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 象征悼念六四的 “国殇之柱”安放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一世纪。近日有消息传出，校方计划把这座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雕塑移走。外界关注，港大最终会否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牺牲院校自主和多年来建立的声誉。

竖立在香港大学黃克竞楼平台的“国殇之柱”雕塑被视为悼念六四的象征，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下，它能否屹立不倒成为问号。

10月1日，香港信报专栏引述消息人士说，港大校方将出手处理“国殇之柱”，原因是支联会已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责任尽力免除任何可能导致违法的风险。

传港大校方拟移除“国殇之柱”

争取平反六四的支联会被港府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早前已在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由秘书长蔡耀昌处理清盘事宜。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港大要把“国殇之柱”移除，他对传闻不作揣测。而警方冻结支联会的资产也不包括“国殇之柱”。

“国殇之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在1997年创作并赠予支联会，并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其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蔡耀昌回忆当年的情况。

蔡耀昌说：“最初是送给支联会的。当然支联会没有那么大的开放空间可以竖立‘国殇之柱’，所以在当年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集会之后，港大学生会表示可以暂时在校园内存放‘国殇之柱’。后来港大学生会通过全民投票，通过要求校方在校园找地方，让‘国殇之柱’永久竖立。港大校方也回应了学生会的要求，一直以来扮演着支援的角色。‘国殇之柱’的拥有权并不属于港大校方，而是属于支联会，但是透过港大学生会帮忙在校园内管理。”

蔡耀昌形容，“国殇之柱”对于“一国两制”落实有重要意义。

蔡耀昌说：“过去二十多年，‘国殇之柱’能在公众地方摆放，显示香港就算在九七后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下仍然享有自由。它也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标志，就算支联会因为最近的政治情况迫不得已通过解散清盘程序，但大多数香港人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仍然十分深刻。”

“国殇之柱”由50个人脸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作者解释，他的作品一方面悼念死者，同时也代表着希望。

“国殇之柱”原本是铁锈色，2008年由支联会成员涂上橘色。传统上，每年在六四前夕支联会都会派人到港大校园洗刷。台湾学生会联合会高校委员会主委黄彦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国殇之柱”领略到自由民主的可贵。

黄彦诚说：“很鲜明的一个橘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是由很多人堆叠起来的。六四坦克人是一个人去抵挡坦克。那是一种震撼没有错，但我觉得‘国殇之柱’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人去争取自由民主的意象，是关乎到每个人的事情。”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5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基本法”保障各项个人自由和权利，包括艺术和学术方面的自由，每个机构需判断如何管理相关处所内展示的物品，以及需要依法办事。

她说，预计港大管理层会根据校内政策处理“国殇之柱”，又说自己作为港大的校监，不会干预大学的事务。

港大发言人回覆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对揣测性的报导不作回应，仅表示校方不时会检讨校园内风险管理及设施使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周出席活动时也被媒体问到“国殇之柱”的去留。他说，与现在的国家安全要求不符的事情，应该搬走或移走、不要再做。总之一切对国家安全、对香港社会稳定不利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去做。”

台学联的黄彦诚则反驳谭耀宗的说法。他说：“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柱’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觉得这是找理由找藉口而已。其实最不利于香港社会稳定的是共产党不断缩小香港的政治自由的空间。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中联办跟港府与港大校方有直接联系，但校方无论是基于自我审查，或者是要迎合上意，都无法让我们信任港大有办法独立自主决定把‘国殇之柱’留在这边。”

高志活：移除“国殇之柱”疯狂

创作“国殇之柱”的高志活接受“众新闻”采访时表示，这座雕塑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及记载中国历史重要一页，把“国殇之柱”说成威胁中国政府，是非常奇怪，移除“国殇之柱”乃至支联会成员被捕完全是疯狂。

高志活说，当年创作“国殇之柱”的目标是把它在中国土地上竖立，唯一方法就是在主权移交前把“国殇之柱”运到香港。曾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质疑。

