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有更多人为维护香港的法治，为了建立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对政府权力施加更有力的限制，愿意牺牲一点儿个人的利益，去追求此共同的善。
戴耀庭
香港建制派的政客、文人、媒体和社团，常常用文革、大字报、红卫兵等名词来攻击香港的民主派和公民运动。这正是贼喊捉贼，在香港上演“港式文革”的，不是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正是习近平及其在香港的走卒。
雨伞运动让习近平和梁振英们认识到，大学乃是祸乱之源——正如当年的八九学运，也是从大学里面开始的。所以，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动作，企图清除大学的学术自由，让大学成为顺民的制造工厂。于是，港大首当其冲，遇到了文革式的袭击。而港大的劫难，也是香港的劫难。
李国章快来学习什么是文革
港大校委会在梁振英的操控之下践踏学术自由，封杀对支持占中的学者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港大学生忍无可忍，闯入会议室包围身兼行会成员的校委会成员李国章，指摘他「可耻」，李国章其后向记者形容是「香港文化大革命」。
李国章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是英国的太平绅士。但他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了解却只有小学生的水准，才会说出此种荒腔走板的话。既然香港回归中国十多年了，包括李国章在内的“一小撮高级港人”，就应当好好学习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作为中共祸国史之一部分的文革史，这样才能“从心灵深处回归祖国”。说不定还能从中国人民被中共掳掠和奴役的悲惨境况中，激发出对抗北京的极权专制的决心和勇气，并矢志不渝地捍卫香港的自由法治。
近年来，港台两地蔑视民主和民权的官员，常常用文革和红卫兵的典故来抹黑人民的反抗运动。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黄雨伞运动期间，此类声音不绝于耳。这跟北京八九学运期间，邓小平故意惊呼“文革再来”抹黑学生要求民主的游行示威十分相似。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受害者，邓小平当然知道一九八九年学生和市民自发的、以反腐败和促改革为目标的民主运动，跟毛泽东一手操纵的、以高层权力斗争为旨归的文革完全不同。但是，狡猾的邓小平故意用这种说法扭曲学运的本质，让从文革浩劫中幸存的民众支持其动用野战军大开杀戒。
这一次，李国章的计谋也从邓小平而来。他给港大学生自发的抗议扣上文革这顶帽子，仿佛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群自发造反的民粹分子。实际上，在共产党统治无远弗届的毛时代，学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党国的严密监控与规训。若非毛泽东特许学生“奉旨造反”，学生只能规规矩矩地读红宝书，哪敢乱说乱动？红卫兵中最残暴的“联动分子”，由有“内部消息”的高官显贵的子女组成，他们的抄家、杀人，当然是奉命而行。当他们将北京卷入血雨腥风之际，没有一个员警敢于干涉他们的暴行。
文革的本质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毛不甘于“退居二线”的境遇，利用学生和民众的造反，达成其一己之私，重新执掌党政军大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在其厚厚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指出，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斗争一样，文革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中国官方将文革解释成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最后决战”：一方是毛的正确路线，另一方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最后，刘少奇身败名裂、死不瞑目；毛泽东则大获全胜，成为民众顶礼膜拜的红太阳。
李国章不会不知道，香港确实发生过一次“小型文革”，即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动”。当时，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最初的工人运动演变成炸弹袭击等恐怖主义事件，香港一度陷入全城戒备。期间，一千九百三十六人被检控，约二百一十二名警务人员在内的八百零二人受伤，五十一人死亡，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电台主持林彬被左派暴徒烧死。如今，香港警队在撰写警队历史时，刻意抹去这个血腥的段落；但无数的证据清清楚楚地表明，北京当局是“六七暴动”的幕后操纵者。那么，无比厌恶文革的李国章，应当向北京追讨这笔没有偿还给香港的血债。
给港大空降一个党委书记？
