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1995年）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人意表地，在世界范围内突然涌现了三桩引人注目的异象：
1） 文化上：伊斯兰文化的复兴
2） 经济上： 东亚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
3） 政治上：原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东欧）突然崩解
这三股强大“气流”的交相冲激，势将使世纪末的全球“大气候”风生雨起，面目全非，并且，将影响到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基本格局和环球“生态”。
我们这里试图把目光略为收缩，观察并探索在伊斯兰文化复兴的世界性气候下，中国回民及本土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及其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可能互动。
伊斯兰的崛起
1798年，一代枭雄拿破仑侵入埃及，立马金字塔边，睥睨阿拉伯世界。以此为起点，伊斯兰文明在其传统对手基督教文明的全球性咄咄进逼下逐渐居于下风，伊斯兰国家渐次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个中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恐怕与伊斯兰教没有象基督教一样经历过宗教改革，亦没有经过“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的现代洗礼有重要关系。
但是，“两百年河东，两百年河西”。经过近两个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势开始逆转。肇端于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于1979年在伊朗掌权。作为风暴的原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呼啸而起，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全球声势大张。最近，阿尔及利亚原教旨武装恐怖力量在全球的威胁，更加剧了世界性的神经紧张。如下两件事堪称西方世界对此的高度敏感的象征：最近，北约组织秘书长声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构成像以前共产主义那样对西方的威胁。而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亨廷顿更把未来的冲突界定为“文明的冲突”，且特别忧心忡忡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联手对付西方基督教文明。
在人口上，请记住这两个数字：十二亿和三、四千万。即，全世界今天已有十二亿穆斯林，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也达三、四千万之多，并且除回族外，还遍及十个少数民族之中。这两个数字里面蕴藏着的能量，意味着什么？
在地域上，以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为轴心，西起西非的塞内加尔、矛里塔尼亚，东到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一大片广袤的世界，都是在新月旗笼罩下的伊斯兰势力范围，它已经超越了历史上兴盛时期的奥托曼、萨瓦菲与莫卧尔三大伊斯兰帝国广阔疆域。
如果我们洞悉上述人口和地域这两者的基本内蕴，就不难理解亨廷顿们的危言耸听，也不难想象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可能历史后果了。
于是，有人惊呼，正如欧洲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中世纪一样，现在已轮到了伊斯兰教的“中世纪”了。而当下，正是“新月军西征的时代”！具体的征象，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泛滥全球的恐怖行动，就是以一本《撒旦的诗篇》获罪于伊朗“伊斯兰裁判所”而被全球极端穆斯林分子追杀的鲁西迪。
倘若如是，那幅图画看来并不太美妙。
在当前，儒家文化圈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而伊斯兰文化的挑战主要来自信仰和武力。倘二者结盟，会演出一场什么样的历史活剧，恐怕是颇值得玩味的。而偏偏不久前（1995年3月12—14日）又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市举行了《儒家思想与回教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似乎也隐隐传递出某种讯息，在映证亨廷顿教授的丰富想象力。不过，这种想象是否能转换成为世界史的现实，尚待严肃的评估。
问题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结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对此，有必要区分中国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把该问题放在国内与国际间来看，其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简言之，笔者以为，伊斯兰与儒家的结盟，在中国国内，近乎不可能；而在国际上，则有暂时的可能。国内的不可能性来自历史的恩怨和文化的脉络，国际的近期可能性则来自国际政治游戏的逻辑。