陶君行说：“为什么二十多年来(“国殇之柱”)可以安全的放在香港大学，为什么（现在）不可以继续呢？ 如果说这是学校的决定，我们不相信。因为港版国安法的关系，从中央到特区政府一直向香港大学施压。中央不喜欢，特区政府就加以配合。”

陶君行：当权者或得不偿失

陶君行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移除“国殇之柱”根本没有需要，甚至会得不偿失。

陶君行说：“其实香港的大学生已经不太关心中国的问题。就好像每年的六四，你不提醒我的话我也不记得。（但是）当权者很笨，不断提醒我们。他们继续‘搞’‘国殇之柱’其实并不聪明。”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也认为，假使“国殇之柱”从港大校园消失，不会纯粹是港大校方的决定。

曾建元说：“反送中期间，香港大学校园和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或者人权法治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或者争议。在校园里，一定存在对于政治和权力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港大医学院也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母校。香港大学在香港乃至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的象征地位。”

曾建元相信，是否移除“国殇之柱”对于港大校方，尤其校长张翔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决定。

曾建元说：“香港大学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的很多决定必须顾及到政府的立场。如果港大校长没有像当年像北大蔡元培这样的胆气，是很难抵挡巨大的政治压力。”

今年4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其后校方表示学生会所作所为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

7月初，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7月1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表示悲痛。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及谴责声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港大宣布不承认学生会。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决定禁止所有曾参与评议会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

“国殇之柱”事件让港大再度卷入争议。有人认为，校方不仅葬送了学术自由，也赔上了学校多年来建立的国际声誉。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却认为，事情未必是外界所想象那么简单。

曾建元说：“我在怀疑香港大学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去突显现在的处境。中国大陆的术语叫‘高级黑’，就是利用移除‘国殇之柱’的事件，向全球发出求救的讯息，让全球关心香港大学或者香港的学术自由，可以帮助香港大学面对日后类似政治压力时，有世界舆论作为基础，可以加以抵挡。”

香港 — 象征悼念六四的 “国殇之柱”安放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一世纪。近日有消息传出，校方计划把这座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雕塑移走。外界关注，港大最终会否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牺牲院校自主和多年来建立的声誉。

竖立在香港大学黃克竞楼平台的“国殇之柱”雕塑被视为悼念六四的象征，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下，它能否屹立不倒成为问号。

10月1日，香港信报专栏引述消息人士说，港大校方将出手处理“国殇之柱”，原因是支联会已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责任尽力免除任何可能导致违法的风险。

传港大校方拟移除“国殇之柱”

争取平反六四的支联会被港府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早前已在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由秘书长蔡耀昌处理清盘事宜。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港大要把“国殇之柱”移除，他对传闻不作揣测。而警方冻结支联会的资产也不包括“国殇之柱”。

“国殇之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ot）在1997年创作并赠予支联会，并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其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蔡耀昌回忆当年的情况。

蔡耀昌说：“最初是送给支联会的。当然支联会没有那么大的开放空间可以竖立‘国殇之柱’，所以在当年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集会之后，港大学生会表示可以暂时在校园内存放‘国殇之柱’。后来港大学生会通过全民投票，通过要求校方在校园找地方，让‘国殇之柱’永久竖立。港大校方也回应了学生会的要求，一直以来扮演着支援的角色。‘国殇之柱’的拥有权并不属于港大校方，而是属于支联会，但是透过港大学生会帮忙在校园内管理。”

蔡耀昌形容，“国殇之柱”对于“一国两制”落实有重要意义。

蔡耀昌说：“过去二十多年，‘国殇之柱’能在公众地方摆放，显示香港就算在九七后回归中国，在‘一国两制’下仍然享有自由。它也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标志，就算支联会因为最近的政治情况迫不得已通过解散清盘程序，但大多数香港人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仍然十分深刻。”

“国殇之柱”由50个人脸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作者解释，他的作品一方面悼念死者，同时也代表着希望。