当年，袁世凯在为是否复辟帝制拿不定主意时，袁家跛足公子袁克定，力主其父登基，如果父亲称帝，他便可以承继帝位。
但是，当时称帝已遭到一片骂声，若袁世凯在主流舆论的压力下半途而废怎么办？袁公子心生一计，伪造一份特别的《顺天时报》，天天登载拥赞帝制的文章，骗得老父亲心花怒放。刘成禹、张伯驹在《洪宪纪事诗》中咏叹说：“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这张“伪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滑稽万分的、仅供一人阅读的“错版”报。如果今天有人收藏，一定价值不菲。
今天的香港也有两份“伪报”，即《文汇报》和《大公报》。这两份报纸承袭了民国时代独立报纸的金字招牌，却是如假包换的《人民日报》之“海外版”。虽然没有一个香港读者自己掏钱买来阅读，其文章和观点却常常被中国官媒作为“香港民意”，进行“出口传内销”式的引用和传播。
《文汇报》上的那篇狠批港大外籍校长马斐森的评论便是如此。该评论指责马校长对校监梁振英「表达了抗拒态度…明目张胆的包庇『港独』」，还要「让港大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继续成为英国势力的一个顽固政治堡垒」。
帽子扣得不可谓不大，可惜经过雨伞花行动之后的香港，已经不是谈“独”色变的香港。香港独立已然是港人对香港未来的选项之一，更何况大学本该就是一个学术自由的“独立王国”。
《文汇报》的御用文人无知者无畏，以为校监如同中国的党委书记，是凌驾在校长之上的太上皇，可以对校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乃至像“老大哥”那样监控师生、发号施令。他们并不知晓，香港的大学校监制度源于英国，校监一般请资深政治人物、社会贤达或学界前辈担任，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象征性职位。如同英国女王不能干涉首相的工作，校监也不能干涉校长的工作。所以，马校长对梁校监何来“抗拒”之有？就连“被抗拒”的梁振英本人，在接受电台访问时，也乖乖承认校监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头衔，他本人无权干涉学校的内部事务。
习近平或许以为，只有让香港经历一次文革，香港人才能洗心革面、彻底归顺。他必须让香港像一块小小的马赛克那样，镶嵌进中国重新恢复的天朝体制之中。习近平对香港越来越不耐烦，若是发现校监无法完成掌控校务、消灭异己的任务，那么干脆将作为英国殖民遗产的校监制度加以取缔，直接空降视校长如奴仆的党委书记到港大，如此方能指挥若定、挥洒自如。港大党委书记，可以由宣称“香港教育局长要由中央监督”的陈佐洱担任，也可以让声称“香港政府适当时有责任立国安法”的前特首董建华屈就。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撰文分析了中国对全球民主化有六大消极影响：一、给世界威权国家树立榜样；二、间接推广威权主义价值观；三，在威权国家群集团扮演主要角色；四、试图破坏现存民主机构；五、帮助威权主义政权续存；六、试图重塑国际机构，抵制国际批评。在论述“中国试图破坏已存在的民主机构，压制民主在其有控制力的地区的发展”时，黎安友特别讨论了北京当局践踏香港的民主法治传统的恶劣作为，并希望民主世界不要对此袖手旁观。
是的，当北京向香港的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伸出黑手时，人们能无动于衷吗？香港学术自由的丧钟，不只是为香港的年轻一代而鸣。
打着黄雨伞去中国交流
港大副校长何立仁在港大学生会高桌晚宴上说，学生必须北上交流才可毕业，拟二零二二年全校推行，面对现场学生的质疑时，他甚至扬言说，“若你不想去大陆（交流），就不要来港大”。
香港社会还没有完全实现一国一制，香港的官僚系统乃至教育系统就已经落实了一国一制。香港难道只是中国的香港吗？香港更应当是世界的香港。中国只是港大学生去交流的选项之一，港大学生还可以选择去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交流。
何先生好像刚刚从员警部门调到大学任职，不脱刚毅英武、口无遮拦之性情，抛出一个单一选项来恐吓学生——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你们的下场就只能是那样。其言下之意是：既然香港社会已经与中国接轨，香港的大学又岂能继续以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标榜？你们不愿像中国的大学生那样乖乖听话，干脆就卷起铺盖回家去。
虽然习近平的“七不讲”在高瑜案中被当作“国家机密”，却在高等院校广为传达。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奉旨行事，号称要将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材清除出大学课堂。摄像头、监视器、武装员警，遍布中国大学各个角落。香港大学的学生，到这些如同监狱一般的大学交流，能获得何种成果呢？
美国开国之父、美国宪法的奠基人詹姆斯·麦迪逊说过：“自由和知识相互依存，互为最可靠的支持，有什么比它们更有启发意义或更合时宜呢？”或许，何副校长是“复仇者联盟”中不畏强敌的勇士之一员，他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是：港大学生理应打着黄雨伞去中国交流，让“六四”之后连死水微澜都没有的中国大学感受一下香港学生的生鲜活泼。
