将原来一所所完整的综合大学拆分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诸如：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土建学院、铁道学院、矿冶学院、煤炭学院、钢铁学院、水利学院、机械学院、地质学院、师范学院、粮食学院、财贸学院……等等。这些专门学院设置的课程范围十分狭窄，除了数理化俄语等基础课之外，就是与该专业有关的那有限几门专业课，人文学科的课程除了硬性规定的、以灌输共产极权教条为目的的政治学习之外，其他一概没有。在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只是可以从事十分狹窄的专业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满脑子共产极权教条的、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中共当局得心应手的所谓“又红又专”的专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具。

中共当局直到今天仍然继续控制所有的新闻媒体、传播、出版、印刷机构仍然力图掌控一切资讯资源，而且还制定网络恶法给试图通过网络寻求事物真像的人定罪，仍然坚持那套制造愚民的教育体制，仍然坚持教育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原则，也就是中共至今仍在继续玩弄它的愚民术。

二、 弱民：

从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建政之初开始，为了达到其“弱民”的目的，就开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打击、消灭各个社会阶层的那些头脑灵活、有独立见解、有判断能力、有勇气、有社会责任感、敢于反抗的“强民”(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精英”)。

中共当局先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把农封里的地主、富农这些“强民”打倒或消灭；紧接着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反运动”将留在大陆的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中的“强民”悉数判刑或处决；1952年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对工商业界的“强人”进行批斗打击并勤索他们的财产；1955年中共发动“反胡风运动”对文艺界的“强民”进行批斗打击、判刑以震慑文艺界人士；1956年中共发动对城镇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剝夺了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等城镇“强人”的财产和生产资料；1957年毛和中共施展“阳谋”发动“反右派运动”全面打击以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民主党派为主，包括中共党内干部在内的中国大陆社会各界“强人”，对他们进行批斗、侮辱、判处徒刑、劳动教养、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毛泽东晚年为了实现他把“(中共)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的梦想，发动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强人”进行了无情的打击；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又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造反派和红卫兵中的“强人”进行打击。在毛之后，中共当局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文化艺术界的“强人”进行打击；又通过军队用武力对参加“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以大学生和知识份子为主的社会各界“强人”进行槍杀、判刑、关押、批斗；或迫使他们流亡国外。

习上台以来，又加强了使中国大陆民众“弱民”化的步伐，制定一系列恶法以“煽颠罪”、“寻衅滋事罪”、“传播网络谣言罪”、“妄议中央罪”……等罪名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党内外异议人士等各界“强人”进行打击迫害。经过中共当局将近七十年对中国大陆民众中的“强民”(精英)持续不断的残杀、打击、迫害，中共当局达到了使中国大陆民众“弱民”化的目的。

三、疲民：

中共当局的“疲民”术过去就是通过冗长沉重的各种体力劳动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来耗尽民众的精力和時间，使民众一年到头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以此来剝夺民众，特别是“强民”(精英)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或是发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挑动民众之间彼此爭斗，让民众把一切劳作之余的精力和时间都白白地耗费在彼此爭斗之上，使民众长期处于疲惫不堪和恐惧之中，使民众没有思考问题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间、精力和勇气。

凡是有过在毛时代生活经历的人，特别是有过“劳改”、“劳教”、“下放农村”经历的人，想必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笔者“有幸”曾在毛时代有过蹲监狱、农场“劳教”和“下放农村”前后共计十八年的亲身经历，对中共当局的“疲民”术有较一般人更为深刻更为痛苦的体验，一天(从天亮到天黑)冗长沉重的劳动下来，吃完晚饭唯一的愿望和“享受”就是赶紧躺下睡觉，恢复体力以迎接明天也许更为艰苦沉重的劳动，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感叹毛和中共真是“疲民”有术啊！

到现在中共当的“疲民”术又有了与时俱进的新的变化，现在中共当局通过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来使民众一天到晚为买房、结婚成家、为等集医疗费和学费而疲于奔命；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通过连篇累牍的、低俗的、歪曲历史、宣扬皇权和封建伦理观念的影视节目；充满暴力、淫诲和赌博色彩的网络游戏来侵占民众的业余时间，使民众除工作之外一天到晚沉缅于这类影视节目和网络游戏之中，弄得民众疲惫不堪，使民众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关注现实问题，也就达到了中共当局“疲民”的目的，只是方式与毛时代有所不同而已。

