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衡阳这个名字是五十年被为“极右”在“劳动改造”的滇沛流离中。一次翻阅乡人才女黄娥写给流放丈夫杨升庵的诗：“雁飞不曾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才知它是湖南第二大城市，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均在这里出生。因它又有“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传说，故又称“雁城”。可在那“红旗漫卷农奴戟，黒手高悬霸主鞭”的“阶级斗争”岁月，不因为它是“伟人”起事的乡省，就逃脱了“阳谋”一劫。

据《衡阳市志》记载：1957年这个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共挖出右派集团118个，划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党员187人)，占反右单位总人数的8.86%。右派分子中高中以上文化的1772人，占45.98%。市民盟、民革、民建三个党派32名市级委员有18人被划为右派，占56%。全市中小学教师被划右派的比例达15.5%。还有一部分被划为中右分子。对这3854人的处分，70%以上是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和保留公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余的人，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大部分被强制下放农村。这些人被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工资大幅度降低或取消，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人口较多，生活陷入极度贫困，以至衣食无着，挣扎在死亡线上”，好些人因此提前离世。

新近翻阅难友应山红主篇的《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实”，在460页上读到牛德山先生所写的《迷糊、聋哑及其它》一段反右纪实史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些一味媚上阿上的昏官庸官黑官，为了证明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竟将一大批善良的底层教师、售货员、工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中既有昏头昏脑的迷糊，又聋又哑的残疾人，还有目不识丁的工人和未成年少女…………简直就是彻头彻尾地整人害人，哪有什么“正确”、“必要”可言，纯是凑数拚数，五花八门，品种齐全。在人们心目中以为右派多少总有点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或官场中人，然而不是啊！请看下面這几个例子：

迷糊人李霁月

她是浏阳人，反右时已年近五十，虽是教师文化水平却低得可怜，滥竽充数地教着初小一年级。她生性孤僻与同事很少交往，除了在课堂上平时难得开口，每天教完几节课便闭户不出。每次集体学习，她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打瞌睡，不论人家怎样批评以至嘲弄，就是不改。时间久了大家习以为常，便听之任之。

她是独身，闻说解放前曾与一个花花公子同居过，后被遗弃，从此再未婚配。对政治上的事一窍不通。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朝鲜的领袖是谁，志愿军司令员是谁，一概不知。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中，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也说不明白。1958年寒假集中整风反右，在小组鸣放会上她照例打盹迷糊。工作组的同志喊醒她问；“刚才×××的发言，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认为他的发言怎样?”

“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就这样，她便因“支持右振和右派一鼻孔出气”而与×××一并落网了。此外还有一条罪状，就是她曾在闲谈中说过“我那里卖的油条细得象筷子，风都吹得起。”那当然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了。她被押送农村监督劳动，由于有一双解放了的小脚，又是高度近视，在田埂上走路还要别人搀扶，手无缚鸡之力，连个小锄头也举不起。怪不得农民为之叹息说；“这号人怎么也送到农村来?真造孽啊!”队长只得安排她带几个孩子。1961年被调到社会主义学院。请勿误会，以为她入了高等学府。这个学院其实是个短期政治学习班，对右派或摘帽右派来说，仍是个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思想的场所。一天来了两名外调人员找她谈话。右派们都是非常敏感的，对这种难见的新鲜事纷纷猜测议论：难道要摘掉她的右派帽子?凭她这样的表现，哪里够资格，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了几天，那两人又来了。一个大胆的右派去偷听，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李霁月是我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堂妹。在国共争夺下天的革命战争年代，李贞将一个儿子托付给她抚养。李霁月多年忍饥挨冻，历尽艰辛把孩子养大成人。没想到就在临近解放时孩子高中毕业了，竟在一次游泳中不幸丧命。她为此内疚痛苦万分感到无颜见亲人，所以解放后虽然李贞谅解了她，一再派人接她去北京，她就是不去。这次来人还是奉命来接她的。按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如果去北京将军府处境必会好许多，但她仍坚持不肯去。以后的情形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她一人住在江东一间小破屋里，衣衫褴褛，瘦小佝偻，改正后病死时孑然一身。打盹几分钟受苦半辈子，你说冤不冤？

聋哑人高扬秋

他十岁那年因病而全聋半哑，久与之相处，可勉强听懂其结结巴巴的短语。解放前他靠卖黄泥河水谋生，与地下党员查微结识，被培养担任交通员，传递了许多秘密文件，无一闪失，不久加入了地下团。他没有上什么学堂，但聪明好学曾把字典抄写过三遍，练成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流畅，又擅长绘画。解放后先后在市总工会和市工人俱乐部(现工人文化宫)工作，多次被评为三好团员和先进工作者。1958年5月，反右斗争已近尾声，领导上却亲自找他苦口婆心动员：“你是团员，是党的助手，要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你又是残疾人，会有什么野心?尽管放心好了！”于是他写了张大字报，提出几条意见：