“国殇之柱”原本是铁锈色，2008年由支联会成员涂上橘色。传统上，每年在六四前夕支联会都会派人到港大校园洗刷。台湾学生会联合会高校委员会主委黄彦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国殇之柱”领略到自由民主的可贵。

黄彦诚说：“很鲜明的一个橘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是由很多人堆叠起来的。六四坦克人是一个人去抵挡坦克。那是一种震撼没有错，但我觉得‘国殇之柱’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人去争取自由民主的意象，是关乎到每个人的事情。”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5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基本法”保障各项个人自由和权利，包括艺术和学术方面的自由，每个机构需判断如何管理相关处所内展示的物品，以及需要依法办事。

她说，预计港大管理层会根据校内政策处理“国殇之柱”，又说自己作为港大的校监，不会干预大学的事务。

港大发言人回覆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对揣测性的报导不作回应，仅表示校方不时会检讨校园内风险管理及设施使用。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周出席活动时也被媒体问到“国殇之柱”的去留。他说，与现在的国家安全要求不符的事情，应该搬走或移走、不要再做。总之一切对国家安全、对香港社会稳定不利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去做。”

台学联的黄彦诚则反驳谭耀宗的说法。他说：“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国殇之柱’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觉得这是找理由找藉口而已。其实最不利于香港社会稳定的是共产党不断缩小香港的政治自由的空间。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中联办跟港府与港大校方有直接联系，但校方无论是基于自我审查，或者是要迎合上意，都无法让我们信任港大有办法独立自主决定把‘国殇之柱’留在这边。”

高志活：移除“国殇之柱”疯狂

创作“国殇之柱”的高志活接受“众新闻”采访时表示，这座雕塑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及记载中国历史重要一页，把“国殇之柱”说成威胁中国政府，是非常奇怪，移除“国殇之柱”乃至支联会成员被捕完全是疯狂。

高志活说，当年创作“国殇之柱”的目标是把它在中国土地上竖立，唯一方法就是在主权移交前把“国殇之柱”运到香港。曾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质疑。

陶君行说：“为什么二十多年来(“国殇之柱”)可以安全的放在香港大学，为什么（现在）不可以继续呢？ 如果说这是学校的决定，我们不相信。因为港版国安法的关系，从中央到特区政府一直向香港大学施压。中央不喜欢，特区政府就加以配合。”

陶君行：当权者或得不偿失

陶君行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移除“国殇之柱”根本没有需要，甚至会得不偿失。

陶君行说：“其实香港的大学生已经不太关心中国的问题。就好像每年的六四，你不提醒我的话我也不记得。（但是）当权者很笨，不断提醒我们。他们继续‘搞’‘国殇之柱’其实并不聪明。”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也认为，假使“国殇之柱”从港大校园消失，不会纯粹是港大校方的决定。

曾建元说：“反送中期间，香港大学校园和政府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或者人权法治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异或者争议。在校园里，一定存在对于政治和权力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大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港大医学院也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母校。香港大学在香港乃至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的象征地位。”

曾建元相信，是否移除“国殇之柱”对于港大校方，尤其校长张翔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决定。

曾建元说：“香港大学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的很多决定必须顾及到政府的立场。如果港大校长没有像当年像北大蔡元培这样的胆气，是很难抵挡巨大的政治压力。”

今年4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其后校方表示学生会所作所为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

7月初，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7月1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表示悲痛。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及谴责声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港大宣布不承认学生会。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决定禁止所有曾参与评议会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

“国殇之柱”事件让港大再度卷入争议。有人认为，校方不仅葬送了学术自由，也赔上了学校多年来建立的国际声誉。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却认为，事情未必是外界所想象那么简单。

曾建元说：“我在怀疑香港大学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去突显现在的处境。中国大陆的术语叫‘高级黑’，就是利用移除‘国殇之柱’的事件，向全球发出求救的讯息，让全球关心香港大学或者香港的学术自由，可以帮助香港大学面对日后类似政治压力时，有世界舆论作为基础，可以加以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