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宏
资料照:中国网球名将彭帅
台北 — 尽管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11月21日释出照片,证明他与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已进行过视讯通话,并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但各界的质疑声浪不减反增,人们仍对彭帅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担忧。在中国,异议人士“被消失”、“被认罪”的戏码不断上演,有时甚至连外籍人士也遭牵连。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惯用“被消失”等手段来压制民意,恐引发中国社会长期的寒蝉效应。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帅11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她性侵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其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释出照片,以证明他与彭帅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帅透过视讯报平安,并称希望各界尊重她的隐私,她表示她将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
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导,人权团体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以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
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要外界尊重她的隐私的说法听来“极其荒谬”。
胡平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她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是)一定要封彭帅的口,封她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自己不说。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她只可能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彭帅事件续发酵 抵制北京冬奥声浪加大
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帅已数度“被公开现身”。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日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见彭帅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
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赛门(Steve Simon)表示,单就网路公开的影片“仍不足够”、也无法化解WTA对于彭帅现况的疑虑。
赛门11月19日曾表示,若彭帅安危依然成谜,且她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没有获得适当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能考虑撤出在中国的业务。
不过,在此之前,彭帅事件于11月17日出现最大逆转。
中国英文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发布一份独家报道,声称其取得彭帅发给赛门的一封电邮。报道称,彭帅在电邮中表示,她並沒有失踪或遇险,“只是一直在家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帅还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她还要WTA不能在未经过她同意前,发布任何新闻。
她写道:“关于最近发布在WTA官网上的新闻,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核实,并且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的......如果WTA发布任何其他关于我的新闻,请与我核实,并在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
不过,这封电邮的真实性引发各界质疑。
截至目前为止,包含美、英、法、澳等国、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世界球王乔科维奇(Novak Djokovic)、前网球天后大坂直美等网坛名将,均对彭帅的下落表达高度关注。
现年35岁的彭帅曾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013年的温布尔顿(Wimbledon)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French Open),那两次搭档都是台湾网球好手谢淑薇。
彭帅事件引发全球议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恐怕会因此争议事件而遭受国际的积极抵制。
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西方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特别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于北京冬季奥运,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杯葛,我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孟宏伟妻控诉中共是“怪物”
彭帅做出性侵指控后,不见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噤声”,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
前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孟宏伟也是其中一例。孟宏伟虽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但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于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遭立案调查,接著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于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
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1月18日首度以真名、真面目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对外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其丈夫进行“政治清洗”。
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后与外界失联。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媒体表示,孟宏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关注。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数天后发出公告,指称孟宏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开庭审理孟宏伟涉受贿案,针对检方称其收受1446万余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211万美元),孟宏伟当庭坦承受贿。
不过,高歌始终坚持,中共对其丈夫的指控无中生有。
高歌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怒斥中共是吃掉自己孩子的“怪物”,更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孟宏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下,还迅速接受他的“辞呈”。
高歌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
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歌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孟宏伟失踪后,就已经撤销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也意味着孟宏伟“不能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还称,孟宏伟的贪污指控与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
针对高歌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至洁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孟宏伟案时显得态度消极。
陈至洁告诉美国之音:“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等)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一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
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扑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
胡平说:“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天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媒体上看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看见了,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
外籍人士也“被消失” 小国难讨公道
事实上,不只有中国籍人士曾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
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曾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带走。
十几天后,他于中国央视的萤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
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迫的,必须依照事先拟定的稿子“照稿念”。
另外,加拿大于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此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9天后,中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
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对外宣称,康明凯和斯帕弗“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是,中方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也释放孟晚舟不久后,康明凯和斯帕弗也同步获释。
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早于2019年就已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伸向西方各国”。
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至洁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若被北京盯上,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其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
陈至洁告诉美国之音:“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的,大致上都是(来自)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Michael(康明凯和斯帕弗)。针对公民的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说来是很少。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可是这个都对中共来说是不痛不痒。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情形会继续下去。”
“被消失”频上演 加剧民众自我审查心态
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路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异见声音的假象。
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说,中国民众出于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恐已形成寒蝉效应。
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慢慢的,(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进到里面去,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会导致寒蝉效应。”
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也已习惯对各种不公不义之事沉默以对。
丁树范说:“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未来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
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墙内”言论自由看似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抱持乐观看法。
他说:“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激发人们对表达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的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促进更多的人们争取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