一、市总工会主席处理某件事欠缺民主协商，造成损失；二、某某干部系起义人员，在肃反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与政策不合；三、自己年轻，工作量大，粮食定量少了些，是否可增加一点。几天后就宣布他为右派。

在批斗会上大家声嘶力竭地讨伐，口号声如万炮齐发，他无动于衷雷打不动，左顾右盼不知所以。最后认为他顽固不化，从重处理，开除公职和团籍，被押送株州劳教。株州方面的人说衡阳人发癫了，坚决不收。他在株州只过了一夜就被退回。在衡阳劳教所一个管教人员叫他拉一车煤，他发现煤是公家的，却往那人的家里送，便愣头愣脑一本正经地提出抗议，得到的回报是加大劳动量。在一次用船运煤去车江镇时，要他一个人担两吨焦炭上船，又命他拉纤。烈日曝晒，汗流如雨，他拉了30多里水路，只吃到两个小馒头，晕倒在湘江河边。不谙世事，自作自受，你说蠢不蠢？当然后來活活被整死了。

工人李君健

1958年时他衡阳市二医院放射科工人，一生酷爱京剧，同事中的赵真琦、卓德章也有同样爱好。事有凑巧，赵有历史问题，卓是副院长、农工民主党成员、外科专家，本市有名的“一把刀”。这两人在反右斗争中，一个按反革命处理，一个判成了右派，于是李君健也跟着遭殃，主要罪名有二：一、与赵、卓关门听收音机，虽然实际上是欣赏京剧，却硬说他们结成了反党集团，在偷听敌台。二、李是单身公，一向不修边幅，对人说衣服难洗，特别是领子和袖子最脏，最难洗，便说他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二十多年后，给他下的改正通知上写道：对他改正的主要理由是划右时他系工人，而中央当时明文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准划右派。但是，此时他已四十四岁，时光不能倒流了，不是右派又怎样？白白受了几十年罪，敢去找专横不讲理的共产党吗？

少女梁秀春

1940年她出身于衡阳县确山乡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家庭，44年日寇入侵衡阳，4岁的她在逃难时散失在丛林里，如不是被人发现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1956年她就读于私立大刚会计学校，被地区百货分公司招去在秘书科当打字员。因眼睛不好，次年到祁阳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站柜台，或摇着拨浪鼓挑货下乡兜售。十七岁的少女天真浪漫，充满幻想。1957年全公司30多人已揪出14名右派，成绩名列全县。这个单位在揪斗右派有个创造，凡要揪某某人事先画好头像用白纸覆盖，临到批斗时才揭开。除夕那天小梁去上班，见墙上又贴出一张照例被遮盖着的头像。她抱着孩子似的好奇心，猜想着这排行第十五名者是谁。刚走近墙边就被人团团围住，揭开白纸一看正是她的头像。罪状是什么呢?

1957年10月正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运动。某日，一顾客递给她一卷纸，说是对公司提意见。她随口答应顺手代贴，原来是批评公司经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刘继波抛弃结发妻另觅新欢，是“新陈世美”。于是，便定她“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并且是“反党集团”成员。此外，她说过1954年粮食统购统多了，还发生捆绑吊打现象；农村互助组转初级社又升高级社，步子太快了；1956年肃反外调人员满天飞，差旅费开销太大，有些可用函调以节约开支。这样就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肃反运动”。她遭到辱骂殴打，遍体鳞伤，三天三夜连续批斗，逼她交代“反党集团”的头头，而她与那名顾客并不认识。她只有十七岁，上报的定案材料竟写成二十岁。她受到开除干籍留用察看、降薪的处分，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她不断申诉。到了1961年底，上级查明她的年龄确实被加了三岁，便作为特殊案件进行甄别改正，恢复了干籍，留了一个“留团察看一年”的尾巴。她被安排在白水百货批发部工作。到1968年底她临近分娩，又被揪出来，说“1957年划右派年龄不够，现在够了”。批斗会结束后一个小时，孩子呱呱落地。她再次受到降薪发配农村的处分。从少年到中年，梁秀春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而那个报复陷害无辜的公司经理却官运享通，步步高升。毛泽东治下的中囯就是如此，作恶的升官，干事的人受罪，变人为鬼比比皆是。

反右斗争已整整52年，至今仍“伟大正确”，“必要及时”，只是扩大化而已。不“平反”、不补工资、不赔偿，还不准提及，不知当局安的什么心，还要再搞一次“反右斗争”么？不知胡温的“和谐社会”对此有何解释？难道就算了吗！这笔欠账永远记在历史的铜柱上：反右斗争是共产党的一笔毁灭中华民族前程的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