讨论中国国内回儒两家之关系，当然牵涉到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让我们进入儒家文明的发祥地中国，考察一下大陆伊斯兰文化，观察它与以儒家为重心的中国文化的关系的沿革，或许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有所启示。
中国回史一瞥
追溯历史，伊斯兰教创立不久，时值盛唐初年。踏着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国的穆斯林进入中国，从此，揭开了回儒两大文化在中国的漫长而复杂的关系史。
简括地说，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唐宋元明四朝期间，同中国主流文化有较为和谐的关系，并呈日益上升的态势。但自清朝至中共时代，该关系则每下愈况，日益恶化，并且，与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他们在华居住的地区也逐步边缘化了。
有唐一代，在长安等大都会，都有外人居住的“蕃坊”。其中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未曾受到干预与限制，而蕃坊中的“蕃长”则成为礼拜寺内率领穆斯林教众进行宗教活动的教长，并处理穆斯林之间的民事诉讼。穆斯林与本地人虽曾有纠纷，然无碍大局。“蕃客”随着“住唐”年代的久远，繁衍后代，“侨居蕃客”变成“土生蕃客”。这就是中国本土穆斯林的滥觞。
宋朝，来华穆斯林日众，并开始向外传教。他们兴建和重建了众多的清真寺，并修筑了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五代、北宋之际，由于哈拉汗王朝的皈依，地处新疆天山南北的民族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就是现今在那里伊斯兰文化影响仍然强劲的缘起。
“元时回回遍天下”，《明史》中的这一记载，生动地表现了伊斯兰教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的发展盛况。成吉思汗的铁蹄，荡平了各国的边界，使中国、中亚、西亚连为一体，缔造了横贯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促成了频繁的人员和物资交流，导致穆斯林大批来华，显空前之景，这就是元代官方所谓的“回回”。另一个导致元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因素是其等级制度。如所周知，元代等级森严，公开按种族排序。其时，回回被划归“色目人”之列，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其中部分人在经济、政治上都跻入主流和统治阶层。这当然是穆斯林来华的具有诱惑性的因素，也是吸引人们皈依伊斯兰教的现实原因。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元代的“西域亲军”，即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军人。他们东征来华，屯养定居，以陕、甘、宁大西北为主要生息之地，与本地人通婚，混杂了血统，繁衍了后代，丧失了母语，保留了信仰。这些“西域亲军”就是异质性最强的中国大西北伊斯兰文化的远祖。
明代，承接着元朝回回膨胀的余绪，伊斯兰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正如本专辑文章所提及的，很多回回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并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也是由回回贡献出来的，他亦体现了明朝对外政策的亲回色彩。但明代最值得一提的，可能还是最终形成了一个讲汉语的、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同时，还形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纷呈一时之盛。
清朝，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流文化关系的转捩点。
鉴于回回与明朝的特殊渊源和较为稳定的地位，他们自然容易同情并参与清初的“反清复明”举事。这就决定了有清一代当局与伊斯兰教之间基本的敌对态势，并预示了穆斯林在清朝及其之后的悲剧命运。
让我们以西北的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为案例看看回儒的恩怨。
从大西北异端透视回儒关系
自清以降，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官方文化内蕴着高度的紧张，特别在西北，成为最具异质性的文化。
溯其源流，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派赋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近代以来，由于当局的锁国政策，中国穆斯林与外界交流并不是非常充分，因而发展出了不完全同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教派和传统。仅就中国的苏菲派而言，广为人知的就存在所谓四大门宦：嘎德忍耶、虎非耶、哲合忍耶以及库不忍耶。大西北的回回在同满清政权悲怆斗争中，展示出了某些精神化的气质，其中哲合忍耶由于其泣血凄绝的悲壮历史和坚韧卓绝的殉道精神而把它升华到了极点，从而与中原的儒家主流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并具有难以抗拒的感召力。作家张承志被其召唤，撰《心灵史》为其呐喊，即是典型证据。
“也许，主为了证明，在欧洲选择了犹太人，主也是为着证明，在中国选择了回民。”张承志如是说。
哲合忍耶教派是中国回回的“新月旗”。
哲合忍耶是正统中国文化的异端。
哲合忍耶教义的核心，是束海达依主义。所谓束海达依，就是指为伊斯兰教而牺牲。
