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本是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但是由于谈判过程的复杂性，也由于权重市场区域如欧盟、美国难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更由于地缘政治中的两大\”敌对势力\”日本与印度亦如欧美态度，使得该问题在中国国内高度意识形态化。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张燕生所长认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肯定。\”⑴
在纵深的层次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难以得到欧、美、印、日承认这一事实，也是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对内政表态的一大转型动力。他们\”反对政府积极融入世界体系、推行国内市场经济的亲西路线，同时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政府推行的美式改革\”⑵。换言之，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一国际经贸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内政的重要变量，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作用。
那么，从纯技术性角度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一个实然问题呢？
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三个特征来论，中国的经济体系真地尚不足以称为市场经济，即未具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格。中国有必要推行进一步的经济民主，以化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严重扭曲的巨大风险，与之相对称的则要实行有规划的政治改革。
一、中国在信息对称方面的缺憾
质而论之，任何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集团，只要他们的核心人物稍有一点经济学常识，都能明白：中国国内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市场信息完全与否，能否达到一个基本对称，是决定一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必要条件。现在看来，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程度畸高，不仅市场参与者深怀忧虑，而且政府行为正在被垄断力量所异化。有两个市场权重较大的现象，可资分析：
其一，房地产政策设计之结果，事与愿违。如任志强在其博客上所举的例子–北京保障性住房供给中只有150万平米面向社会，其余600至700万定向给了国家机关、特定对象⑶。房地产这样一个非垄断性而又容量特大的市场，其交易信息高度失真，在政治分析意义上折射出了政治制度的老化。
在市场经济地位之国际问题方面，显然说明中国越来越远地偏离了市场化道路。而且，任志强的说法不是出于行业利益的，揭示的是一个普遍事实，因为经济先锋性纸媒同样报道过开大奔、交全款买经济适用房的现象⑷。
其二，中央企业在垄断性或优先性的经济地位上，决策行为草率，市场后果扭曲。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产生巨亏，如一个企业高损上百亿，而国资委却难以监督⑸，更不用说社会对此知情与其他市场主体做出相应判断了。同时，在本次经济刺激政策实施中，中央投资目出现了虚报项目工程进度的现象，\”报大建小或报小建大\”成了常态⑹。
二、逆对风向，更大的信息变异
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三要件之一的\”市场信息很完全\”一项来看，中国确不具备市场经济国家之国际地位。整个国家（市场内含于之）的信息错乱不仅构成了对市场的严重威胁，而且还本质性地影响到了\”逆对市场风向\”的国家干预行为。重要的，不是逆对即干预是否合乎市场内在特质，而是这种干预屡屡由于信息质量低下而自身变异。
对于这种状况，统计系统的专业人士（如北京市统计局的杨寅）称：\”回顾一下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统计数字不实惹的祸。\”更高层级的专业人兼官员则声称：\”统计局查处统计违法违纪应该当任不让，理直气壮！⑺\”
国家统计数据全面失实，虽然尚未对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一直未减。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出现同比增长6.1%之正增长，而社会用电量却出现负增长。这一反向现象，在国外媒体的质疑下，迫使国家统计局出面解释⑻。而不管中国官方做出何种解释，中国政府系统的信息质量之差，影响到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已经是个世界性问题。
这个世界性问题的政治化解析，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如日本《朝日新闻》5月20日的相关报道说：\”中国很多年轻的地方官员未来有可有进入中央，为此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政绩拼比。为了在经济层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很容易产生官员插手统计工作的违法行为。\”上指的中央投资项目\”建大报小，建小报大\”，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市场准进，仍是难解之题
完全市场经济的核心部件当然是信息高度对称，而另两个条件即厂商定价的非控制性与市场无准入和准出障碍，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完全可以合并为一个\”市场准进\”问题。当然，对于市场准进问题，国家的政策涉及部门试图减低国家垄断的程度，如发改委声称\”政府正在加快研究探讨，鼓励私人投资进入石油、电力、电信以及其他领域\”⑼，但是准进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垄断行业，而且存在于半垄断行业，隐性的限制多得几乎不可计算。
