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媒报道，刚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的文章《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共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

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

 

习近平文章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中共就必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的文章以及他执政以来的讲话很少提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于是，有学者认为，不要小看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论述，因为中共已经将执政合法性悄然转变，把原来追求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党，变成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党。所以，虽然这个重新定位有执政合法性方面的精细考虑，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重新定位。毕竟，这意味着中共正在放弃那个共产世界的幻想，而回归现实，回归中国本位。这个观点正确吗？

 

第一，中共已经转变为民族复兴政党了吗？

 

有学者指出，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发生过三次合法性转换：第一次，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六四”后的GDP战略，用经济绩效挽回天安门镇压中失去的民心；第三次，崛起后的“走向复兴”，用民族主义而非革命叙事解释党的传统和党的“伟业”。最后这个转换并非始于习近平，早在胡锦涛执政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大国”、“复兴”话题已不绝于耳。但真正充分利用这个“势”而将其推向极致的是习近平。

 

中共真的已经转变为一个民族复兴主义政党了吗？或者说，今天的中共实际上是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狗肉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误判。

 

我认为，中共之所以不再提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它使命是因为马克主义理论已经破产，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已屈指可数，并且与马克思的初衷相去甚远。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和不利于发展经济，中共不得不“韬光养晦”，将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拥趸。

 

如果说，中共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那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但习近平恰恰是这个趋势的终结者。

 

江泽民在执政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观念，要求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指向并不明确，淡化了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共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宗旨。但江泽民、胡锦涛也并非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面对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

 

但习近平执政后，中共民族主义的倾向被制止，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使命再次被强化。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坚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同年4月23日，习近平组织政治局委员学习《共产党宣言》；5月4日中共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习近平在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归纳为四个完全正确，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在《求是》文章中，习近平还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

 

综上可见，“中共已将执政的合法性转换为民族复兴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政治误判。习近平之所以强调民族复兴和传统文化以及人民至上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维护中共长期统治的需要。从所谓“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富起来，习近平中国人强起来”的宣传，中共都将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五代领导人一脉相承。

 

第二，中共没有执政合法性

 

无论中共如何变化说辞，但执政一直没有合法性。什么是执政合法性呢？美国社会学者丹尼斯•朗指出：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

 

2009年8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做客强国论坛，就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问题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有网友问道：“近来有人质疑我党执政的合法性，比如说我党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授权等等，你如何看待类似言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房宁说，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确切地翻译不是“合法性”，而应该是“正当性”。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房宁指出，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

 

胡平先生指出：房宁对合法性的解释是正确的。所谓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就是指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换句话，就是指人民自愿服从自愿认同一个政权。

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的意愿必须通过一种形式公开地展示才能确定。但房宁将社会革命和默认也纳入合法性的表现形式是错误的，因为沉默既可能表示赞同，也可能表示反对，所以“默认”不能算作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革命也不能算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一场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并不能自动赋予新政权合法性或正当性。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还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这就要求革命在成功后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

 

胡平先生认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他在《论言论自由》一书中写道：“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巩固一个政权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搞到禁止反对意见自由发表那种地步，一旦搞到那一步，我们就失去了巩固这个政权的最后根据。”

 

我赞同胡平先生的观点，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70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所以，中共政权不是改变合法性的问题，而是一直都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中共改变的是宣传的重心，是因时而变的策略。

 

综上所述，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强行嫁接不是在改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取得中国民众的支持，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和长期执政。中共从来就没有改变执政合法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合法性。变化说辞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而是需要这张虎皮。只不过马克思聪明，百年前就预见了今天的尴尬一幕，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据中国官媒报道，刚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的文章《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共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

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远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红线。

 

习近平文章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中共就必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的文章以及他执政以来的讲话很少提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于是，有学者认为，不要小看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论述，因为中共已经将执政合法性悄然转变，把原来追求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党，变成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党。所以，虽然这个重新定位有执政合法性方面的精细考虑，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重新定位。毕竟，这意味着中共正在放弃那个共产世界的幻想，而回归现实，回归中国本位。这个观点正确吗？

 

第一，中共已经转变为民族复兴政党了吗？

 

有学者指出，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发生过三次合法性转换：第一次，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六四”后的GDP战略，用经济绩效挽回天安门镇压中失去的民心；第三次，崛起后的“走向复兴”，用民族主义而非革命叙事解释党的传统和党的“伟业”。最后这个转换并非始于习近平，早在胡锦涛执政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大国”、“复兴”话题已不绝于耳。但真正充分利用这个“势”而将其推向极致的是习近平。

 

中共真的已经转变为一个民族复兴主义政党了吗？或者说，今天的中共实际上是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卖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狗肉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误判。

 

我认为，中共之所以不再提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它使命是因为马克主义理论已经破产，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已屈指可数，并且与马克思的初衷相去甚远。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孤立和不利于发展经济，中共不得不“韬光养晦”，将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拥趸。

 

如果说，中共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那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但习近平恰恰是这个趋势的终结者。

 

江泽民在执政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观念，要求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指向并不明确，淡化了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共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及可持续的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宗旨。但江泽民、胡锦涛也并非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面对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

 

但习近平执政后，中共民族主义的倾向被制止，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使命再次被强化。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坚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同年4月23日，习近平组织政治局委员学习《共产党宣言》；5月4日中共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习近平在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归纳为四个完全正确，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在《求是》文章中，习近平还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

 

综上可见，“中共已将执政的合法性转换为民族复兴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政治误判。习近平之所以强调民族复兴和传统文化以及人民至上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维护中共长期统治的需要。从所谓“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时代中国人富起来，习近平中国人强起来”的宣传，中共都将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五代领导人一脉相承。

 

第二，中共没有执政合法性

 

无论中共如何变化说辞，但执政一直没有合法性。什么是执政合法性呢？美国社会学者丹尼斯•朗指出：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

 

2009年8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做客强国论坛，就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问题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有网友问道：“近来有人质疑我党执政的合法性，比如说我党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授权等等，你如何看待类似言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房宁说，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确切地翻译不是“合法性”，而应该是“正当性”。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房宁指出，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

 

胡平先生指出：房宁对合法性的解释是正确的。所谓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就是指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换句话，就是指人民自愿服从自愿认同一个政权。

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的意愿必须通过一种形式公开地展示才能确定。但房宁将社会革命和默认也纳入合法性的表现形式是错误的，因为沉默既可能表示赞同，也可能表示反对，所以“默认”不能算作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革命也不能算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一场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并不能自动赋予新政权合法性或正当性。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还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这就要求革命在成功后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

 

胡平先生认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他在《论言论自由》一书中写道：“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巩固一个政权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搞到禁止反对意见自由发表那种地步，一旦搞到那一步，我们就失去了巩固这个政权的最后根据。”

 

我赞同胡平先生的观点，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70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所以，中共政权不是改变合法性的问题，而是一直都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中共改变的是宣传的重心，是因时而变的策略。

 

综上所述，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强行嫁接不是在改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取得中国民众的支持，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和长期执政。中共从来就没有改变执政合法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合法性。变化说辞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而是需要这张虎皮。只不过马克思聪明，百年前就预见了今天的尴尬一幕，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