诚如张承志所说，血是宗教的种子。从根本上，哲合忍耶这朵夺目的异端奇葩是由鲜血浇灌的。
我们来概览一下哲合忍耶的殉教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哲合忍耶的苏四十三起义，对清朝发动了第一场卫教圣战。官府逮捕并杀害了哲合忍耶的创教人马明心，自苏四十三以下，约三千名战士殉教，被俘者无一投降，悉数被屠，苏四十三等被刨挖祖坟，烧毁扬灰。循化和孟达峡以西的哲合忍耶被斩净杀绝。马明心在二十几个县里的哲合忍耶被剿杀了十之八九。然而，哲合忍耶获得了圣徒马明心拱北，它鼓舞哲合忍耶奋斗达两百余年。
乾隆四十九年（1784），哲合忍耶的田五于四月十五日起事。二十四日，田五殉难。七月初四，清军攻入石峰堡，时值开斋节，回民正在礼拜，没有抵抗（据张承志考证），两千多穆斯林殉教，三千多战士和妇孺被俘。七月初十，底店惨案发生：官府告示回民迁徙，在押送中“共正法回民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底店妇女幼童二千五百余口，全部赏给满清官兵为奴。从此哲合忍耶完全潜入地下，进入深不可测的恐怖黑幕之中。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哲合忍耶的十三太爷马化龙自缚出金积堡东门，走进官营，请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性命，赎金积地区回民死罪。在酷刑拷打五十六天后，马化龙被凌迟至死，身首异处，其家门三百零二人壮烈殉教。哲合忍耶教派惨遭屠灭。
然后是——
1949年宁夏起义、1952年固原起义和1958年宁夏起义及其悉数被镇压，
哲合忍耶沙沟派教主马振武冤死狱中，
最后，就是那一声火箭炮巨响—1975年震颤人心的对云南沙甸回民的屠村。
……
死亡给信仰增加了重量。殉道是一切宗教的引力中心。
离开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象征，我们还能够想象基督教在全球的大发展吗？
离开了犹太人在历史上重重苦难和（纳粹对他们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史，难道能有以色列的复国？
由于其卓绝的殉难史，几十万人的哲合忍耶成了中国七百万回民的核心。而哲合忍耶那种甘于贫瘠，弃绝今生，追求苦难，毅然赴死的特异的信仰精神，与中国的世俗文化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归宗入教的穆斯林，特别是作为西北回回哲合忍耶的代言人，张承志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感情。在《心灵史》中，他写到：
“信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
中国对心灵和心的灵性，从来是冷淡的。……
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灿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当别人流血牺牲大声疾呼时，他们是不参加不理睬的。他们有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这也许是中国人劣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但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一旦他们集群而起，他们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以真正的史诗教示世界。……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使中国人感受复杂的题目。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指示正道，但是它阻止着和腐蚀着宗教信仰。“
模拟鲁迅的笔法，话说得尖刻、决绝，然而，内中不乏真切的心理体验，是值得中国人反省的。
从一方面看，作为回教徒，作为西北回民准“可兰经”的作者，张承志的上述对儒家思想的深刻仇视和蔑视，客观上是有其代表性的。
从另一方看，中国的大部分权力和知识菁英，与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相比较，其内心深处对伊斯兰教同样是轻蔑的，混沌模糊的头脑中充斥着“原始、落伍、暴戾、野蛮、极端”等刻板印象。
因此，应当如实地看到，回教与儒家在文化精神上，是处于两个极点上的，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亨廷顿的“儒家与伊斯兰教联盟对抗基督教文明”的预言，就文化精神而言，是对儒、回文化关系直觉的迟钝，不足为训。从长远来看，该预言是虚妄的。
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政治逻辑的驱使下，儒家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暂时结盟。然而，这种联手并非文化性的，而是政治功利性的。譬如，北京与伊朗及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武器问题上的交易，如果把它看成文化上的联手，而且在文化上把中共算成儒教政权，就近乎开玩笑了。无疑，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较强大的共同政治经济敌人—西方—而达成的临时联合，基础薄弱，随势转移。
“张承志现象”与伊斯兰中国
与世界性的涨潮趋势相平行，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伊斯兰文化也出现了复兴的征兆。“张承志现象”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无论世界还是中国，伊斯兰的复兴是否真的意味着另一次“黑暗时代”的降临呢？