四、 辱民：

自“解放”以来，中共当局就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不仅要求民众进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等方式对自己的思想、人格、品行进行自我羞辱、自我丑化；而且挑动民众互相批斗、互相揭发以达到互相羞辱、互相丑化的目的，使民众产生负罪感；同时又通过对中共及其领袖“伟光正”的大肆宣传，使民众在头顶“伟光正”光环的中共及其领导人面前产生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恥辱感，被羞辱到这个地步的民众完全丧失了人格、丧失了自信心，哪里还敢质疑中共及其领袖的所作所为，而这正是中共当局的“辱民”术要达到的目的。笔者就见过不少中学、大学的人品、学识都不错的老师，经长期的“自我批判”和“革命师生”的检举揭发、丑化、批斗之后，真的产生了自己思想落后、人品低下、不学无术的错觉，由此可见中共当局“辱人”术威力之巨大。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的“辱民”术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将“辱民”术披上了一层“法制”化的外衣，通过制定一系列恶法，随心所欲地利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妄议中央罪”、“传播网络谣言罪”、“恶意讨薪罪”、“恶意上访罪”、“妨碍公务罪”……等一系列罪名对维权民众进行羞辱、丑化、打击。中共当局还收买一大批五毛党、毛左份子通过网络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党内外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冠以“卖国”、“汉奸”、“境外敌对势力走狗”……等一系列恶名，对他们进行侮辱丑化。中共当局甚至不惜以酷刑、胁迫家人等单劣方式迫使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异议人士、教会人士在电视上公开“认罪”，对自己进行“自我羞辱”以此来达到“辱人”的目的。

五、 贫人：

毛和中共深知私有财产是一切个人生存和个人权利的基础，只有剥夺了大陆民众的一切私有财产，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所有大陆民众才能成为任由中共摆布的、没有独立人格的、不能也不敢反抗的、现代共产极权社会的奴隶。为此“解放”后中共当局先通过“土地改革”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然后于1955年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收归“集体所有”，剝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大型农具……等等)；又在1953年至1954年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剝夺了农民对主要农产品粮、油、棉……等的支配、使用权，至此中共当局，剥夺并掌控了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源，使农民陷入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1956年中共当局发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剝夺了城镇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和私人财产，使他们沦为只能依靠中共当局发给他们的微薄工资生存的中共当局的附庸。至此中共当局剝夺了大陆所有民众几乎所有的财产，大陆民众被“贫民”化，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了达到操控中国大陆民众并迫使他们成为中共当局得心应手的政治和生产工具；迫使他们去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炮灰，居然有意识地促使民众处于贫困状态。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前期，那时为了促进生产，以恢复四年解放战爭和三年“抗美援朝”战爭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许多工厂曾一度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特别是心灵手巧又有点文化的工人的收入增加较快，有的一个月计件下来收入可达一百至一百四五十元(指大中城市)。据“文革”时暴露出来的资料介绍，当时毛泽东有次到上海视察一家工厂，当毛问到工厂工人的收入时，工厂负责人不无炫耀地向毛行绍：现在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许多心灵于巧又有文化的青年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一百至一百四五十元，不仅比许多老工人的收入高，比我们工厂领导都高，不料毛听到后，不但不高兴，反而冷冷地对陪同他视察的上海市领导和这家工厂的领导说：这怎么行？年纪轻轻就有这么高的工资，生活富裕了，今后还有哪个跟我们去干革命(大意如此)？在这次视察后不久，毛和中共就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计件工资制，改为等级工资制，这大大挫伤了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但毛和中共对此毫不在乎，毛和中共在乎的是如何使大陆民众继续处于一无所有的贫困状态，以便更容易驱使他们去为毛和中共充当他们的政治和生产工具，和去为毛和中共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炮灰，以实现毛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伟大领袖的妄想。

到现在尽管中国大陆的经济在欧美各国绥靖政策的滋养之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以习为首的中共仍然没有改变它使大陆民众“贫民”化的政策，中共当局通过高税收、高管理费、高房价、高医疗费用和高学费，把大陆民众辛辛苦苦創造的财富聚敛在中共官僚和他们的红二代、官二代的手里，而民众的收入表面上虽也有所提高，但与中国大陆近四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是远远不夠的；不仅如此，中共当局还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等方式来使大陆民众继续陷于贫困状态，近几年物价的飞涨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实。据前两年的报导，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人民币的发行量比欧美各国货币发行量总和的两倍还要多，这一状况不仅使大陆民众持续贫困化，还使大陆民众在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和货币贬值的多重压榨之下，面临两难的选择：不把手中的钱花掉，留在手中不知道哪一天会因人民币贬值而变得一文不值；赶紧把钱花掉吧，又怕一旦遇到意外又无钱应付。

