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时候，在中国西南方有一个很小的县，叫作桐梓县。在桐梓县往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夜郎国。夜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它的国土却小得非常可怜，和中国的一个小县一样大。可是夜郎国的国王却十分的自大骄傲！以为自己的国家很大很大，不晓得临近的国家有多大！有一次，汉朝派人去拜访夜郎国的国王，他一脸骄傲地问：“你们汉朝和我们夜郎，究竟是那一个国家大呢？”汉朝的人一听，都忍不住想笑呢！”
以上这段文字，抄自互联网上的一个以“互动百科”自诩的访问量(或互动量)很高的网站，而从这段文字的语气上看，它十有八九源自某一个给儿童启蒙的汉语类读物。写下这段文字的人，是自觉地用自己浸淫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去毒害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嘲笑的是在无知基础上的自大，但骨子里是为了建立“大小之别”，而这个大小之别又是以汉与非汉来对比的。故事中一再重复的“小”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小”不但可悲可卑，而且可笑可怜，而“大”则是伟大，宏大，博大；“小”是夜郎，当然是“非汉人”，而“大”则是“汉”的代名词，所谓“大汉”“大唐”“大明”、“大清”(清统治者虽非汉族，却以汉人道统的后继者自居)一直到现在的从卷烟名称到舞台表演中的“大中华”等等都是如此。更有的网站说，拜无知和自大的福，我们今天还知道夜郎，不然这个小国的名称早就湮没不彰了。
幸而不是所有有影响的中文网站都是如此。“百度百科”对“夜郎自大”的解释就不是这样。它说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今天这个成语“属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汉语工具书都把它释为对妄自尊大者的讽喻，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个成语知道古代西南曾经有一个夜郎国。但这成语其实是一段误读的历史。”因为“司马迁在这个故事里叙述了夜郎国和汉朝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当时夜郎王和滇王都只是因为没有信息的朴素的发问。就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里，然后问，城里粮食产量高还是我们乡下产量高啊？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点可笑，但并不至于说成‘自大’。”
在司马迁的时代，尽管儒家已经被奉为意识形态的正宗，但太史公撰<<史记>>还没有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他只是写下这段汉与非汉之间的交往，没有更多的的褒贬。但后来随着大汉族主义话语的成型和发展，这段历史就变形成了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而到了“互动百科”引的这段话里，司马迁的原话完全不见了，作者添油加醋，不但连用数个“小”字，而且“一脸骄傲”和“忍不住想笑”都出来了，把汉语绘形绘色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用来给儿童启蒙，可以说再有效不过了。经过这样效果良好的启蒙，孩子长大后，要让他们接受“百度百科”中的解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和很多和历史真相有关的记忆在中国遭遇的命运本质上是一回事：从小就被灌输和习惯了谎言的人，长大后遭遇真相时总会有心理障碍甚至情感抵触。
但即使是“百度百科”的解释也仍然有它的问题，不脱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它把滇王和夜郎侯比作农民进城(这又牵扯出城乡歧视，不说也罢)，承认他们问的问题虽然并没有自大的意思，但仍然有点可笑。其潜台词是作为城里人，我们当他刘姥姥，不必去计较。
灌输汉与非汉的大小之别和明昧之辨外，这个流传了少说也有上千年的成语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考查司马迁的原话，他说的主要还不是夜郎，而是比夜郎大很多的滇，即今天的云南。为什么到了成语中就只剩夜郎了呢？是不是因为把比夜郎大得多的滇也放进去的话，这个成语所要达到的可笑和可傲的程度就都会打折扣了呢？因为如果只是夜郎侯不清楚汉到底有多大，可以说是他的孤陋寡闻，但如果连滇王也不知道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汉的“知名度”在当时的“国际上”有问题或者汉朝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去掉大的留下小的对于表达大汉族主义观念无疑要方便一些。
最近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教授的英文书<<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BetweenWindsandClouds─TheMakingofYunnanSecondCenturyBCEtoTwentiethCentury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8)，其中从历史的长时段考查了云南的历史是如何在汉文化中被叙述的，以此来说明大汉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对于上面的滇被排除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猜测有一些佐证。杨斌不但强调云南在历史上有它独立于中原汉文化的文明，而且认为在经济和文化上它其实和东南亚更近，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建立于云南的南诏国曾经和唐朝和吐蕃在东亚三分天下，后来的大理也十分强盛，直到被蒙古(注意，不是汉人，更和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无关)所灭并在这里建立有效统治的行省。元朝建立的有效统治被明清继承，所以云南直到元明时期才算并入中国。此前虽然中原王朝把云南列入朝贡体系甚至一度在云南“搞”过中原的郡县制，但由于当地的反抗，从来没有能建立过牢固而连续的统治。