每个港大学生都可以将雨伞运动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中国“被牺牲的一代”和“被延误的一代”的大学生，让他们恢复“六四”屠杀之后消失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勇气和良知，让他们拒绝“蜗居”和“蚁居”的命运并奋起反抗不公正的社会体制。
那么，如今的港大北伐，比当年的黄埔军校北伐来，必定更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港大也必将因为带动中国民主化，而当之无愧地取代北大，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一所大学。
但是，如此交流还得先处理入境的难题：黄之锋和周永康等雄姿英发的香港青年人，是最有资格去中国交流的雨伞运动的核心人物，目前他们却被北京当局拒绝入境。既然何副校长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妨先北上说服北京方面放行。
以何副校长之羽扇纶巾、口才便给，习近平一定会礼贤下士、洗耳恭听，最后大笔一挥、大门一开，黄之锋和周永康们便可以到中国的数千所大学去现身说法、言传身教。那么，黄之锋和周永康就不仅仅仅香港的黄之锋和周永康，而成为中国的黄之锋和周永康，从而一鼓作气将当年王丹和吾尔开希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画上精彩的句号。
如果那样一天来临，作为这场地动山摇的交流运动的牵线者，何副校长也必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功臣之一。
除了用棍子打人，你们还有什么招数？
共产党统治的邪恶，不仅是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更是对人心的败坏。而对人心的败坏，首先是从对语言的败坏开始。中国将谎言与真理混淆起来，将有毒的辞汇和美丽的辞汇搅拌在一起，然后灌输到民众的精神世界里。
乔治·欧威尔在《政治和语言》一文中，揭示了语言的堕落对于建立和维护糟糕、压迫的政治有多么重要。但他也表明了我们可以回击权力的滥用者，因为压迫者正在使用我们得心应手的工具：单词。英国政治评论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向奥威尔致敬》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威尔》中如此评论说：“只有取决于作家保持干净的单词之镜。在一个媒体操纵严重的时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法学家陈文敏的副校长任命遭到否决，习近平认为自己大获全胜，而且这也是他绝对不能失败的重要一役：一所大学的副校长的任命都不能由北京掌控，北京怎么算是控制了整个香港？
百密一疏，参与会议的学生代表、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挺身揭露了校委会成员种种光怪陆离的否决理由，香港民众对学术自由被侵犯无不怒发冲冠。港大各学院院长、港大历届校友等纷纷发声，力挺坚持真理和正义的陈文敏，并呼吁受北京操控的校委会成员辞职。
以习近平的“凖红卫兵”（文革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早已被打倒，习近平是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是红卫兵欺凌、殴打的对象。有一次，习与好友聂卫平与一群红卫兵狭路相逢，他们只能拔腿就跑，这才免受拳脚之苦）的性格，从来不会认错道歉，而只会一路走到黑。
于是，习近平安排的亲中媒体、御用文人次第登场。陈文敏、冯敬恩成为众矢之的，宛如当年的彭定康那样的千古罪人。无良教师李辉自不量力，挑战陈文敏的学术成就；垃圾艺人王晶更是大放厥词，呼吁所有的雇主都不要给冯敬恩工作（结果富商郭兆明立即像冯敬恩抛出橄榄枝，邀请其毕业后到他旗下到任何一间公司工作）。
紧接着的批斗对象，就是支持陈文敏的洋人校长马斐森——白人当校长，本来就被习近平视为“港大之耻”，香港早已回归中国，校长为何不是中国人？在马斐森走马上任时，北京气得牙齿发痒，组织了一批爱国教授杯葛之，却未能成功。这一次，马斐森居然敢公开为陈文敏说话，还暗示背后有中央的黑手，这岂不是以下犯上，直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批判洋校长，不能局限于报章媒体。当港大学生在港铁港大A出口自发解释有关港大校委会否决陈文敏任副校长事件时，有标榜爱国的团体前去示威，谴责马斐森无资格成为香港大学校长，“诬陷我们的国家，贼喊捉贼”，并声言下次会带棍棒击打马斐森。
这一招数，一定是习近平亲手传授的。当年，红卫兵打死过不少校长和教师（参见学者王友琴所写的关于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事件的文章《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今天多打一个校长算得了什么？
习近平在文革中是被别人殴打和羞辱的对象，那段经历，却没有让他对中共的暴力政治有所反省和批判，反倒使他更坚定了成王败寇、物竞天择的法西斯理念。习近平不会文明地与对手辩论，而是用权力和暴力压倒对方。这一套理念，在其熬成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都畅行无阻，如今，又复制到了香港。