所以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自“解放”以来直至今日，都始终处于贫困状态，中共及其领导人可谓“贫民”有术。然而习和中共当局为忽悠国内外民众，居然恬不知耻地对国内外宣称：在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全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贪”，就连中共的国务院总李克强不久前都不得不承认，全国(指中国大陆)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中共当局的所谓脱贫工程，帮大陆民众脱贫是假，以此来掩盖中共当局使大陆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贫民”术的真实面目是真。

七十年来中共及其领导人背地里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中的糟粕《商君书》的驭民五术，来统治、驾驭中国大陆民众的结果导致全社会那些有独立思想、有知识、有能力、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种、勇于反抗、勇于进取、品格高尚的各界“强人”(精英)或被中共当局翦除殆尽、关进监獄；或是迫使他们沦为社会最底层的“溅民”，终日为生计劳碌奔波，没有时间和精力为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和民众的权益发声呐喊；或是迫使他们为生存和私利放弃初衷，自甘堕落沦为中共当局的吹鼓手和帮凶，以致现在在中国大陆只有少数“漏网”的精英仍在冒着杀头、坐牢、被监控、被污名化、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风险仍在不屈不撓地继续为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普世价值观念和维护大陆民众的基本权益而努力呐喊奋斗，他们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的希望。

然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民众经中共当局用《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七十年来的统治、驾驭之后，都成为了胆小怕事、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崇拜权力、权威、领袖；崇拜金钱、自私自利；面对权势、暴力和社会不公不敢反抗，甚至连声都不敢吱一声；謟媚权势、暴力；助纣为疟、冷漠、缺乏社会责任感、对苦难和底层民众缺乏同情心；对强权、暴力和社会不公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却长于与同为社会底层的人内斗、弄虚作假、互相欺骗的的现代共产极权社会的忠实奴隶。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和中共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锇死四五千万人时，大陆民众都没有勇气敢于反抗，就连许多饿得快死的大陆民众，面对近在咫尺的装满“战备粮”的国家粮库都不敢去搶夺那些中共当局从他们手中夺走的粮食来救自己一命，宁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等待死亡的降临。以致“大饥荒”的主要制造者之一的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发出：“多好的人民啊！”这样的感慨，陈云也留下：“中国人好管，饿死也不会造反”这样的遗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有这么多毛粉、五毛党、乌有之乡乡民、愤青、爱国贼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在社会底层为生存痛苦挣扎、没有基本人权、任中共宰割的劳苦大众依然觉得“岁月静好”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盛产金灿荣、金一男、孔庆东、公方彬、张维维、房宁、张召忠……之类不学无术的无良“砖家”、“叫兽”的原因。

中共当局今天提出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是因为它过去用来忽悠囯内外民众的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说教，已经被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历史无情地证明是荒谬的、错誤的，这套说教给人类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民众带来的是死亡、贫困和无穷无尽的灾难，这套说教到现在不仅普通民众已很少有人相信它了，就连中共内部从上到下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它了，既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套说教已经丧失了继续忽悠国内外民众的作用，于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不得不改变方式，改而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这面大旗来继续忽悠国内外民众，企图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这块招牌来重新凝聚中国大陆那早巳涣散了的民心。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要复兴的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社会和谐和进步的精华，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诸如《商君书》之类中共暗中已经“复兴”了七十年的糟粕之中的糟粕，只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糟粕之中的糟粕，由于其赤裸裸地反文明、反人性，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只可能仿效中国历代王朝那样，采取“儒表法里”方式，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表面上宣扬儒家文化中的那些精华，暗地里仍然推行以商鞅的《商君书》有代表的反文明、反人性的“法家”文化来作为其治国理政的政策依据。

 

2021年3月3日写于望春轩

“一真溅雪真诚地向诸位读者致以深深的歉意，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将文题中的葫字误写为萌字，给诸位读者对文题的理解造成不便。3月7日一真溅雪敬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