因此，中国主流历史学界沿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钦定”历史判断，说云南“早在汉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根据不充分，而且是对云南历史从汉文化扩张角度作的简化，是对云南本地历史言说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杨斌称这种汉文化历史言说的霸权为“汉文化的东方主义”，它立足于华夷之辨和汉族文化优越论，把非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当作“他者”，不但在主权归属等问题上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甚至渗透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例如，“云南”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杨斌认为，和中国多数以某一个地理坐标(如山、河或湖)为参考物的地名不同，在“云南”这个地名的背后是中原王朝的距离感(这块土地在遥远的云之南)，用来统称这块土地上极其多元的地域单位和族群文化，完全是为了中原王朝的方便而无视这里的特性和差异。生活在被中原王朝称为“云南”这个地方的当地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一度共享一个比较广泛的名称，那也不是“云南”，而是“滇”或“大理”等等。但中原王朝就是要把“云南”这个对当地人来说莫名其妙的地名强加给这块地方和这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族群。这和欧洲殖民主义以和欧洲距离的远近来定义的“远东”“近东”和“中东”有什么差别？
在一个相近的意义上，“新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前两年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我就听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说，在中学上历史课时，她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句话中的自相矛盾(既然是“新”开拓的边疆，“自古以来”又从何谈起？)。我想，大概很少有几个汉人对这样的陈述会有这样的敏感。在这个意义上，“夏威夷”这个地名可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把一个外文的地名译音赋予如此强烈的汉文明优越论的内容，堪称语言技巧和阿Q精神的珠联璧合。
和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言说最终建立霸权地位的过程类似，“云南”这个汉文化东方主义的发明也是随着汉族和中原王朝对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成功而最终建立的。既然是殖民主义，这个过程当然不免血腥。从汉朝到清朝的历史记载中，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连篇累牍的“叛”与“剿”的文字和“斩首”若干千甚或若干万的统计。诸葛亮七擒孟获是汉文化制造的汉人智慧和道义优越论之神话的杰作，它不但遮盖了汉殖民主义同样霸道和残暴的历史，而且渗透进汉人意识，其程度不下于“夜郎自大”。在为诸葛亮抚掌称快的同时，汉人们往往很少想到问一下：孟获们为什么要反抗，而且是连着七次？就像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的理论一样，历来的汉文化优越论之言说只提汉人的传播“文明”和对土著居民的“宽厚”，好像历来就是“孟获”们享受优惠和特权，欠中原王朝的比山高比海深，但却从不知感恩，而很少告诉人们中原帝国在这些“蛮夷之地”掠夺了多少金银财宝、马匹、耕牛、皮革、矿产和形形色色的其他财富，又征用了多少劳力，拉了多少壮丁，毁灭了多少本地文化和风俗。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汉文化的成语嘲笑的小不点夜郎国在沦为中原王朝属国甚至属地之后也履有“暴乱”的记录，拒绝朝贡和出劳役，斩杀中原使节和官吏，宣布“独立”，仅汉朝时就不下数起。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对西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道德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就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史中的那些被汉文化的神话和谎言掩盖的原罪。
汉文化优越论或汉文化的东方主义是今天中国不断恶化的族群矛盾的一个深层次的历史和心理原因。我们追问“夜郎自大”和很多类似的汉文化现象的来历，并不是要走到彻底否定或者抛弃一切此类成语或者其他类型的语言表达的文化虚无主义(“汉城”改“首尔”是众所周知的例外，而特别恶劣的如“畏吾儿”和“僮”也早已不得不改了)，而是要对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作批判性的反思，看看自己作为汉人为何对此敏感，对彼麻木，并把自己放在非汉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对方想一想。拿“夜郎自大”来说，语文老师至少应该告诉学生，在已经约定俗成的成语以外的意义上，夜郎国问一句“汉与我孰大”不但完全正常，而且是一种为自己的文化和群体感到骄傲的表现。我们今天不但不应该再去嘲笑两千年前的夜郎，而且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夜郎自大会名列“汉语圈认知率最高的一类成语”？夜郎因其莫须有的“自大”而在汉文化中被嘲笑了两千年说明了什么？再进而言之，夜郎为何不能自大？又是谁不让夜郎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