隐性的准进限制，远比国家垄断本身对市场抑制要大。换言之，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市场准进本身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参与者的身份是否遭受歧视问题。比方说，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不否认中小企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但是，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遭受的暗限制已经是抵销经济刺激效果的重大因素。宏观结构中的基本事实仍然是：\”政府官员已经命令银行放宽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但许多分析人士预测，银行业一直以来非常青睐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主要受益者。\”⑽2009年4月份，中国与市场相关的一些权威部门对一季度四万亿信贷刺激的初步效果进行了调查。之于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有了解决势头，但没有看到实际效果\”⑾。因此，政府逆对市场风向的干预反而导致了中小企业更艰难的困局，甚至干脆就退出市场。
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与市场准进的隐性限制颇多，中国的信贷市场也是扭曲的：一方面，银行贷款利息偏低，寻租成偏高；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且存在高系数的法律风险。简单地说，中央银行的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利率水平。东南沿海富庶地区高利货市场（称为\”地下钱庄\”）的存在，基本为公众所接受。按目前信贷市场压抑与变形的状态看，西北欠发达地区的高利货市场也呈现出活跃状态。内蒙的鄂尔多斯市场案例表明：\”银行的月存款利息只有3到4厘，如果把一万元贷给地下钱庄，每月2分利息，一年下来就能赚2400元，而存入银行则只能拿到其中的零头。\”⑿
结语：知性不足与政治改革
仍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下来论述主题，在价格开放、市场进退无障、信息高度对称之三个要件之外，还应加上\”政府知性\”一则。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此点尤为重要。在以上的叙述中，政府作为市场干预者的信息质量已经表明其潜在的风险。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知性不足，至少对市场存在两种持久的伤害：
第一，依赖国企规模提供的便捷中央收入，试图改善社会公平的严重的失衡状况，但导致了国企效率的大幅下降，同时，整体上的\”民退国进\”等于掀起了一次计划经济复辟的暗潮；
第二，真正的市场定价权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由支配，反而成了政府管理机构与垄断行业的博弈焦点，而两者的身份均系于中央政府确认。所以说，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其价格形成机制最终还是政府决策机制，尤其是资源价格的确定几乎是\”政府内部事务\”，而与市场无关。
仅在市场经济地位的技术性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面临着被市场扬弃或主动变革的抉择，因为作为市场的干预者，政府不仅没有合格的资质，而且还屡屡看不清经济风向。中国实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即便不谈\”多党制\”、\”军队国家化\”诸种敏感话题，至少也应大幅度削弱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里的成份。目前，一种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借人民币的区域化趋势来为中国计划经济复辟暗潮作间接辩护。这个逻辑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体制危机已经来了。拒不实行政治改革，整个经济体系全面崩盘的前景必将发生。
[注1]张崇防 马述昆：\”欧盟理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载于新华网2009年5月20日。
[注2] 杨丽君：\”中国\’愤青\’的高兴与不高兴\”，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5月2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5月28日。
[注3]任志强：\”保障房并不总是穷人的\”，载于http://renzhiqiangblog.blog.163.com 2009年5月27日。
[注4]吕尚春：\”经济适用房存款之争可以休矣\”，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25日。
[注5]中国新闻网：\”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国资委将全面摸底\”，原载《新京报》2009年5月6日。
[注6]杨华云：\”部分中央投资项目虚报工程进度\”，载于《新京报》2009年5月28日。
[注7]孙建芳：\”马建堂：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任何时候都紧迫\”，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18日。
[注8] 人民网：\”统计局回应国外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年5月26日。
[注9] 美联社：\”中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载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5月27日。
[注10]华尔街日报：\”中国小企业逆境求变寻生\”，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2月2日。
[注11]张向东：\”六部门调研融资难题，4000万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4月6日。
[注12] 杨龙：\”揭秘鄂尔多斯\’地下钱庄\’\”，载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