笔者并不作此杞忧。
伊斯兰文化的复兴，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言，都是有限的。
况且，伊斯兰教内部的纷争，必将抵消它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主宰性力量的上升势头。
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宗教纷争，再回顾一下“兄弟国家”的中共、苏联同“敌对国家”美国的三角关系罢。历史表明，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成形后，必将因对教义的解释不同而划分为众多派别。历史同时表明，同一宗教或意识形态内部的冲突往往比对异教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冲突来得更加残酷和血腥。
事实上，自七十年代伊斯兰文化复兴以来，最惨烈的战事都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之间。如，1980—1988年旷日持久的伊朗伊拉克战争，1991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等等。具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作为异教背景（基督教文化）的西方联军与伊斯兰文化的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联合击退了另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拉克。
当今世界上，国家利益显然是优先于宗教信念认同的。
不过，作为中国人，笔者对于“张承志现象”的兴趣却另有所在。所谓“张承志现象”的内涵，是指一个虽为回族，但在毛时代的北京长大，“红卫兵”的命名者，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汉语作家，皈依了伊斯兰教后，猛烈抨击儒家文化、汉族知识分子和所谓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现象。这个案例涉及回教、儒家、西方英美文化和中共党文化，是值得反复剖析和深思的文化现象。
事实上，张承志虽诅咒中国文化，却坦承：“我想用中文汉语营造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哲合忍耶）愈来愈象征着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的信仰及其形式”。
这就表明，他其实并未放弃中国。实际上，他是想在中国输入“信仰”实即“超越性”这一特质。对此宏愿，笔者深为钦佩。事实上，笔者在上期也曾撰文论及“赋神州以神性”对中国人的紧迫性。在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播，对于中国世俗文化的升华，对于裹胁一切的“拜金潮”的精神平衡作用，对于国运的紧要关系是不必赘言的。因此，对两教在中国的真诚信仰者和传播者，笔者表示由衷的敬重。
不过，这里想说的，却是另外一点。浏览张的大部分著作，笔者赫然发现的，却是一个浸染了毛主义色彩的穆斯林。经过他解释的伊斯兰教，与当年的红卫兵命名者有某种潜在的一脉相通之处。
张承志的著作贯穿着几个价值基点：
1） 反对任何体制，
2）穷人的伦理优越性
3） 反智主义
4） 极端理想主义，
5） 矫情的浪漫主义 .
所有上述特点，恰恰正是（毛公开表述出来的、而非实际政治操作的）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点。
关于“穷人的伦理优越性”，已有另文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只略论其余诸点。
翻开张承志的著作，关于反对既成体制，赞美原始生命力的观点触目皆是，这已成为他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尺了。最近，他在一篇批评美国非暴力主义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文章中说：“我觉得毛主席有一种未曾被解释过的哲理的深刻——非暴力主义完全可以当成体制的招牌或粉饰；它有那么一股奴才气，把正义通过下贱表达，让年轻人觉得不舒服”。（“真正的人是X”，《读书》94.9. ）
诚然，毛曾经用刺激性的语言鼓动年轻人对“体制”造反，但是，不应忘记，正是毛泽东，建构了一个庞然大物的体制，它比其他体制更加具有压制性。倘若张承志是1957年中国的“年轻人”，你对那轰然压顶而来使你20多年不得翻身的毛“体制”是何感受呢？倘若你是1975年沙甸村的回回“年轻人”，你体验到那些“毛体制”的火箭炮表达的是什么“深刻的哲理”呢？
不可否认，反体制是人的自然倾向，特别对天性浪漫的人、敏感的人以及处于“遁入荒野”的青春期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因为任何体制都有压制人的一面。而放浪形骇，叛逆、极端和暴力的行为，由于对精神的刺激强劲有力，故与酗饮酒有异曲同工之妙，常常引人“上瘾”，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但是，个人化的审美情绪不能混同于群体生活原则。对于非驯化生活的赞美只能被限制在审美的精神领域。所有的原始的生命力，蛮荒浪漫率性暴烈的诗意行为方式，是不可能普遍化制度化的。
野蛮状态导致人人自危，只有具有游戏规则的体制化之后才能长存。
其实，如果没有一个体制框架，对暴力毫无禁忌，作为书生，张自己势将很快化为齑粉，遑论在这里高谈什么浪漫主义了。因此，体制也有保护人的一面。卢骚式的“返还自然”的诉求，实践的标本之一就是顾城。顾城式新西兰荒岛的“诗意”浪漫生活及其惨剧终局，已对此中逻辑作了戏剧性的演绎。张的这种观念和倾向在历史上屡屡出现，已经被人分析得相当透彻了，若以此高自标榜，难逃思路不清之讥。
归根结底，人是离不开体制的。不是此制，就是彼制，无可逃遁。关键还是体制与体制之间的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
诚然，毛是反对西方“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然而他自己缔造的体制却要恐怖千百倍。毛也曾短暂地反对过他自己缔造的官僚体制，然而却再造了一个更残酷的体制。即以被张承志极口赞颂的、反“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黑人穆斯林马尔克姆。X而言，他自己在他所反对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中，同样被容纳。表现他的思想和生平的电影和录像带，广泛发行，进入了“体制”内，而毛泽东的书亦可以在其中大量发行。这表明该体制的容量。试问，毛体制能容忍一星点非毛体制的言论么？遑论鼓吹暴力了。
此外，当被张承志蔑视的中国知识分子挑战毛体制时，当沙甸回民反抗毛体制时，张承志如何为自己定位呢？是反体制呢还是捍卫体制呢？看来，他难逃这个“体制的悖论”。
张承志的反智主义，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他在接受访问时说：“（毛）就觉得红卫兵应该向农民学习，简单的来说，我支持他的思想，……我感到毛泽东鄙夷知识分子，不是没有道理的”。显然，这种观念出自他的“穷人的伦理优越性”（即毛的“卑贱者最聪明”），但是，张却又承认，“在内蒙第二、三年的时候，就想到出路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时，招工农兵学员，机会就来了。”（当然，这时就不必学习农民了）。事实上，他的轨迹同常人没有两样，大部分时间的生活遵循常人法则和身处的体制，并在该体制中获得了利益，在实践上仍然没有真正贯彻狂野的浪漫，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倘若与此同时又喜欢用夸张的语言标榜烈性、叛逆、暴力和赴死，则未免矫情。
其实，平凡的外在生活常常是非凡的内在生活的必要条件！哥德、康德、托尔斯泰等人实为例证。外在与内在两者皆非凡的状态，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长久；若长久，必然导致精神崩溃。外在生活的非常态与精神生活的深化，二者并无必然联系。刻意为之，不仅不示人以深度，甚至不给人以真实。
我注意到，张承志的《心灵史》写到1949年之前就嘎然而止了。这大概是出于可以理解的自设禁忌。考虑到该书完稿于1990年6月，也许，笔者忽略了张承志的弦外之音。他是否别有寄托？他可曾在私下比较过同治年屠杀与沙甸屠杀和六四屠城的残酷性？这些，都是笔者不敢妄断的。
然而，无论如何，他在对待毛泽东和清政府的态度上，陷入了双重标准。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不管怎样仔细解读被张承志狂热赞美的某些理念，我们也很难发现深刻的自我反省。正如国内有人在论文中问他“如何能回答二十世纪中国的理想主义和灾难的紧密关系？……如果没有真正的眼光反思灾难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怎么有权宣布新的追求和信仰只会获得爱和幸福而不可能重新遭受灾难？”（薛毅：“张承志论”）
“张承志现象”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由于他是中国本土伊斯兰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同时也在于他流露出萌芽状态的信仰不宽容和中国式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虽然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原教旨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未来，这二者都是值得高度关注和警觉的。
精神是很难绝种的。
从一度沉寂的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及新儒家的崛起，我们再次看出，各种思想、流派、宗教的存在是永恒的现象。人类最紧要的，恐怕是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内，取消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是学会与不同精神状态的人的相处之道。
而这种“相处之道”，就是确立一种大家都有存在权利的宪政架构。
笔者注意到，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依不拉欣，作为一个回教徒和亚洲国家政治领袖，最近发表谈话说：“亚洲面临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培植一个尊重公民权的社会。说实话，我们必须承认亚洲仍然挣扎着要清除那些所谓”东方式的暴君政治“的一些残余。这些残余是不会自动消失的，除非我们积极地发展，并且加强尊重公民权的社会体制，促进确实代表权的代议政治，倡导法治而非人治，并且催生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不必讳言，这里有对部分（某些亚洲强人）所谓“西方价值观”的接纳，它承认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有些东西具备普遍性的，它显示了这位回教政治家反省的精神和博大的胸襟气度。
这是亚洲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退潮的先声。
这种胸怀的泛化，无疑乃是消泯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宗教和文化血腥纷争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